上篇聊了下中华之道。这篇俺想说说道与法。这都是老词儿。古人称制度为“法”。中华之道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用老董的话说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俺对“中华之道”的理解是与老董不一样的（老董的名声也臭了），但对道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样的。失道则失根基，中华大厦必至动摇。我能找到的与“道”含义最接近的西方话语系统里的对应词语是“普世价值”。对“普世价值”的最浓缩的概括大概是“自由、平等、博爱”。就将其称为“西方之道”好了。俺不能将其称为“普世之道”，因为这么一说其地位价值自然就在“中华之道”之上了。现在姑且称其为西方之道。

道与法的关系是这样的：道具有永恒价值，是一个文明存在的基础和最核心的内容，就像一个生物体的DNA一样。法也就是制度，是从道衍生出来的，是服务于道的。法是而且应该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的，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所谓“与时俱进”。可见要进行“顶层制度设计”的关键是要明确这个制度所要服务的“道”，也就是一个文明的最高价值观。西方之道是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自由、平等、博爱”，中华之道却是命运多舛。到现在也没有个大家都认可的说法，甚至一度被认为可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要“普世价值”就好了。如是，中国的制度建设仍在深水区里艰难涉行，何去何从仍是众说纷纭。俺的观点是明确的，中华之道具有永恒价值，不可以被“普世”价值所取代。相反，必须要正本清源，确立为中国制度建设的根基、出发点，同时也是方向和目标。中华之道与“普世”价值并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华之道着眼点在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及文明的永续存在和发展，重整体，重长远。“普世”价值重在维护个人的尊严和自由，重个体，重局部。二者谁为主，谁为辅呢？当以中华之道为主，以“普世”价值为辅。因为整体大于局部，社会高于个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