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帖的故事和約瑟的故事有相似的地方，二個人都是寄居異邦後取得尊榮，進而惠及自己的同胞。這二個歷史故事的撰寫模式頗為接近，二者都沒有強調上帝以驚人的方式，例如降下十災，分開紅海，賜下嗎哪，以雲柱和火柱領路等等的神跡奇事來干預，而是注重在祂如何隱藏地處處眷顧和掌管。以斯帖記整卷書隻字不提上帝的名字，但上帝對猶太人的眷顧卻處處可見。在祂的掌管之下，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即使是在及其惡劣的形勢下，猶太民族仍然得以保全，救贖歷史不至於中斷[注85]。正如路得記中無一“愛”字，全書卻充滿了愛；以斯帖記中無一“神”字，卻充滿了神的作為！

  誠然，約瑟和以斯帖，還有末底改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曾被人陷害，而且險些被殺，但後來卻成為同胞的救贖媒介。可是，這二個故事有其基本的不同：上帝在約瑟的生命周遭是顯而易見的，連外邦的內臣，囚犯，司獄和法老王，都可以感受到“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創三十九2）”，而約瑟最後更是原諒出賣他的人。但是，在以斯帖記中，上帝卻是完全以沉默的角色出現[注86]，全書沒有“耶和華與末底改，以斯帖同在”，末底改和以斯帖也沒有原諒仇敵（七7），只見他們如何想盡人間的辦法，要使猶太人免於受害，進而屠殺敵人[注87]。難怪改教家馬丁路德認為，以斯帖記過分強調狹隘的民族主義。

  在第九章，作者借着交叉型結構，表現面臨滅族危機的猶太人如何在平反後進行報復[注88]：

    a） 得勝的景況（九1）

      b） 將得勝延伸全波斯帝國（九2-5）

        c） 在書珊城得勝的首日（九6-110）

          d） 以斯帖求更多得勝時機（九11-13）

        c'）在書珊城得勝的次日（九14-15）

      b'）將得勝延伸全波斯帝國（九16）

    a'）得勝的景況（九17-19）

  作者如此敘述和鋪排，好讓讀者看出屠殺敵人的事件所以擴大，是因為王后以斯帖向王祈求（見以上交叉型結構的核心 d）。曾經是“被害者”的以斯帖，抓住報復的機會，以“加害者”的姿態施展“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政治手腕[注89]。這點與約瑟乃至大衛等相比，實在相去甚遠[注90]。

  誠然，神的兒女可能會像末底改和以斯帖一樣，遇見不公平的逼迫，仇恨，背叛（太十21-25），正如耶穌所說，“我來不是要帶來和平，而是要挑起干戈（太十34）”。但是，以斯帖記也闡述上帝不可思議的眷顧，就連那些關心自己過於關心上帝的人（如末底改，以斯帖，還有這書的讀者，如你和我），遇見患難的時候，上帝仍然眷顧。書內雖然沒有“耶和華”的名字，卻沒有因此而遮蓋了這卷書的神學，反而更凸現了其強有力的神學主題---正如新約所說，我們蒙恩惠“不是按照我們的行為，而是按照祂的意旨和恩典（提後一9）”。祂的兒女遭遇患難的時候，仍然會得到祂隨時的幫助，正如使徒保羅所說，“我們縱然不相信，祂仍是信實的；因為祂不能否認自己（提後二13）”。儘管我們的靈性有黯淡的時候，神仍然在暗中施加憐憫---神愛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可愛，而是因為神是愛！

  但是，神的兒女不能把祂的保守，主內的平安和自由，當作放縱，犯罪和墮落的機會（加五13）。以斯帖記的問題不在上帝是否保守，眷顧祂的兒女，而在於她的兒女有否遵守“愛人如己”的誡命（加五14）。問題的關鍵，乃是在於如何遵守新約里耶酥的教訓，“你們倒要愛仇敵，善待他們（路六35）”，還有“但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些迫害你們的人禱告（太五44）”[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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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5：福音派學者Edward J.Young評論以斯帖記時指出，在末底改和以斯帖身上，神權式的精神（theocratic spirit）很脆弱。但是上帝借着此書來安慰被擄的百姓，說明了他們即使被擄外邦，上帝卻沒有離棄他們，仍然保守他們；《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Grand Rapids：Eerdmans，1953，p.349。

注86：F.B. Huey，Jr.認為“上帝以沉默顯示祂的不悅”；《Esther》，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ed.Frank E. Gaebelein，vol.4”，Grand Rapid：Zondervan，1988，p793。

注87：Orlando E.Costas，《The Subversiveness of Faith：A Paradigm for Doing Liberation Theology》，in Doing Theology in Today’s World：Essays in Honor of Kenneth S. kantzer，ed. John D. Woodbridge，Thomas Edward McComiskey，Grand Rapids：Zondervan，1991。

注88：Luter and Davis，《God behind Seen》，p。322。

注89：連保守的福音派學者Baldwin也認為，末底改和以斯帖“in seeking to run all their enemies to death ...... were positively blameworthy”，《Esther》，p.414。

注90：誠然，以色列自立國以來，就必須為自身的存亡同周圍的回教國家爭戰，很值得世人同情。但是，美籍猶太裔學者Marc H. Ellis的呼籲也值得深思，“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大屠殺的教訓？難道我們夜以繼日地用武裝直升飛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路易斯盼望，“希望被害者能自我反省，免得他日成為加害者”應當可以成為任何人和任何國家，種族的警惕。聖經的教導也是如此，“不要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十二21）”；《一個猶太人的反省》，梁永安譯，台北立緒文化，2005，p.3。

注91：Parry正確地指出，“福音派倫理學需要建立在全書，乃至整本聖經所呈現的宏觀救贖架構之上”；《Evangelicalism and Ethics》，p.164-193。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