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帖的故事和约瑟的故事有相似的地方，二个人都是寄居异邦后取得尊荣，进而惠及自己的同胞。这二个历史故事的撰写模式颇为接近，二者都没有强调上帝以惊人的方式，例如降下十灾，分开红海，赐下吗哪，以云柱和火柱领路等等的神迹奇事来干预，而是注重在祂如何隐藏地处处眷顾和掌管。以斯帖记整卷书只字不提上帝的名字，但上帝对犹太人的眷顾却处处可见。在祂的掌管之下，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即使是在及其恶劣的形势下，犹太民族仍然得以保全，救赎历史不至于中断[注85]。正如路得记中无一“爱”字，全书却充满了爱；以斯帖记中无一“神”字，却充满了神的作为！

  诚然，约瑟和以斯帖，还有末底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曾被人陷害，而且险些被杀，但后来却成为同胞的救赎媒介。可是，这二个故事有其基本的不同：上帝在约瑟的生命周遭是显而易见的，连外邦的内臣，囚犯，司狱和法老王，都可以感受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创三十九2）”，而约瑟最后更是原谅出卖他的人。但是，在以斯帖记中，上帝却是完全以沉默的角色出现[注86]，全书没有“耶和华与末底改，以斯帖同在”，末底改和以斯帖也没有原谅仇敌（七7），只见他们如何想尽人间的办法，要使犹太人免于受害，进而屠杀敌人[注87]。难怪改教家马丁路德认为，以斯帖记过分强调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第九章，作者借着交叉型结构，表现面临灭族危机的犹太人如何在平反后进行报复[注88]：

    a） 得胜的景况（九1）

      b） 将得胜延伸全波斯帝国（九2-5）

        c） 在书珊城得胜的首日（九6-110）

          d） 以斯帖求更多得胜时机（九11-13）

        c'）在书珊城得胜的次日（九14-15）

      b'）将得胜延伸全波斯帝国（九16）

    a'）得胜的景况（九17-19）

  作者如此叙述和铺排，好让读者看出屠杀敌人的事件所以扩大，是因为王后以斯帖向王祈求（见以上交叉型结构的核心 d）。曾经是“被害者”的以斯帖，抓住报复的机会，以“加害者”的姿态施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政治手腕[注89]。这点与约瑟乃至大卫等相比，实在相去甚远[注90]。

  诚然，神的儿女可能会像末底改和以斯帖一样，遇见不公平的逼迫，仇恨，背叛（太十21-25），正如耶稣所说，“我来不是要带来和平，而是要挑起干戈（太十34）”。但是，以斯帖记也阐述上帝不可思议的眷顾，就连那些关心自己过于关心上帝的人（如末底改，以斯帖，还有这书的读者，如你和我），遇见患难的时候，上帝仍然眷顾。书内虽然没有“耶和华”的名字，却没有因此而遮盖了这卷书的神学，反而更凸现了其强有力的神学主题---正如新约所说，我们蒙恩惠“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照祂的意旨和恩典（提后一9）”。祂的儿女遭遇患难的时候，仍然会得到祂随时的帮助，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纵然不相信，祂仍是信实的；因为祂不能否认自己（提后二13）”。尽管我们的灵性有黯淡的时候，神仍然在暗中施加怜悯---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神是爱！

  但是，神的儿女不能把祂的保守，主内的平安和自由，当作放纵，犯罪和堕落的机会（加五13）。以斯帖记的问题不在上帝是否保守，眷顾祂的儿女，而在于她的儿女有否遵守“爱人如己”的诫命（加五14）。问题的关键，乃是在于如何遵守新约里耶酥的教训，“你们倒要爱仇敌，善待他们（路六35）”，还有“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太五44）”[注91]。

=   =   =   =   =   =   =   =   =   =   =   =   =   =   =   =   =   =   =

注85：福音派学者Edward J.Young评论以斯帖记时指出，在末底改和以斯帖身上，神权式的精神（theocratic spirit）很脆弱。但是上帝借着此书来安慰被掳的百姓，说明了他们即使被掳外邦，上帝却没有离弃他们，仍然保守他们；《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Grand Rapids：Eerdmans，1953，p.349。

注86：F.B. Huey，Jr.认为“上帝以沉默显示祂的不悦”；《Esther》，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ed.Frank E. Gaebelein，vol.4”，Grand Rapid：Zondervan，1988，p793。

注87：Orlando E.Costas，《The Subversiveness of Faith：A Paradigm for Doing Liberation Theology》，in Doing Theology in Today’s World：Essays in Honor of Kenneth S. kantzer，ed. John D. Woodbridge，Thomas Edward McComiskey，Grand Rapids：Zondervan，1991。

注88：Luter and Davis，《God behind Seen》，p。322。

注89：连保守的福音派学者Baldwin也认为，末底改和以斯帖“in seeking to run all their enemies to death ...... were positively blameworthy”，《Esther》，p.414。

注90：诚然，以色列自立国以来，就必须为自身的存亡同周围的回教国家争战，很值得世人同情。但是，美籍犹太裔学者Marc H. Ellis的呼吁也值得深思，“身为犹太人，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压迫他人的民族？我们是否已经忘却自己一再努力宣扬大屠杀的教训？难道我们夜以继日地用武装直升飞机，火箭威吓甚至攻击巴勒斯坦城镇，为的是给后代子孙建立榜样？”路易斯盼望，“希望被害者能自我反省，免得他日成为加害者”应当可以成为任何人和任何国家，种族的警惕。圣经的教导也是如此，“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十二21）”；《一个犹太人的反省》，梁永安译，台北立绪文化，2005，p.3。

注91：Parry正确地指出，“福音派伦理学需要建立在全书，乃至整本圣经所呈现的宏观救赎架构之上”；《Evangelicalism and Ethics》，p.164-193。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