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盏灯火》（作者：沈宁，2013-07-06）
我到陕北乡下插队落户，一只提箱没装满，放个枕头填空，以免途中把箱子压坏。可是我带了两套书，所以箱子中主要就是书了。从六六年开始，红卫兵抄过我家好几次，从《莎士比亚全集》到《东周列国志》，从《林海雪原》到《毛选四卷》英文版，都被红卫兵们毁灭了，片纸无存，却阴错阳差，我留下了这两套书，并且带到陕北。
一套是《第三帝国兴亡》，父亲是翻译者之一，所以给了我一套保存。因为藏在我的书包里，红卫兵抄家也就漏网。另一套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跟别人借的，直到下乡也没还。当时兵荒马乱，谁也记不清谁借谁还，就算记得，也不敢来讨还，那是禁书，保存那书，被人知道要坐牢。 陕北是穷乡僻壤，老乡们日子过得凄惨，整天为填饱肚子忙碌，根本想不到生活中还有别的什么，也没有闲钱去关照吃以外的其他事。天色一暗，家家户户就关了门，大大小小都上了炕，蒙头大睡，或者日逼。我们这道沟里没有电，前后四个村子的人家，都点油灯，谁也舍不得多花钱买灯油。 因此我才悟出来，为什么从延安时期开始，人们要歌颂毛主席窑洞彻夜不熄的灯光，而且每每唱起会热泪盈眶。我小时候就觉得奇怪，晚上点个灯，有那么伟大么？我的父亲母亲，我认识的所有伯伯叔叔阿姨，个个都是每夜挑灯，读书写作，甚至通宵达旦，没有什么了不起。原来毛主席肯花那么多钱买灯油，就让陕北老乡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没想过，那些灯油都是老百姓上贡的，毛主席不花一分钱。 北京学生从小在城里长大，跟自己的父母们一样，没有晚上早睡的习惯，所以知青住的三孔窑洞，晚上总会点亮一阵油灯，而我的那盏油灯总是最后一个吹灭。老乡们常对我们摇头，叹气说：你们熬那些灯油倒是图个啥呢。 我并不图个啥，可我每天晚上非得读一会儿书。饭可以少吃点，灯油不能省。我带的两套书，在乡下插队的几年，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倒不准备做多么深入的研究，我只是渴望阅读。除了这两套书，就着昏黄的油灯，我还读过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甚至抄过一本算命书《诸葛武侯神机妙算》。每天只有面对书和纸，我才能够获得平静和满足，才能够意识到自我的保持，才记得我是谁。 这样大概过了一年多，总算跟同来插队的北京女八中同学熟悉一点，于是一个女生开始跟我谈论文学，跟我借《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从自己经验总结，百分之九十中学生都是白痴，除毛主席语录和高玉宝小说，或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别的什么都没看过，女生更是头发长见识短。没想到，这个女生居然去过贝多芬的音乐会，听过威尔第的歌剧，看过电影《魂断蓝桥》，那在中国都禁了几十年了，她知道这些名字就已经很了不起。于是我慢慢打听出来，她出生在香港，长到上初中才回内地。 我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最忌讳跟人讲家庭方面的事，一听人谈到家庭出身，我就赶紧躲开，只怕引到我身上。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所以我猜她的家庭出身也好不到哪儿去，大概资本家之类，所以她跟我一样，下乡插队。于是我暗暗观察，果然发现一个小组同班同学，别的女生都好像看不起她，话都懒得跟她说。这种经验我太丰富了，家庭出身不好，别人可以随便欺负。我能体会，她很孤独，所以她来找我说话。 同病相怜，我就多帮她些忙。我知道她有坐骨神经痛的病，轮她做饭的日子，我早早替她把水缸担满。有时我们在山上收工回村，顺便背庄稼或柴草，她背不动，走得慢，我特意留在人后，把她那份放在我背上，帮她背一阵，到了村边，再还给她背进村。就这，也没躲过老乡们的贼眼，闲话多起来。北京来的同学，也都对我们斜眼，说是鱼找鱼，虾找虾，青蛙找个癞蛤蟆。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有了自知之明：出身好的女孩子，工农兵干部党员家庭背景，没一个会看我一眼。家庭出身一般的人家，市民店员小职员家庭背景，也绝对不肯让我沾污了她们的清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姑娘，地富反坏右黑资家庭背景，自己本来就够难过，更不可能再背我这么一口黑锅。所以我从来没有做过美梦，没想过会获得哪个姑娘的垂青。 下乡插队之前，母亲有一次嘱咐我，独立生活了，交女朋友要小心。我觉得很可笑，你以为自己的儿子是个香饽饽。母亲不以为然，认为爱有神奇的力量，能冲破阶级或者门户的隔膜。当初她跟父亲的家庭差距就很大，可他们还是相爱了，而且结合了。这我能理解，如果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我当然也会得到那样的幸福。可我们眼下这是什么时代？全中国的女孩子，只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不爱红妆爱武装。 就算太阳从西边出来，真有个犯傻的姑娘，会看上我，我也不能去害人家。如果我不爱她，我不能只为能结个婚而去骗人家。如果我爱她，我更不能让她陪着我下九九八十一层地狱。如果我真爱她，我应该为她创造幸福，而跟随我生活，终生不会得到幸福。我知道得很清楚，命里注定，我没有恋爱的资格，我没有生活的权力。所以我从来不去想什么，也从来不去做什么。 然而在陕北的荒山野岭，她真的走到我身边。 很多夜晚，我们一起看书，一起回忆过去。我给她讲上海，她给我讲香港。我们谈论历史，谈论未来，谈论音乐，谈论电影，谈论诗歌，谈论生活。我的窑洞里，那盏跳动的油灯，熬了很多灯油，常常把两个年轻的身影，透射到墙壁上，时而聚合重叠，时而分离相对，前仰后合，手舞足蹈，颤动不停。好几次，我注意到墙上的影像，似乎意识到某种象征，我有些惊奇，也很感动。即使那只是海市蜃楼，对我也是足够的幸运，值得珍藏终生。 后来有一个晚上，我们相约，走过沟底小河，爬上对面山坡，远离人世，躲进荒野，并排坐在崖畔的草丛边，望着面前的山乡暗影，我轻声唱起舒伯特的小夜曲，她说她听过，是小提琴拉的，觉得很好听，所以听过好多次。 天很黑，一轮弯月悬在天际，照亮周围一片，几丝薄云在月边飘动。远近的山坡都看不真切，只因熟悉而彷佛认出模模糊糊的黑影。峡谷对面山坡的村庄，隐在黑黝黝之中，分辨不出哪里是村头的打谷场，那里是村中的饲养室。所有的人都睡了，没有一家窑洞还有亮，连北京学生住的窑洞也都漆黑一片。 我说：真希望世界永远这样沉睡，不再天明。她说：我也希望就这么呆着，享受寂静。我说：我生来不是一个冷酷的人，可是生活把我压迫得变形了。她不说话，仰起脸，望着我。我说：幸亏你，招回我的魂灵，要不我就变成一块冰冷的石头了。她说：不会，你喜欢看书。爱看书的人，一定充满幻想和热情。我说：所以也就有更多失望，怀着一颗永远痛苦的心。她说：有一天夜里，我忽然注意到，整个天地，一片漆黑，跟现在一样，只有你一个窗口，有一点昏黄的油灯光，飘飘忽忽。我就猜，你在看什么书，历史还是文学。 月光之下，我看见，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两粒晶莹的光点。我忽然意识到，我爱上她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意志力，能够自我控制，坚决不动情感，不去爱任何一个姑娘，不去爱她。但是我失败了，不知不觉，我爱上了她，我的初恋。我问自己，我怎么了？怎么可能？怎么得了？我找不到答案，可是我只能承认现实。 在那块贫瘠而荒芜的高原，爱情的小草执着地冲破坚硬的封冻，展示给大地和天空。在那个寂寞而惨淡的夜晚，爱情的光芒挣扎着穿透浓重的黑暗，照亮了肉体和灵魂。会爱，并不可恶，有爱，并不可耻，被爱，并不可羞。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人，这份爱的意味更加深刻，使我终于感受到自己青春生命的复苏。 她给母亲写信，报告我们的恋爱，于是一切都立刻结束。也是因此，我才知道，她的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跟我完全不同，我们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她确实出生在香港，那时她的父母都是中共干部，由廖承志领导，在香港做地下工作。直到她读完小学，父母身份暴露，才带她回到北京。她的父母然后在侨委工作，都是高干。文化大革命，她的父亲被打成叛徒，关了牛棚，发配江西。她的母亲没有被打倒，却主动跟去干校，所以她才跟同学们一起到陕北插队。 这样一个母亲，当然知道陶希圣是谁，也知道陶希圣在中共眼里是怎样的仇敌，更知道陶希圣的后代在中国将会有怎样的生活。她不能眼看自己的独生女儿，跟着陶希圣的后代过一辈子苦日子。通信争论到最后，她的母亲跟天下所有其他母亲一样，宣布只给女儿一个选择：妈妈还是情人。 我听完她的叙述，闭上眼睛，心沉下去，无尽无底，胸膛里一片空虚，一片漆黑。我本来早就晓得会这样结果，我本来早就不该开始这一场恋爱，我为什么不死心，还要去追求一弯水中明月，结果淹没自己。如果我没有那份奢想，没有那份激情，她现在不会在我面前痛哭，不会有任何悲伤。错的是我，害得她心碎，该抱歉的，不是她，而是我。可是现在，我能怎样补偿她？她爱我，她说的一切，都真实，我相信。我爱她，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只为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她能够得到终生幸福。至少，不给她制造更多的痛苦。 她做出了回答，她的母亲当即回到北京，找廖承志帮忙，官复原职，随即办妥她的返京手续，并为她安排好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份工作。于是她走了。 那个夜晚，我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木门的后面。炕沿上的油灯，无力地跳动几下，把我单独的一个头影斜射到墙上，暗淡而悲凉。从此，这里再也看不到两个重叠的影像。然后，油灯灭了，我没有再去点燃，墙上连一个头像也没有了。 那天之后，在乡下的所有夜晚，我都不再熬油点灯。虽然我还是无法早早入睡，但我只是默默地躺着，睁着双眼，注视前方无尽无休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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