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一定要坚持“和平胜于战争”的“和平派”的立场（Pacifist）[注92]，上帝在祂儿女有困难的时候，也有可能“出手”的，约书亚，大卫，约沙法等都曾在上帝的允许和带领之下投入战场；从出埃及记的十灾，我们也看到上帝透过摩西“出手”，救拔多年受苦的以色列民（出二23~三10）。“和平派”和“正义战争派”的观点必须按情况来决定[注93]。然而，从同是寄居外邦的但以理和三友都曾受陷害，冤屈，却让上帝自己“出手（但三，六章）”来看，以斯帖和末底改的做法明显不一样。后者没有让上帝“出手”，而是自己“出手”报复，于是上帝被挤出舞台之外，上帝不见了[注94]，正如本文开首引述Johannes Hoornbeek所说的一样。

   以色列民被掳之前，上帝早就透过先知耶利米劝诫他们，“我所使你們被掳到的那城，你們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耶二十九7）”。反观被掳之民以斯帖和末底改，在高升之后却仅仅“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十3）”，而这“好处”和“和平”更是建立在七万五千人丧命的基础上。平凡后若以报复作为对待仇敌的唯一方式，带来的往往仅仅是短暂的平安，被害者家属，亲友和同情者于他日也可能使用相同的报复手法，平安必成为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这是人间历史循环的写照[注95]，更是现今世界局势的写照[注96]。甘地曾说，“如果每个人都遵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全世界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无齿’和‘无眼’之徒。[注97]”可惜他的感叹仍然唤不醒人们总爱“自己出手”的心态。

  从以色列历史看，上帝确实会“出手”。当迦南人已是罪恶满盈（创十五16），上帝派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出手”；以色列和犹大长期违背上帝与之所立的约（王下十七；结二十三），上帝于是“出手”，派亚述和巴比伦审判以色列（赛十5-6）和犹大（赛三十九6-7）。但是当扮演“刑罚作恶者”的亚述（赛十7-19）和巴比伦（哈一5-11）“出手过重”，上帝也会亲自“出手”，亚述（那鸿书）和巴比伦（赛十三1~十四27；哈二4-8）也就成为上帝审判的对象。

  旧约的原则确实是人越多“出手”，上帝就越加隐藏；相反地，人越是等候上帝，上帝在祂的时间表中越可能“出手”。先知哈巴谷和末底改一样，都看到社会上的不公不义（哈一2-4，12-17），哈巴谷甚至上守望所向上帝诉冤（以斯帖记却没有记载末底改向上帝诉苦），但他因此看到掌权的上帝（哈二20）必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哈二6-19出现了五次“祸哉”）。原本愤愤不平的哈巴谷，反倒生出了信心（哈二4），因此，以哀歌开始的哈巴谷书，最后却以赞美结束（哈三章）。哈巴谷这份等候上帝“出手”的视野和信心，还成为新约保罗书信“因信称义”的旧约经文引据（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也奠定了新约中末世论的“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的神学基础（罗十二19；来十30）。

  以斯帖记的主角因为离开神本而走向世俗化，于是就开始了“替天行道”的历史轨迹，这在犹太历史中并非特例。主后70年，当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攻破后，犹太人面对罗马的镇压，大多走“从耶路撒冷通往马撒达（Masada）”的路线。领军的是奋锐党，他们一直顽强抵抗，直到主后73年马撒达（Masada）被征服，所有奋锐党最后以自杀来持守忠贞。但是这种“替天行道”，“洁身自爱”的路线并非最明智的抉择。

  Peter Graigie指出[注98]，奋锐党跟从马加比革命路线的解放神学方式所走的‘从耶路撒冷通往马撒达（Masada）’”的路线，并非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唯一的路线。还有另一条路线，“从耶路撒冷通往燕尼亚（Yavneh/Jannia）”，领军的Yohannan ben Zakkai在整个圣殿被毁之后，全心研读律法，于是就延续了犹太教的命运。这也是第一世纪末教会受罗马逼迫时，使徒们作走的路线---约翰就曾写下了《启示录》来安慰受患难的信徒[注99]。结果，罗马反被基督教“征服”了[注100]。

  正如Peter Graigie所指出的，神的儿女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退二难，乃是因为双重身份使然---既身为天国子民，也身为人间国度的子民，也就始终不能避免地上的战争[注101]。但是，Gordon J. Wenham正确地指出，不论从新约还是旧约来看，杀人和暴力并非上帝所喜悦的，因此神的儿女应该避免报复[注102]。现今犹太人如果想克服“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个扫罗后裔的心态，出路在于转移焦点：从末底改和哈曼的“报复”关系，从扫罗和亚甲王的“仇恨”关系，转移到扫罗和大卫的“饶恕”关系来重新解读。

  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报复的一个有力的理由，大卫比末底改和以斯帖更有理由“出手”。大卫打败哥利亚之后（撒上十七章）“功高震主”，嫉妒的扫罗透过女儿米甲为诱饵，儿子约拿单为探子（撒上十八章），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眼中的“假想敌”大卫。他甚至集结全国的精锐部队围剿大卫（撒上二十，二十四，二十六章），完全忘记于公于私（弹琴唱诗赶鬼）大卫乃是其恩人（撒上十六，十七章）。反过来，大卫从来没有因为无故被恨，被追杀，而想报一箭之仇，即使被赶逐到异地，在山洞，外邦之中过活（撒上十九~三十章），仍然放弃可以杀扫罗的机会（撒上二十四，二十六章）。及至扫罗死了，大卫对于扫罗的旧臣，将领，后裔，也是丝毫没有恶意（撒下一，三，四，九章）。果然，大卫等候上帝，上帝就亲自“出手”---接着死了的撒母耳的显现（撒上二十八）。

  其实，从末底改的家谱，我们发现他和示每的关系较之他与扫罗的关系要更近一些；在末底改的家谱中出现的乃是示每，而非扫罗（二5）。追溯历史，大卫和末底改可以有“世仇”的渊源，因为末底改的祖先就是嘲笑，咒骂，侮辱大卫的示每（撒下十六6-8），但是大卫并没有因为示每羞辱他而杀了示每（撒下十六9-13），反而因为示每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撒下十六5）而饶他一命。末底改这些示每的后裔，就是因为大卫原谅了扫罗而“保”下来的（二5），末底改和以斯帖得以存活，归功于大卫对示每的包容。示每的子孙末底改如果一定要报亚甲王的世仇，正像一个恶仆被主人免了一千万银子的债，却不肯原谅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太十八23-35）。

  严格地说，扫罗真正的敌人不是亚甲王，而是他自己。当初是他不听上帝的话（撒上十五1-23），留下了亚甲王，以致王位不保（撒上十五26-29）。连上帝都吩咐撒母耳不要为扫罗被弃而哀哭（撒上十六1），可见扫罗被弃不能迁怒于亚甲王，更不能迁怒于五百年后的哈曼。扫罗（和末底改，还有现在的犹太人）的根本问题是神学性（信仰）的，而非种族性，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的[注103]。示每的后裔末底改应该怪罪的不是亚甲王，而是不听上帝吩咐的祖先扫罗，因此他根本没有需要，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报仇。

总结：

  总起来说，以色列民族被掳后的三次归回，都不过是局部和短暂的。从被掳归回的文献（哈该书，撒迦利亚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和玛拉基书）看，以色列民在信仰，婚姻，事奉上都不完全，甚至有世俗化的趋势[注104]。这三次归回并没有达到耶利米（耶三十~三十三章），以西结（结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章）所盼望的；真正的归回是透过新约的耶稣才真正完成[注105]。如果没有圣经的末世视野，没有盼望弥赛亚第二次归回的眼光，就容易陷入犹太教“以眼还眼”，“自己动手”的牢笼。神的儿女受欺压时，应该让上帝透过耶稣二次的降临而“出手”，这才是解决“报复伦理学”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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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2：譬如Lois Barrent就持这个观点。她有门诺教会的背景，积极反对美国参加越战，也认为政府不需要建军。他们相信得胜的关键不是军力，而是信靠上帝。参见《The Way God Fight：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Testament》，Scottdale：Herald，1987，p.7

注93：Robin Gill把这个议题分成四组：1）全然军事；2）选择性军事；3）选择性和平；4）全然和平。其中除了第一项不是基督徒的选项，第二项和第三项是从康士坦丁大帝以后直到现今大部分信徒的选项；选择第四项的，有康士坦丁以前的教会和现代少许教派（如门诺，重洗，弟兄，贵格，耶和华见证人，等等）；参见《A Textbook of Christian Ethics》，Edinburgh：T & T Clark，1995，p.258-259。

注94：Marc H. Ellis如此感叹，从大屠杀后犹太人在信仰上称为不可知论者或者无神论者来看，以斯帖记没有“上帝”的名字似乎有相同的缘由，在只关心地上和信仰战争的犹太人（和世人）眼前，上帝不见了。参见《一个犹太人的反省》，梁永安译，台北立绪文化，2005，p.273-274。

注95：康来昌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加以引申，“教会和基督徒很容易被上帝城中的特色：庞大的势力，权力，能力所引诱，因而丢弃十字架，代之以十字军的力量去控制，征服和压制 ...... 教会历史就是这二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当十字架变为十字军》，台北雅歌，1997，p.10。

注96：当今国际政治局势不安的根源，表面上看起来是Samuel Huntington所主张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但骨子里却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心态在作崇：回教国家不满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引发911的恐怖袭击，也引发了美国继波斯湾战争后再一次攻击回教国家的惨烈行动；回教激进分子更想借此引发世界性的“十字军东征”，盼望胜过基督教国家的历史重演。

注97：“911”事件后美国轰炸阿富汗，反对“以战止战”的人士在倒塌的世贸大楼附近举牌示威，牌上的标语正是“Eye for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

注98：Peter Graigie，《The Problem of War in the Old Testament》，Grand Rapids：Eerdmans，1978，p.31-32。

注99：吴献章，《启示录导论》，基道出版社，2003，p.14-16。

注100：Will Durant在一本讨论“文明”的著述中下此结论：在人类所有记录中，最伟大的戏剧莫过于少数的基督徒被一个接一个的帝王所耻笑，逼迫。他们不屈不饶地忍受各样煎熬，在安静中成长，当仇敌制造混乱时，他们维持秩序，以言语对抗刀剑，在残暴下仍抱着希望。到了最后，这些人居然击败了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该撒大帝和耶稣基督在人间舞台上相遇，最后基督得胜。《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Part III：Caesar and Christ》，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44，p.652。

注101：Peter Graigie，《The Problem of War in the Old Testament》，Grand Rapids：Eerdmans，1978，p.102，108-112。另见吴献章，“基督徒的二国论”，《基督教论坛报》，2004-12-07，第十版。（Abraham Kuyper也说，“神儿女的冲突乃是二个世界观的冲突。）

注102：Gordon J. Wenham认为上帝虽然容忍暴力，但是到人间已经是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便会亲自“出手”，以维持祂的安息（创一1~二3）；在创世记三至六章之后，上帝就借着洪水行使审判（创七~八章）。《Story as Torah: Reading Old Testament Narrative Ethically》，Baker Academic，2004，p.153。

注103：Rabbi Meir Zlotowitz曾说过，“因着犹太人不拿这些战利品（九10，15，16），扫罗从亚玛力亚甲王的战利品所犯的罪（撒上十五9）就因此洗净了。”但是，这个观点与旧约的主张不符合，因为后代不能也不可能为祖先赎罪（结十八20）。《Esther：The Megillah》，booksnbagels.com，2000，p.121。

注104：Brueggemann跟从Jack Miles，主张被掳归回后上帝的“传记”和角色已经不像出埃及记时那样主动，这是的以色列民得“靠自己”了。《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p345。

注105：这个神学主体---“第二次出埃及”是透过弥赛亚耶稣而成就的，不仅是福音书的中心主题，也是旧约许多书卷的预言中心。参见吴献章，《天道圣经注释：以赛亚书（卷三）》，香港天道，2005，p.250-252。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