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北京文人的詩酒過從》（作者：陶慕寧，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我生於1951年初，這一年，父親陶君起由大眾創作研究會奉調進入新成立的中國戲曲研究院，月薪一百一十餘元，在當時可謂不菲。但因為上有祖父母，下有四個孩子需贍養，故並不寬裕。幸而父親常有稿費，多用來下飯館。父親出身蒙族貴胄，好美食，嗜煙酒，且對飲饌頗有研究，三十年代已有《饕餮廣志》《續志》《新志》載於北平報刊。我三四歲時已不畏酒，上小學前能啜二兩二鍋頭，彼時的二鍋頭是六十五度。

常來家裡與父親共飲的有景孤血、范鈞宏、金寄水等，景先生最年長，生於宣統二年（1910），旗姓瓜爾佳氏。七歲拜名儒馬述古為師，習詩古文辭，復入樊樊山門下學詩。少有文名，弱冠即被聘為《京報》主筆。范先生杭州人，大學時即酷愛京劇，為著名劇作家，京劇《九江口》《獵虎記》《楊門女將》《滿江紅》等皆出其筆下。金寄水先生則是睿親王多爾袞的十一世孫，詩才雋逸，道骨仙風，挺洗馬之姿，兼平原之藻。一九三九年，偽滿宗人府駐京辦誘勸他去“新京”承襲睿親王世爵，寄水先生斷然拒絕，回應：“我金某人縱然餓死長街，也絕不向石敬瑭輩稱臣。”

這幾位來家，往往帶些熟食，母親再添上一兩樣菜，父親打開一瓶二鍋頭，便開始邊聊邊飲，詩詞歌賦，說部戲曲，無所不談。偶爾聊得高興，便把我和哥哥喚到桌前，每人一小盅，看我們飲罄，金伯伯會夾一箸肉菜過來犒獎。父親有一次拍拍我的頭，說：“這小子行，能喝二兩。”可惜我那時只是垂髫之年，他們究竟聊了些什麼，已渾然忘卻。只記得范先生有個綽號“范小兒”，似乎是父親所取，曾在京城小範圍流行。竊忖應與戲曲中稱謂有關，又或因四人中范先生年最輕。一九八三年冬，我在南開讀研究生第二年，寒假回京拜謁寄水先生。寄水先生十分高興，談及不久前赴五台山開通俗文學會議，巧遇范先生，大喜過望，因悄聲喚“范小兒”。范先生大笑，隨即答曰：“現在可沒人敢叫我范小兒了。”八十年代初，大劫方止，百廢待興，戲曲界人才奇缺，像范先生這樣兼通戲曲文學、場上歌舞、流派行當的文人實屬鳳毛麟角，故講學著述、絳帳雲蒸，足跡所至，皆稱老師先生，罕有人知道這個外號了，縱然有人知道，除非像寄水先生這樣的故交，也確實沒人敢叫出口了。

父親生性孤傲，讀書刻苦，年輕時家中尚有書房，五間通貫，他便飽覽群籍，專攻經史。初中時已能用文言寫作。祖父又為他請了兩位老師，一為掛冠歸隱的湖南省長鄧正夫，舉人出身，精通宋學。一為齊燕銘之父齊景班先生，精研漢學。這就為後來家道中落，他以弱冠之年，能在北平賣文贍養全家奠定了學殖腹笥。父親談話時常常臧否時人，“某某學問不行”“某某解經大謬”。獨對景孤血先生欽佩不置，說“你景伯伯學問好、文章好”。景伯伯個子不高，膚色發黑，高度近視，眼鏡片很厚，一圈兒套着一圈兒。有一次三人來家中飲酒，聊得興起，多喝了點，出門時天已大黑。父親出門相送，路燈光線昏暗，電線杆倒映地上，景先生看做溝，縱身跳過。路經下一個電杆，再跳；父親、金、范三人忍笑不言，連跳了十餘道“溝”，始為說破。四人相顧大笑，後來“景孤血跳溝”的掌故便流傳開來。文人雅謔，自古而然，若貢父之供“皛飯”，東坡之食河豚，皆足以傳之後世，佐酒資談。

“文革”乍興，四人相繼遭厄，箇中尤以父親罪名昭著，蓋因其所著《京劇劇目初探》被江青點名為“大毒草”，遂以“反動文人”身份遭薙髮拘禁，遊街批鬥，小楷工筆的三百五十餘冊日記被付之一炬。一九七二年初謝世，亡年五十七歲。

這四位舊文人，集滿蒙漢三族，而相交莫逆。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寄水先生，從童年拜識直到先生晚年成為忘年交，竟達六十餘載。寄水先生生長於北京東城的睿王府內，十二歲時遷出，漸由世襲罔替之和碩親王裔孫降格為普通市民，三十年代賣文為生，與先嚴訂交。五十年代初，就職北京市文化局。寄水先生長身逸態，衣冠整潔，頭髮永遠一絲不亂，舉動間，帶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貴族氣質，。而實際上他的生活，卻是每況愈下，六十年代初，先生病腎，旋又離婚，攜子家騮從原來黑塔寺的樓居遷至崇文門外豆腐巷的八平米斗室，吳曉鈴先生為其取名曰“西廂”。“西廂”之偪仄竟至須拆除床頭護板才能勉強放下一張雙人床。室內一幾、一榻、一櫥，別無長物。寄水先生曾有詩記錄當時的生活狀況，起首為“三兩紅星酒，一包綠葉煙”，結句是“賽過小神仙”。真是“人方憂之，而回也不改其樂”。

我在北京四中讀到初二，值“文革”，無緣“造反”，乃成逍遙派。有一天閒的無聊，便循路到豆腐巷寄水先生家，此處原是馬連良的一處房產，如今已成大雜院，輾轉幾近院落，始抵“西廂”。我方驚異於房間的狹仄，寄水先生已親切地招呼我坐下，還為我沏了茶。剛剛問了父親的近況，門口有個老大娘高喊：“金大爺，讀報！”寄水先生匆忙答應，告訴我：“今天街道學習，要為胡同里的家庭婦女讀報紙。”囑咐我先看看書，等他回來。我先端詳了一會兒牆上寄水先生手書的放翁一聯“正欲清談逢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然後翻看床上散放的一堆線裝的《淵鑒類函》。約一小時，寄水先生拿着報紙回來了。我問：您怎麼連街道上的事兒也管？他說：“文化局的革命組織讓我提前退休，這年月留在單位反而不妙，倒是回家不惹是非。我已退了兩個月，街道上的積極分子不知從哪打聽出我是個大文化人，認字多，所以讓我給她們讀報紙。我這兒來人多，跟他們處好了沒壞處。”說話間，同院的鄰居又拿着一疊宣紙請金大爺寫輓聯，來人是京劇團的一個“流行”，不大識字，說是他母親去世。寄水先生不假思索，提筆寫了四副輓聯，看那字，兼有魏碑的樸拙和《聖教序》的勁媚。引得來人連連稱謝。

落日銜山的時候，“北昆”的李體揚、農業出版社的劉毓軒、衛生出版社的劉肇霖，還有一位中學教師，人稱“吳大詩人”的衣冠楚楚的胖子陸續來到，毓軒叔叔還帶來一隻熏兔，寄水先生連忙打發剛下班的家騮去紅橋市場買來鱔魚，他就在院中一隻蜂窩煤爐上親掌庖廚，做了一道炒鱔絲。他只是稍微沖了沖鱔魚，血絲都未洗淨，切絲爆炒。一邊對我說：“炒鱔絲油要熱，多擱料酒、多放芫荽、胡椒粉。”食之果然嫩爽香脆，回味無窮。我後來在全國各地許多有名的館子點過炒鱔絲，但從沒找到過那種味道。於是命名睿王府鱔絲，每年只做一次，嘗過的皆贊為極品。

幾道菜擺在院中的一張小矮桌上，寄水先生拿出一瓶二鍋頭，眾人便坐在小板凳上邊飲邊聊。先是一番閒話，接着“吳大詩人”取出自己新做的一首七律，工楷謄在宣紙上，不無得意地展示給眾人。座中有朗吟的，有稱許的，寄水先生卻只是微微笑了笑，未予置評。話題很快由詩入曲，“吳大詩人”問寄水先生崑曲有沒有板，寄水先生指着李體揚，說：“這兒有專家，你問他。”李體揚便說：“怎麼沒有?”邊說邊打着拍子唱起《牡丹亭·遊園》中的【皂羅袍】，“吳大詩人”搖頭晃腦地跟着唱，連聲讚嘆“美！美！”忽然問寄水先生：“您說什麼是美？”寄水先生說：“這問題得找大學教授，大學裡有專門研究美的。我不會講課，說不好。我只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美。賈寶玉就看林黛玉美，賈璉就覺得多姑娘美。”眾人都笑了。一會兒，紛紛談起單位的“運動”，說道老舍挨打的事。寄水先生說他當時就在老捨身邊，有人也點了他的名字，幸虧沒人響應，不然也要倒霉。“我是沾了不寫東西的便宜，沒幾個人知道我。”然後指着我：“他爸爸就吃了寫東西太多的虧，我勸他，他不聽。”稍事沉吟，便口占一絕:出身一問口難開，皮帶無情揍便挨。寄語超生泉下客，先查檔案後投胎。

夜幕四合，眾人相繼告辭，寄水先生獨把我留下，對我說：“你吳叔叔的詩都合律，就是沒有詩味。作詩本來不難，就是詞彙搬家，搬得好就像詩，合起來要有種韻致。當着人的面不能說人的詩不好，就像你到人家裡，主人給你沏茶，茶葉放多少，只能客隨主便，這是禮貌。回到家裡願意放多少放多少，完全憑自己的喜好。”我覺得有點玄妙，難以捉摸，又覺得有理。後來讀寄水先生在“牛棚”、“幹校”寫的打油詩，頗有神會，而且悟出了他曾對我說過的“打油詩其實不好寫，其他可以俗，但頸聯要雅”的道理。茲錄二首，以為收束：

勞動逢重九，臨風暗自嗟。只能挑白薯，不敢醉黃花。擔重吟肩瘦，途遙野徑斜。晚來筋骨痛，這是為甚嘛？

皮帶一聲響，牛棚住四年。腰彎頭頂地，臀聳眼朝天。面任千人唾，書難兩地傳。深更說夢話，如背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