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北京文人的诗酒过从》（作者：陶慕宁，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我生于1951年初，这一年，父亲陶君起由大众创作研究会奉调进入新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月薪一百一十余元，在当时可谓不菲。但因为上有祖父母，下有四个孩子需赡养，故并不宽裕。幸而父亲常有稿费，多用来下饭馆。父亲出身蒙族贵胄，好美食，嗜烟酒，且对饮馔颇有研究，三十年代已有《饕餮广志》《续志》《新志》载于北平报刊。我三四岁时已不畏酒，上小学前能啜二两二锅头，彼时的二锅头是六十五度。

常来家里与父亲共饮的有景孤血、范钧宏、金寄水等，景先生最年长，生于宣统二年（1910），旗姓瓜尔佳氏。七岁拜名儒马述古为师，习诗古文辞，复入樊樊山门下学诗。少有文名，弱冠即被聘为《京报》主笔。范先生杭州人，大学时即酷爱京剧，为著名剧作家，京剧《九江口》《猎虎记》《杨门女将》《满江红》等皆出其笔下。金寄水先生则是睿亲王多尔衮的十一世孙，诗才隽逸，道骨仙风，挺洗马之姿，兼平原之藻。一九三九年，伪满宗人府驻京办诱劝他去“新京”承袭睿亲王世爵，寄水先生断然拒绝，回应：“我金某人纵然饿死长街，也绝不向石敬瑭辈称臣。”

这几位来家，往往带些熟食，母亲再添上一两样菜，父亲打开一瓶二锅头，便开始边聊边饮，诗词歌赋，说部戏曲，无所不谈。偶尔聊得高兴，便把我和哥哥唤到桌前，每人一小盅，看我们饮罄，金伯伯会夹一箸肉菜过来犒奖。父亲有一次拍拍我的头，说：“这小子行，能喝二两。”可惜我那时只是垂髫之年，他们究竟聊了些什么，已浑然忘却。只记得范先生有个绰号“范小儿”，似乎是父亲所取，曾在京城小范围流行。窃忖应与戏曲中称谓有关，又或因四人中范先生年最轻。一九八三年冬，我在南开读研究生第二年，寒假回京拜谒寄水先生。寄水先生十分高兴，谈及不久前赴五台山开通俗文学会议，巧遇范先生，大喜过望，因悄声唤“范小儿”。范先生大笑，随即答曰：“现在可没人敢叫我范小儿了。”八十年代初，大劫方止，百废待兴，戏曲界人才奇缺，像范先生这样兼通戏曲文学、场上歌舞、流派行当的文人实属凤毛麟角，故讲学著述、绛帐云蒸，足迹所至，皆称老师先生，罕有人知道这个外号了，纵然有人知道，除非像寄水先生这样的故交，也确实没人敢叫出口了。

父亲生性孤傲，读书刻苦，年轻时家中尚有书房，五间通贯，他便饱览群籍，专攻经史。初中时已能用文言写作。祖父又为他请了两位老师，一为挂冠归隐的湖南省长邓正夫，举人出身，精通宋学。一为齐燕铭之父齐景班先生，精研汉学。这就为后来家道中落，他以弱冠之年，能在北平卖文赡养全家奠定了学殖腹笥。父亲谈话时常常臧否时人，“某某学问不行”“某某解经大谬”。独对景孤血先生钦佩不置，说“你景伯伯学问好、文章好”。景伯伯个子不高，肤色发黑，高度近视，眼镜片很厚，一圈儿套着一圈儿。有一次三人来家中饮酒，聊得兴起，多喝了点，出门时天已大黑。父亲出门相送，路灯光线昏暗，电线杆倒映地上，景先生看做沟，纵身跳过。路经下一个电杆，再跳；父亲、金、范三人忍笑不言，连跳了十余道“沟”，始为说破。四人相顾大笑，后来“景孤血跳沟”的掌故便流传开来。文人雅谑，自古而然，若贡父之供“皛饭”，东坡之食河豚，皆足以传之后世，佐酒资谈。

“文革”乍兴，四人相继遭厄，个中尤以父亲罪名昭著，盖因其所著《京剧剧目初探》被江青点名为“大毒草”，遂以“反动文人”身份遭薙发拘禁，游街批斗，小楷工笔的三百五十余册日记被付之一炬。一九七二年初谢世，亡年五十七岁。

这四位旧文人，集满蒙汉三族，而相交莫逆。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寄水先生，从童年拜识直到先生晚年成为忘年交，竟达六十余载。寄水先生生长于北京东城的睿王府内，十二岁时迁出，渐由世袭罔替之和硕亲王裔孙降格为普通市民，三十年代卖文为生，与先严订交。五十年代初，就职北京市文化局。寄水先生长身逸态，衣冠整洁，头发永远一丝不乱，举动间，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贵族气质，。而实际上他的生活，却是每况愈下，六十年代初，先生病肾，旋又离婚，携子家骝从原来黑塔寺的楼居迁至崇文门外豆腐巷的八平米斗室，吴晓铃先生为其取名曰“西厢”。“西厢”之偪仄竟至须拆除床头护板才能勉强放下一张双人床。室内一几、一榻、一橱，别无长物。寄水先生曾有诗记录当时的生活状况，起首为“三两红星酒，一包绿叶烟”，结句是“赛过小神仙”。真是“人方忧之，而回也不改其乐”。

我在北京四中读到初二，值“文革”，无缘“造反”，乃成逍遥派。有一天闲的无聊，便循路到豆腐巷寄水先生家，此处原是马连良的一处房产，如今已成大杂院，辗转几近院落，始抵“西厢”。我方惊异于房间的狭仄，寄水先生已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还为我沏了茶。刚刚问了父亲的近况，门口有个老大娘高喊：“金大爷，读报！”寄水先生匆忙答应，告诉我：“今天街道学习，要为胡同里的家庭妇女读报纸。”嘱咐我先看看书，等他回来。我先端详了一会儿墙上寄水先生手书的放翁一联“正欲清谈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然后翻看床上散放的一堆线装的《渊鉴类函》。约一小时，寄水先生拿着报纸回来了。我问：您怎么连街道上的事儿也管？他说：“文化局的革命组织让我提前退休，这年月留在单位反而不妙，倒是回家不惹是非。我已退了两个月，街道上的积极分子不知从哪打听出我是个大文化人，认字多，所以让我给她们读报纸。我这儿来人多，跟他们处好了没坏处。”说话间，同院的邻居又拿着一叠宣纸请金大爷写挽联，来人是京剧团的一个“流行”，不大识字，说是他母亲去世。寄水先生不假思索，提笔写了四副挽联，看那字，兼有魏碑的朴拙和《圣教序》的劲媚。引得来人连连称谢。

落日衔山的时候，“北昆”的李体扬、农业出版社的刘毓轩、卫生出版社的刘肇霖，还有一位中学教师，人称“吴大诗人”的衣冠楚楚的胖子陆续来到，毓轩叔叔还带来一只熏兔，寄水先生连忙打发刚下班的家骝去红桥市场买来鳝鱼，他就在院中一只蜂窝煤炉上亲掌庖厨，做了一道炒鳝丝。他只是稍微冲了冲鳝鱼，血丝都未洗净，切丝爆炒。一边对我说：“炒鳝丝油要热，多搁料酒、多放芫荽、胡椒粉。”食之果然嫩爽香脆，回味无穷。我后来在全国各地许多有名的馆子点过炒鳝丝，但从没找到过那种味道。于是命名睿王府鳝丝，每年只做一次，尝过的皆赞为极品。

几道菜摆在院中的一张小矮桌上，寄水先生拿出一瓶二锅头，众人便坐在小板凳上边饮边聊。先是一番闲话，接着“吴大诗人”取出自己新做的一首七律，工楷誊在宣纸上，不无得意地展示给众人。座中有朗吟的，有称许的，寄水先生却只是微微笑了笑，未予置评。话题很快由诗入曲，“吴大诗人”问寄水先生昆曲有没有板，寄水先生指着李体扬，说：“这儿有专家，你问他。”李体扬便说：“怎么没有?”边说边打着拍子唱起《牡丹亭·游园》中的【皂罗袍】，“吴大诗人”摇头晃脑地跟着唱，连声赞叹“美！美！”忽然问寄水先生：“您说什么是美？”寄水先生说：“这问题得找大学教授，大学里有专门研究美的。我不会讲课，说不好。我只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美。贾宝玉就看林黛玉美，贾琏就觉得多姑娘美。”众人都笑了。一会儿，纷纷谈起单位的“运动”，说道老舍挨打的事。寄水先生说他当时就在老舍身边，有人也点了他的名字，幸亏没人响应，不然也要倒霉。“我是沾了不写东西的便宜，没几个人知道我。”然后指着我：“他爸爸就吃了写东西太多的亏，我劝他，他不听。”稍事沉吟，便口占一绝:出身一问口难开，皮带无情揍便挨。寄语超生泉下客，先查档案后投胎。

夜幕四合，众人相继告辞，寄水先生独把我留下，对我说：“你吴叔叔的诗都合律，就是没有诗味。作诗本来不难，就是词汇搬家，搬得好就像诗，合起来要有种韵致。当着人的面不能说人的诗不好，就像你到人家里，主人给你沏茶，茶叶放多少，只能客随主便，这是礼貌。回到家里愿意放多少放多少，完全凭自己的喜好。”我觉得有点玄妙，难以捉摸，又觉得有理。后来读寄水先生在“牛棚”、“干校”写的打油诗，颇有神会，而且悟出了他曾对我说过的“打油诗其实不好写，其他可以俗，但颈联要雅”的道理。兹录二首，以为收束：

劳动逢重九，临风暗自嗟。只能挑白薯，不敢醉黄花。担重吟肩瘦，途遥野径斜。晚来筋骨痛，这是为甚嘛？

皮带一声响，牛棚住四年。腰弯头顶地，臀耸眼朝天。面任千人唾，书难两地传。深更说梦话，如背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