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二代视角：知青该不该忏悔》（作者：冉正宝） 
我只能用荒二代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这样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荒二代来说才是可以驾驭的。 “如果一个人犯罪，其他九十九个人也要一起忏悔，这难道不荒唐吗？” 先回到忏悔的原点，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忏悔。 忏悔其实是一个宗教用语，人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的内心和行为，从中找到恶念和不良之举，然后誓言改正。这种忏悔带着“原罪”性质，即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再完美的人都要学会忏悔。宗教忏悔强调的是，即使你没有罪，也要虔诚地祷告和忏悔，以求得现世的心安和来生的完美。后来忏悔演变成民间的一种普遍行为，当人真的犯了错并有了罪恶感后，除了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也可以面对另外一个人或群体之间发出真诚的悔过之意。 
上海知青陶建义老师的忏悔是世俗层面的。他们一群知青在文革期间狠狠批斗过一个被定为富农成分的50多岁铁匠，这个老铁匠后来被整得实在扛不住了，就在一天深夜自缢身亡。事情就此打住可能忏悔的理由和色彩都不够充分浓重，因为那个疯狂的年代这样的悲剧比比皆是，大作家老舍不就投湖自杀了吗，如果要列名人的名单可以一大串，那么无名的地富反坏右们呢？恐怕不是一大串了。 可接下来他们做了一件中国传统观念中“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些义愤填膺的知青赶到掩埋老铁匠尸骨的林子里，将他的坟墓掘开，棺材拉出，再把尸体直接扔进坑里埋了，然后将棺材劈碎拉回宿舍烧了炕！陶老师为此忏悔到：“现在回忆起当时我们所做的孽，后悔不已。而这家人对我们置其亲人于死地的暴行没有丝毫的抱怨，是多么宽容啊！30多年过后，我们只能在此请求他们的宽恕了。” 陶老师是勇敢的，敢于面对曾经犯过的错，没有狡猾地把错误的根由归结于那个已经摸不着的文革时代。他们间接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直接毁掉了这个人死后的尊严，但他们却没有触犯法律，没有经受牢狱之苦，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内心没有负罪感，这可不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过后承认改正就罢了，其实他们一直在承受着精神牢狱之苦，他们自己为自己补上了曾经缺位的惩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所要表达的结果如出一辙。 
同样希望忏悔的人还有一些，比如北京知青王克明老师，他曾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30年后他终于鼓足勇气走进74岁老人谷志有的窑洞，表达了迟到的歉意。王老师不仅自己忏悔，还组织了一份有32个名字的忏悔者名单，准备出一本《我们忏悔》的书，祈求宽恕，以此赎罪。可是几年过去了，这本书始终没有正式出版，因为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质疑声：知青该不该忏悔？ 发出质疑声并且表明态度的大都是知青群体本身，这就说明了忏悔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行为，我想忏悔是我的事情，是心灵觉悟的必然显像，而我应不应该忏悔也是我的事情，是心灵挣扎后做出的最后判断，因此要充分尊重知青的心灵的选择，用文革式的强迫是不合适的。作为60后的荒二代，目睹和感受了知青的到来和离开，心灵深处也自然会有相应的一种判断。 知青是伴随文革而来又伴随文革结束而去的，每一个60后都是和知青一起度过那个疯狂而不可思议的文化大革命的，只是那时我们还小，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把当时的一些画面储存在记忆的深处，而他们是参与这场史无前例革命的主力军，既然是“史无前例”，那么他们一定也是懵懵懂懂的吧。可他们在文革中具体做了什么，小孩子大都不会知道，因为在我们眼里那是个大人们玩的游戏，大人就是大人，我们很难把知青从中识别出来。 
那时营里经常会有批斗大会，一般都在位于营部中心的大礼堂举行，我们红小兵肯定是要参加的了，也要和大人们一起振臂高呼拥护谁或打到谁的口号。我因为声音洪亮而作为小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过一次，发言内容一点也没有印象，只记得因为个子矮，走到高高的讲台时只露了一个黑黑的脑顶，引起台下一片哄笑，主持人连忙找了一个东西垫在我的脚下，我才把脸露出来。那时我只知道会议的组织者是营里的领导，而那时营领导中哪有知青呢？ 最爱看的是解放汽车拉着一帮“坏人”接受批斗的场面。他们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姓名和罪名，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稍一抬头就会被押解人员“啪啪啪”地狠打几下，打得我们小孩子也很害怕那些押解人员。汽车上站的那些大人都是谁，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分子”和“流氓犯”，我是难以理解的，更不会在意那些凶恶的押解人员或者批斗者中谁是知青，谁不是知青。我们只会跟着喊口号，把从电影和小人书中积蓄的愤怒全部释放出来。 把这些画面从脑海中简单复述下来，是想说明一个个体认识，在北大荒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知青插队的农村，制造一个个荒谬场景的绝不是知青这一个群体，他们不是农场（农村）的主体和领导者，他们其实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其中的一些人参与了其中，“做了帮凶”，犯下了应该忏悔的罪，但绝对不是这个群体。如果单单把这个群体拉出来忏悔，那么其他群体呢？如果一个人犯罪，其他九十九个人也要一起忏悔，这难道不荒唐吗？ “按理来说一个孩子会对恐怖的制造者产生天然的恐惧，可我却因为这个参与者是个知青而没有了恐惧感。” 我的记忆里只存留了一个有知青参与的暴力场面。一次到大礼堂去玩，看到一帮大人在抓一个“坏人”，这个“坏人”极力挣脱，嘴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我对杀猪声是比较敏感的，分场逢年过节都要杀猪，那种凄厉的嘶吼带着绝望，也会引发人的绝望感，因此我打心里讨厌那种声音。可那个“坏人”发出的声音竟然和要被杀的猪一样，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十分的恐惧。 
可最令我恐惧的画面是接下来一个大人跑到墙角抓起一大把尘土，径直灌入了那个“坏人”的嘴里。我的记忆在这里放慢了，画面中面向我的那张嘴微微要闭，可因为满嘴灰尘喘不上气儿来，又大大地张开了，“杀猪声”停止了，我的记忆也在此戛然而止。后来那个被抓的“坏人”我经常在路上碰见，黑瘦的脸庞上总是挂着蔑视的微笑，我不敢直视他。而在抓人者中，有一个脸上有麻点的知青，后来我知道了他是哪个城市的，可我不怕他，也敢直视他。 按理来说一个孩子会对恐怖的制造者产生天然的恐惧，可我却因为这个参与者是个知青而没有了恐惧感，这或许能说明知青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友善的，讲道理的，风趣的，有文化知识的，是叫我喜欢和崇拜的。我没有因为一个或几个知青的“错误”，而在潜意识中把那些负面的认识迁移到其他知青身上，相反我一直喜欢这个群体，甚至小小的年纪还会跟他们打嘴仗：一个姓纪的天津女知青，脸上有一颗很明显的痣，她有一个外号叫“纪大胆”，遇到她叫我母亲的外号“老母鸡”时，我就会围着她反复喊“纪大胆”，她追逗我，我就像一只小鸡一样又跳又飞，那个场面回忆起来是很有趣和温馨的。 知青在我的记忆深处是个褒义词，他们给予我的东西太多，除了那些当过我们老师的知青外，还有很多知青用他们的文化知识和不一样的见识，熏染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和姐姐最喜欢听北京知青石长宝叔叔讲故事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给我们讲的《一千零一夜》。有时他到我家吃饭，负责烧火，我们就围着他听故事。他的声音不大，但语调有起有伏，因为故事引人入胜，我甚至忽略了他的京腔京韵。我喜欢看火光在他的镜片上忽闪忽闪的样子，感觉里面充满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旷世秘密。 石长宝叔叔和我家的友谊从来没有断过，返城以后每年我最盼的事情之一就是年前他邮来的电影挂历，还有一纸箱挂面、糖果等城市里才有的东西。2006年我和父亲去了北京，到了他的家，他把最好的酒拿出来招待我们。2015年他终于又重新回到北大荒，住在我的家里，又吃上了我母亲亲手包的又大又香的山东大饺子。 北京知青王栢树叔叔知道我喜欢摆弄收音机和一些电线之类的玩意，返城后特意给我寄来一大包电子元件，主要是大大小小的二极管和电阻丝，我用这些东西土法自制了所谓的“收音机”。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后来还给我邮寄了那时农场比较少见的录音磁带，有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曲，让我第一次清晰地听到以前只能从“敌台偷听”包含杂波的流行歌曲。后来我疯狂地模仿刘文正的唱腔，在大学和县里的歌唱比赛中都拿过比较好的成绩。 2008年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就把父亲叫来玩，见到了在修配所做过他徒弟的知青刘闯叔叔和王为民叔叔。我只是坐在一边听他们静静地聊往事。虽然过了将近30年，但见了面我对他们一点陌生感都没有，觉得亲切无比。刘叔叔以为父亲是来上海看病的，还特意带了一万元钱来见我们。第二天刘叔叔领着他的“老师傅”去了华联商场，郑重地给父亲挑选了一件夹克衫。 知青群体一直就是以这种感情牵连珍存在我的记忆中的，石长宝叔叔、王栢树叔叔和刘闯叔叔等在北大荒下乡的10年岁月里，都是本本分分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学习，安安稳稳地生活的，石叔叔还和我的数学老师、北京知青刘云楼阿姨在北大荒结为连理，并生出了他们的后代、也和我同样是荒二代的乖巧女儿。他们才是荒二代心中的绝大多数，他们需要忏悔什么？ “最应该忏悔的人是谁？而谁应该代表知青在时代层面忏悔？” 我不反对知青的忏悔，那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和权利，我也理解同为知青的着名作家张抗抗的观点——知青应该忏悔：“如果知青能够正视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正视自己的狂妄自大和胆怯懦弱，正视自己的虚荣和野心，正视自己的私欲和利己动机，知青便没有权利认为所有错误和罪孽都是时代造成的；知青不仅是受害者，在受害的同时，为了摆脱苦难，知青彼此之间的残害争斗，甚至波及到周围的人，直至互相的戕害。” 
张抗抗阿姨的忏悔动机显然是不希望知青群体一股脑把造成“知青运动”灾难的原因，推给社会和时代，她自省自觉地认为要有一些人为一些人的错误埋单，进而从更高的层面希望这样的事情、这种历史悲剧不要再在中华大地上愚蠢地上演。 而着名知青作家梁晓声，也想通过知青文学封笔之作《返城年代》，表达一代人的忏悔与自我救赎。《返城年代》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一群插队的知青姑娘，硬要进被挖空的煤山伐木，找猴头菇。领路的老工人为了她们的安全，只带大家在边缘地区伐些枯木，却因此被知青们记恨，故意撞瘸了他一条腿。直到老人死去，肇事的姑娘始终没有道歉。 这个肇事的姑娘应不应该向那个死去的老人道歉和忏悔，这是她的选择，梁晓声或者说张抗抗们是从作家的层面考虑到了知青的社会责任，把“忏悔”与“责任”放到天平的两端，想要从中达到一种平衡，既对得起良心，又对得起历史。可是这太难了，对于大多数投身农村建设的知青来说，他们勤勤恳恳，又无权无势，一些的确有错有罪的人站出来进行世俗忏悔已经足够，为什么一定要跟着“知青群体”一起忏悔？最应该忏悔的人是谁？而谁应该代表知青在时代层面忏悔？不是每个知青都需要忏悔，相反，还要接受来自荒二代和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荒一代的感谢和祝福，知青促成了荒二代命运的改变，给了我们文明的曙光，可知青们并没有把这些功劳记在自己的身上。 
而今知青叔叔和阿姨们都退休了，大都60多岁了，正是人生中阅历丰富、情感充沛、返璞归真的黄金时期。为什么他们的聚会越来越频繁？为什么他们要回到青年时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看看？为什么他们深深地眷恋着那片特殊的土地？因为他们没有对自己的青春和那片土地犯下可以忏悔的罪。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人人背负忏悔之心，还有想相聚和重回故地的心情吗？如果他们的青春岁月不纯洁，而今他们还能一如既往地纯洁相待吗？如果留在他们记忆深处的是一起打砸抢烧，那么他们相聚的意义又是什么？
后记： 我只能用荒二代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这样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荒二代来说才是可以驾驭的。历史的真实有时是存在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记忆深处的，当我们忽略自我而去追寻大众心目中所谓的正确、科学和客观时，也许真实就会偷偷地溜走了，带着嘲讽的微笑。 我们的世界不能忽略个体的感受，在别人的叙事中寻找真相有时是痴人说梦。 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圆的，没有谁可以拉直一个问号，每个人都有权利沿着这个圆切出自己的问号和答案，因此也就给了每个人寻找和接受喜欢的那个答案的可能。
【文摘自《老知青家园》：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A3OTEwMA==&mid=2651455033&idx=2&sn=8232db6d1ec520234a858a2c77116c6a&chksm=804a04aab73d8dbc0782e62e88019097ee6741101224aa3a07e3f9743359dc797c52e1a39b2c#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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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新约·福音书》中说：“你們要悔改，相信福音！”（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7节，《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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