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讨论引来了以斯帖记与旧约神学相关的一些问题：以斯帖记记载了几个世俗心态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为何它仍然被放在圣经里？以斯帖记的写作目的究竟何在呢？学者的看法大约有四[注73]：

  1）解释普珥节的来历（支持者有Paton，Keil，Anderson，Schultz，Berlin[注74]，Walter Brueggemann[注75]）；

  2）叙述犹太人脱离政治危机（支持者有Pfeiffer）；

  3）预言并预表十字架（以斯帖预表马利亚，哈曼所立的木架预表十字架；支持者有Carthusiani，Ferns，Serarii，等）；

  4）述说上帝的主权以及祂对百姓的眷顾（支持者有Young，Harrison，Childs，Huey，和大部分其他学者）。

  以斯帖记和路得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五卷合称为弥基录（Megillah；scrolls）都是用于节庆（雅歌用于逾越节，路得记用于五旬节，耶利米哀歌用于纪念耶城被毁的亚毕月第九日诵读，传道书则诵读于住棚节）。以斯帖记被列在哀歌之后，提供了庆典气氛，让读者从黯淡和哀愁之中迅即转向欢欣喜乐[注76]。

  另外，从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看，一些学者视以斯帖有如亚伯拉罕，约瑟，大卫，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那样，都是忠于上帝，忠于民族的人，甚至可以为他人牺牲生命[注77]。此书卷确实可以为偏重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带来（东方和非洲社会所具有的）团体之爱的强烈启示，赞成（Waldemar Janzen）还借此发展出所谓“家庭典范（familial paradigm）转移”的伦理模式[注78]。

  如果从圣经的神学角度看，这书除了在修辞方面运用了押韵，谐音，平行，对称，夸张等手法，也注重故事的布局，情节，排场，讥讽和伏笔，使整卷书蕴藏着丰富的文学气息。作者特别透过出现多次的筵席，包括开首亚哈随鲁王出征希腊前所摆设的筵席（一3，5），剧中间以斯帖摆设的二次筵席（五4，七1），以及结尾为庆祝普珥节而摆设的筵席（九17-19，21-22），使得剧情的发展出人意料。我们可以回顾以下情节：

   1）瓦实提下台和以斯帖上台封后（其中【恩慈 חֶ֣סֶד】屡屡出现，见二9，15，17，五2，八4-5）。

  2）末底改偶然听到王的仇敌对话（二19-23），留下日后以色列人得救的伏笔（六1-14）。

  3）亚哈随鲁王，哈曼在一月择定十二月灭绝犹太人（三7，13），犹太人因而有时间回应。

  4）以斯帖违例见王（四11），本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却蒙王施恩（五1-2），又得到王承诺满足她所要求的（五3-8）。

  5）以斯帖在第一次筵席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五1-8），给全书最关键的时刻---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的时刻（六1）---带来（上帝）超然涉入的机会，让受压制的犹太子民（五9-14）得到（上帝“出手”后的）平反。这正是全书的交叉形架构的核心，显出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注79]。

  6）哈曼为末底改制造的木架（五14），却成了自己的刑具（七9-10）。哈曼立了五丈高的木架，原想求王将末底改挂在其上，最后被挂的却是自己。

  7）“十三”本为哈曼所择的吉日（三13），却成为他儿子被杀的日子（九1-14）。

  8）正当犹太人的仇敌想要灭绝犹太人的时候（三章），犹太人反而杀了他们所有的仇敌（九章）。

  9）先前哈曼想要害末底改（三6），事后末底改反而得尊荣（八2，十2-3）。

  10）连串的“巧合”：犹太人即将遭灭族之祸的时候（三章），以斯帖正好是当时的王后（四章）。王睡不着觉的那夜，正好是以斯帖求助之前（五~六章），也正好是哈曼想铲除末底改之时（六3-7），甚至连哈曼的妻子似乎也与哈曼必败的伏笔相扣（六13）。另外，那位愤怒的王回到设宴的地方时，正值哈曼伏在以斯帖的榻上，此举被王理解为非礼王后（七7-8），于是下令把哈曼挂在木架上（七9-10）[注80]。

  这些戏剧性的巧合，说明了历史发展的背后乃是神的作为[注81]。一些关心宇宙（cosmos）和群体（community）的学者，主张我们按圣经中不仅要看到道德的个人层次，更应该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注82]。他们强调以斯帖记表彰了“解救同族，关心群体，免于灭亡”的信息，正如亚伯拉罕信靠上帝，于是就成为将来的立约群体的幸福源头；又如大卫信靠上帝，带领犹太人争战和敬拜上帝，使跟从者同样蒙福。“圣经所标示的道德，不仅仅注重人与上帝的关系，也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这个看法确实有登山宝训可以佐证（太五13-16）。但是，从全书文学修辞技巧所传递的神学信息看（所谓文以载道），以斯帖记所阐述的，不（仅）是以斯帖解救族人的伟大事迹[注83]，更非支持解放神学的“铁证”[注84]。这书的目的乃是为彰显一位伟大的神，即使祂的子民堕入世俗的网罗，祂仍然纪念祂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继续显出祂的信实和保守。

  因此，在以上所提的四种神学目的之中，除了预言，预表十字架的已经被当今旧约学者摒弃之外，另外的二种看法，即解释普珥节来源的，和叙述犹太人脱离政治危机的，多少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支持的经文。然而，从全书的文学特征看，仍以传统的观点---述说上帝的主权以及祂对百姓的眷顾，才是最核心的神学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

注73：从略

注74：  Adele Berlim，《Ester - The JPS Bible Commentary》，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2001，xv。但是，试图为犹太人找普珥节根源的Berlin，却不认为此书是历史书，她认为此书仅是为达到喜剧目的之“假象性的说故事 imaginative story-”而已。对于Berlin而言，读圣经的约伯，以斯帖，末底改等历史人物，如同读民俗故事（folktale mode）罢了（p.24）。一言以蔽之，Berlin认为以斯帖是为了让犹太人的普珥节“历史化”的虚构故事。

注75：Walter Brueggemann，《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The Canon and Christian Imagination》，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2003，p.343-349。他认为以斯帖记的目的乃为说明普珥节对犹太人的重要。他和批判学者Berlin类似，不太相信这书的历史真实性；他认为它乃是“a tale of Jewish courage amid the threats and risks of the Persian empire（p.343）”；又认为读此书需要想象力，因为它乃是“an imagination act of narration（p.343）”。

注76：跟从Fox的Mary E. Mills 认为，在普珥节读以斯帖记，可以带给流浪各地的犹太人苦难中的安慰，以及继续活下去的盼望。《Biblical Morality》，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1，p.76-77。

注77：Mills，《Biblical Morality》，p.73-93。

注78：Waldemar Janzen，《Old Testament Ethics》，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1994，p.5。

注79：全书的铺排让人看到一个交叉型架构，这也显出此书的合一性。见Luter and Davis，《God behind the Seen》，p。365-366。

注80：Carol M.Bechtel说得对，“......the absence of God's name does not neccessarily imply the absence of God in the story.”；《Esther，Interpretation》，Louisville：John Knox，1989，p.13。

注81：Richard Bauckham指出，“作者有意在描述故事时用巧合代替神迹，作为神工作的记号”；《The Bible in Politics：How to Read the Bible Politically》，p.183。

David Clines说，“在这个故事里，神的角色虽没有出场，但是这却令祂更显而易见”；《Ezra，Nehemiah，Esther，New Century Bible》，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1984，p.269。

注82：Mills，《Biblical Morality》，p.73-93。

注83：换句话说，留心不要让系统神学，伦理学建立在偏差的圣经神学之上，导致关心伦理学过于圣经神学，犯了Bultmann等人把神学矮化为人类学的错误。

注84：女性神学家Elisabeth Schussler Fiorenza就把以斯帖记读为解放神学的样本。但是忠实的圣经伦理学家不应该像解放神学家那样，把圣经矮化成为辩证自己的社会，或者政治主张的工具。《Bread Not Stone -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Edinburgh：T & T Clark，1984，p.265。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