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LS通訊》第27期：學會理事劉俊男教授：上古星宿與地域對應之科學性考釋——兼論幕阜山地區為上古天象觀測中心

原創 2017-06-19 劉俊男

 

 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理事

劉俊男教授

摘  要：遠古二十八宿與地域的對應同時符合如下兩條規則：一、緯度對應規則，即古中國靠南的地域對應靠南的星宿，靠北的地域對應靠北的星宿；二、經度對應規則，即每月觀察對應星宿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不受冬夏晝夜長短變化的影響，皆可在古代“中央時間”的上卯時（5:30左右）觀測，只是應按經度位置變更12個觀測地域，這不同的地域即對應不同的星宿。今傳之十二分野當源於商末周初，其劃分原理是科學的。壽星之次為天之中宮，亦即十二次的起點，其對應地所屬的幕阜山處東西之中，既便於觀測北斗，又便於觀測28宿，當為上古天文觀測中心。伏羲、祝融、虞舜等古帝以幕阜山（古南嶽）為活動中心。

二十八宿、十二次與地域對應，是我國古代史書中的一大傳統。較早記載分野的是《國語·周語下》，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直到清代編地方志，各地還有入某某宿多少度的說法。可見，分野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理論。古人沒有測繪地圖的精密儀器，最簡單而有效的辦法是通過天文來表達地理，因而將星宿與地域一一對應。弄清這個原理，對於我們研究上古史極為重要，因為，地名常變動乃至消失，而用星宿來考察上古地望就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研究傳說史中的地名，如：黃帝所生之“壽丘”，虞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這類地名已很難從古地理書中找到答案，而用古天地對應的理論就能很好地解決。而且上古的“東南西北”最先是表達時間“春夏秋冬”的，後來才用來表達地理方位，而古代春夏秋冬與建子、建丑、建寅這三正有關，這又影響到地理的“方位”，如上古的“東夷”有時並不指正東，而應指東南；上古的齊國，本來在正東，可《山海經》裡稱之為“北齊”。總之，研究這個課題的意義重大。

那麼，古人為什麼建立這種對應？按什麼原則建立這種對應？它是否科學？歷代學者多有懷疑：“乃若天以陽動，地以陰凝，變主於上，祥應於下，北方之宿，返主吳越，火午之辰，更在周邦；且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形，一次所主，或綿亙萬里，跨涉數州，或止在闤內，不布一郡，而靈感遙通，有若影響，故非未學，未能詳之”。

王德昌先生等在解釋十二分野時說：我國古時稱木星為歲星，它運動一周天的時間約十二年（實際上是11.86年），每年基本上經過十二辰中的一個辰，因此統治階級把受封地的臣侯在分封時歲星所在的星次列為受封地的分野，據《名義考》說：“古者封國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

而筆者查《國語·晉語四》：“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此中認為晉分封之時歲在大火，按上述理論則宜對應“大火”之次，可是，眾所周知，晉對應的是實沈之次。而且國名變化，其國土所對應的星宿不變。如：與參宿相對應的國土，先是大夏，後是唐人，後是晉人，《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又如：《漢書·地理志》云：“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又如陳為楚所滅，屬楚國，按上述理論應與楚同對應軫翼二宿，可是按星野說，陳與鄭、韓對應同一星宿。故班固說：“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可見天上的星宿與地面上的某一區域建立了牢固的對應關係。陳久金教授作《華夏族群的圖騰崇拜與四象概念的形成》則認為四象及恆星分野源於圖騰崇拜，但並沒有論證十二分野的科學性。本文擬就有關天地對應的科學性問題試作如下論證，請學者專家指正。

一、分野對應原則試探

要弄清星宿與地域的對應，必先探索其對應的原則。為了弄清其對應原則，不妨先考以古書記載：

《淮南子·天文》：“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訾、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其《地形》又曰：“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並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可見，九方天對應九方土。於此可知古星野對應的基本法則是按方位對應的（按：天之東南西北即指天時之春夏秋冬四季）。即東方天（春天）對應東方土，余類推。

那麼，十二次與十二州（國）的對應是否是方位對應？按天之九野與地面對應的原則，十二次與地面的對應，亦當如此。只不過隨時代之變遷，人口之遷徙，至春秋戰國時，有些州國之對應好像不與十二次為方位對應罷了。

天其實是沒有“方位”的，二十八宿圍北極星成一大圓，從地球上看星宿東升西落，一個時刻只能看到半個圓以內的星宿。因此所謂天之東南西北四方其實最先是指春夏秋冬四季，後世才用於表達地上之方位。而一年之始有所謂建子、丑、寅三建，因此天之“方位”隨“三正”之變而變，若建子，則天之“方位”（季節）與地之方位正合，若建丑則偏約30度，若建寅，則偏約60度。即天之東方（春季）對應地之東南方了，余類推。（下“圖二”所示為夏曆，則偏60度）。

所謂“十二州（國）”是指當時天子所轄國土的十二塊土地之名，這十二塊地與春秋時十二“國”國名相同，但並不囿於那個“國界”，春秋時的十二國是因為立在這古老的十二塊地上才以這個地名為國名的。正如王充所云：“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例如秦是周之附庸，至襄公始封為諸侯，但在秦成為諸侯之前就有“秦”這個地名。可見是先有與鶉首之次相對應的秦地，再有建立在秦地之上的秦國。疑古派認為十二次對應了春秋時的十二國名，因而星野理論是春秋以後的事。這無疑是沒有根據的。其實這十二個地名早就有，春秋時只沿用而已。再說春秋又何止十二國？

關於十二次與十二州國的對應，我們也從有關記載着手。《史記·天官書》：“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仰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地域。”可見十二次與中國之十二地域是一一對應的。天上的十二次劃盡了365.25度的全周天，因此，十二州［國］亦當含蓋全天下（當時的地理概念以中國及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天下之範圍），是故，古帝王稱天子。鄒衍等所言之大九州，是戰國以後的事，上古帝王所不知，故十二分野未將其列入。

二十八宿、十二次與“天下”之對應，可從《史記·天官書》中找到其原形：“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楊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嘴訾、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此中若將斗、牛、女合對吳越，便是十二次之對應。《漢書·地理志》引劉向云：“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趙地，昴、畢之分野……；燕地，尾、箕分野之地……；齊地，虛、危之分野……；魯地，奎、婁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也……；吳地，斗分野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

以上便是流傳至今的十二分野之本，後世因之，除十二次之起點有的從星紀起算，有的從玄枵起算及各次度數略有出入外，其他均同。而《帝王世紀·星野》所述較詳，時代又較早，故引述於下。

“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及推分星次，以定律度。

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為黃鐘，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曰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為大呂，斗建在丑，今齊之分野。

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觜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為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為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粱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為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為中呂，斗建在已，今晉、魏分野。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葉洽，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

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為林鐘，斗建在未。今周分野。

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為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為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為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

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為應鐘，斗建在亥，今燕分野。

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星；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星。陽道左行，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製之大略也。”

皇甫謐之星野說與《史記》、《漢書》實質一樣，只是他將“陽道”、“太歲”分成兩個用十二支表示的方向相反的系統，與以前有別。

對於以上之分野，學者多疑。具體可見《路史·星次說》。考學者之所疑，大概是沒有弄清十二分野的對應原則，也不知為何要有這些原則，又沒用變動的觀點來研究星野。所謂“變動”包括如下幾點：

（一），分野占星原本是確定農時用的，後來染上了許多神學色彩，使人產生了錯覺；

（二）後世之國民由某地遷往另一地，帶去了原居土地之名，因而引起了地名的混亂；

（三）、同一地點，國號數變而分野仍舊。

圖一 上古星宿與地域對應示意圖

為弄清星野對應規則，我們不妨將二十八宿、十二次形成的一個大圓覆蓋在“春秋形勢圖”上，得出如“圖一”之對應。我們會發現，除燕國、魯國有些特別外，其他各國與對應的宿、次排列是很有規律的。那麼為何燕國、魯國有些特別呢？其實，燕本在今山東西南及安徽一帶，《史記·燕召公世家》：“周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實際是在成王以後封召公之子，詳下），說明還有南燕。燕即偃（奄），如：北京房山縣琉璃河有北燕國古城址和古墓葬，並出土不少有“匽侯”銘文的青銅器，證明燕字與“匽”字相通。今山東曲阜至安徽一帶，居住着皋陶後裔，偃姓。如《世本校輯》云：“皋陶出於少昊，其後為六，偃姓”，又如《帝王世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 [6]可見十二次分野中的古燕宜在曲阜至安徽一帶地。而魯則宜在今北京附近，即後世所謂的燕（北燕）。據史載，在夏代就有古魯地之名，這與堯後裔劉累有關。劉累是帝堯陶唐氏的後裔，生於夏朝後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劉累學擾（馴養）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後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醬以食夏後，夏後食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史記·夏本紀》也有同樣記載。《水經注》云：“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於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而後劉累後裔又被周成王封於北京附近，將魯地名帶到新地。

三民書局《大辭典》第400頁對“劉”的解釋：“劉，地名”，帝堯陶唐氏後裔的封地，在今河北唐縣。宋代鄭樵的《通志·氏族略·以邑為姓》劉條也說：“帝堯陶唐之後，受封於劉。其地在今定州唐縣也。裔孫劉氏以能擾龍，事夏為御龍氏，亦為杜伯。宣王時國滅，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這個唐也或稱為薊。《史記·周本紀》載，“周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關於周初魯、燕二國的分封問題，多認為周武王時周公、召公畿內有封，不可能在周初即封魯、燕，待完全克商之後，再將周公之子封於偃（燕）並定國名為魯、召公之子封於劉氏舊地薊（因劉累曾遷魯故又稱魯，十二次中對應“魯”的降婁之次同時對應古徐州，至今北京西還有徐水即證。）並將國名定為燕。

  星宿與商末周初地域對應示意圖

註：此圖僅為示意圖，因為：其一，一年之天度為365.25度要表現在360度的圓中；其二，黃赤交角影響度數；其三，歲差影響不同時期的度數

由於對燕、魯兩個地名的混淆，後世所傳之天地對應將燕與魯顛倒了，應將其改正，即奎婁二宿宜對應薊或魯（幽州，在今北京附近），箕尾二宿宜對應偃（即南燕，為徐州，在曲阜至安徽一帶地）。於是，我們將十二次與十二州（國）的對應修改為“圖二”。這樣，整齊的對應原則便顯現出來。因此，我們認為十二次的對應當為周武王之前的對應。

二、分野對應之科學解釋

天地對應其實並非封建迷信，它可以得到科學解釋。它主要體現在緯度、經度位置有序對應上。

漢代二十八宿圖

                （一）緯度位置對應

這首先可從二十八宿及十二地所處的緯度位置得到反應。如“圖三”（漢代二十八宿圖——薄樹人先生據東漢天文家蔡邕《月令章句》描繪），其與楚對應的翼軫，與吳越對應的斗、牛，與宋對應的房、心、氐，與鄭（韓）對應的角、亢、氐均在黃道或赤道之南，而與齊、衛、魯、趙、秦等北部地區對應的星宿則在赤道或黃道之北。其所以要如此對應，完全是為了觀察星宿的方便。於是我們大體可以知道古帝王分封諸侯的時候還要分個星宿的原因，即古天子謹授民時，告示各諸侯國應以其最方便觀察的星宿來確定農時。《左傳·襄公九年》記載：“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傳·昭公元年》又載：“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可見宋地人（商人）世世代代以大火星定農時季節，唐人則以參宿。因此各地域之所以要對應一定星宿，完全是定農時觀天象的需要，以便於觀察為原則。於是我們也可以從科學意義上說明召公之北燕不能對應箕尾二宿的理由。北燕所居地的緯度在北緯40至45度，而尾宿在南緯43度左右，北燕之地看到的尾宿基本在地平線上，很難看清，怎麼觀察？

為了更直觀地反映這種對應的原則，我們將天地對應作一水平圖，如“圖四”：其上部分以北緯35度為基線，將不同緯度的十二塊地名標示於基線上下。其下部分是以赤道為基線，將二十八宿按不同的緯度位置標示其上（下部星圖據王力《古代漢語》附圖），我們會驚訝地發現，二條曲線是如此地吻合，天地對應的原則得到完美體現。從圖上可知，十二地域與對應星宿各相差約35°，亦即各地觀察對應星宿升到南天最高處時，該星宿在正南約55°（即90°-35°）的高度。

緯度對應還可從如下例子進一步印證。如：《乙已占·分野》：“胡人事天，以昴星為主”，胡人在趙之北，故與趙一樣以昴星為主。上文所及，與北方（北緯35度之北）之地對應的星宿皆在赤道以北，與南方（北緯35度以南）對應的星宿皆在赤道以南。但與晉對應的參宿卻布於赤道南北之天空，這是為什麼？那是因為參宿不但對應晉，古人又曾以參星對應古益州，今四川地區。這樣參宿跨赤道南北，晉與益州也跨地上之南北。周、齊在北緯35度南北，其對應之星也分別介於赤道南北。

                （二）經度位置對應

我們知道赤道與黃道一年在春分與秋分相交兩次，古人為便於觀察，從秋分相交位置的角宿開始計算二十八宿，依次是角、亢、房……翼、軫。角宿又是北鬥鬥杓所指，古人據此以定時節。《漢書·天文志》“大角……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北斗的指向是確定季節的重要依據。為了便於觀察北斗的指向，古人以大地為基準，確定了子丑寅卯……戌亥等十二個方位，這十二個方位大體就是十二塊地的方位（參見圖二，圓內之地支為斗建之地支）。然後斗杓每移動一個方位即一個次，時間就過去一個月。這個原理就如同當今的鐘表，鐘面有十二格（如十二塊地），指針（如同北斗）所指的方位則反映時間。那麼以哪個月為正月呢？確定正月，古人以冬至為標準，仲冬之月（夏曆11月），日至短，此月斗宿（南斗）早晨從東方升起。北斗指向大地的“子”

二十八宿與地域對應緯度位置圖

的位置，若以此月為正月則為建子，而眾所周知，夏曆是從斗柄指向寅作為正月的，比子之月晚了2個月。

這種對應可從《淮南子·天文》找到依據：“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為對。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星舍觜訾、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為對。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訾、參為對。”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各月所對應的星宿，均在當月早晨從東方升起。而且“歲星”與之“晨出東方”。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歲星所在之辰”。

但這個“早晨”的時間不是固定的，夏天在4-5點，冬天在6-7點。《呂氏春秋》、《月令》記載：孟春之月（正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三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四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五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六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七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仲秋之月（八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嘴觿中”；季秋之月（九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十一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十二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由此可知，從晚至晨星宿每夜“移動”的度數在每個月是不相同的。例如：仲夏之月，從昏至旦升於中天的星宿，從亢（9/2度）至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12/2度）共歷123.25度，（昏旦見於中天之亢、危各取度數之半，下同）需8小時13分，以黑夜之中為0點，則傍晚天黑在7:53，早晨天亮在4:07。按此，我們將12個月的昏旦時刻計算並列表於下（各星宿度數為角12、亢9、氐15、房5、心5、尾18、箕11.25、斗26、牛8、女12、虛10、危17、室16，壁9，奎16，婁12，胃14，昴11，畢16，觜2，參9，井33，鬼4，柳15，星7，張18，翼18，軫17）：

古觀測地早晨看到相應月份對應星宿在東方升

起之時刻表

從上表，可以很明確地認識到早晨觀星的時間在不同季節是不同的，夏季在4點多，冬季在6點多，相差約2小時。我們還會發現：在東部的吳、齊、偃、衛、薊、宋對應之月的星宿早晨升天遲於5:30，而西部的秦、晉、周、趙、楚、鄭等對應之月的星宿升天早於5:30。而且愈往東愈遲，愈往西愈早。於是可以推斷古人是想用東西時差平抑冬夏晝夜長短之時差。古代中國東至於海，西至三危（今敦煌）東西相差約30度，也有2個小時的時差。

從上表還可知，上卯時（5:30左右）是適中的觀星時間。趙、宋、衛、偃交界處的“商都”是中央觀星地，因為此四地觀星時間接近5:30。於是我們可以斷定，十二分野是以商都附近為觀測點的。也可知此分野源於商代。

若天文官每月月中早晨5:30（商代中央時間，下同）定時在商都觀星宿，則對應星宿升天時間有偏差，有的月早於5:30，有的月遲於5:30。遲的月份如果有人同時在東部某地，或者早的月份如果有人同時在西部某地觀星，則正好看見對應星宿從地平線上升起。古人常派人在不同地方觀測，如《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霄中，星虛，以殷仲秋……”。

我們試以仲夏、仲冬二月為例來說明之。以早晨5:30作為觀星時間，以中央地商都為觀測地。在仲冬之月（此月冬至，為夏曆11月）15日早晨5:30時，與此月對應的南斗、牽牛二宿尚未從東方升起（以二宿的中心位置為準，下同），如上表，要等到6點16以後，才升於東方，而此時在吳地（其經度偏商都之東約10度）的觀測者，則正好看到鬥牛二宿東升，因此，古天文家認為斗、牛二宿宜對應吳。若仲夏之月（此月夏至，為夏曆5月）15日早晨5:30在商都觀星，與此月對應的東井、輿鬼二宿則早在4:07就升起東方，而等到5:30時，則此二宿又西移了1個多小時，此時在秦地（如敦煌偏商都之西約20度）觀測則正好從東方升起，所以古天文家認為鬼井二宿宜對應秦。十二地中的其他各地從至東、至西漸近商都，則在對應月觀星的時間也漸近5:30，此為經度對應規則。

換個說法，即在不同的經度位置觀測各月的對應星宿，可固定在中央時間上卯時（即中央時間5:30左右，即上卯時），此時，各地域正好看到對應星宿與“歲星”一道在對應月份從地平線升起。這不同的12地域則正好分別對應12次星宿。不過南北同一經度的地域觀星時間可能相同，那就要考慮上文說到的“緯度對應”。兩條必須同時滿足。

這樣，分野從星紀之次（斗、牛，對應吳）開始，此為仲冬之月，然後，季冬、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依次對應齊、衛、魯、趙、晉。自仲夏之月開始，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又依次對應秦、周、楚、鄭、宋、偃，因此與“州國”的對應也是一年之中先自東向西而後又自西向東，前後相隨為一循環。這種有序的對應正合上面所闡明的經度對應規則。古人分野之學真可謂科學！

至於十二地域內各郡縣皆分某某宿多少度，我們認為也應是同樣的原理，但分野之學傳至後世，後世之人不明白此等原理（從《乙已占(卷三)》可知，連唐代大天文學家李淳風都不明白），於是在分野中出現了很多混亂。此等細節問題，留以後再作研究。

通過以上論證，我們可以將古十二分野的原理通俗地表述於下：從十二分野考釋中可知，周武王以前的天文官因各地觀星定時的需要，以黃河（大約北緯35度）為界，將“天下”分成依次相連的12塊（北六塊，南六塊，其中周齊兼跨南北），並依次代表12個方位，以對應北斗12個月所指的方位。遠古二十八宿與地域的對應同時符合如下兩條規則：一、緯度對應規則，即“天下”靠南的地域對應靠南的星宿，靠北的地域對應靠北的星宿；二、經度對應規則，即每月觀察對應星宿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不受冬夏晝夜長短變化的影響，皆可在古代“中央時間”的上卯時（5:30左右）觀測，只是應按經度位置變更12個觀測地域，這不同的地域即對應不同的星宿。今傳之十二分野當源於商代，其劃分原理是科學的。由於古書闕如，星野之說只見於春秋秦漢之記，但星野之學當傳於遠古。星野學說能幫助理解上古史的諸多疑問。

三、分野理論溯源與幕阜山為上古天文觀

測中心考

十二分野相當古老，以至於屈原都弄不清什麼時候就有了，其《天問》云：“天何所沓，十二分焉”。從很早的黃帝時代，就有了對星宿的認識，就有了占星。占星，就務必確立星與地域及官制、人物等的對應關係，否則，星的變異就無法確定其與人事的聯繫。因此，可以說從有占星之日起，就有“星野”的劃分。《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禪灶；在齊，甘公；楚，唐明，趙，尹皋，魏，石申。”其《曆書》又云：“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可見，在黃帝時代，星曆、占星之學便興起了。《尚書·堯典》有堯派四人至四方觀天象的記載，夏曆成於帝堯之時，並指出一年366天，證明其時已經有了正式的曆法。制定曆法的首要前題是測天象，而觀測天象的前題是確立天體坐標，28宿就是這樣的坐標，沒有這樣的坐標就無法描繪其它星宿的位置，因此自從正式觀天象之時開始，就應有28宿的坐標系。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29種彗星圖，各種彗星的周期不一，哈雷彗星76年出現一次，周期最短的恩克彗星3.3年出現一次，但自1786年發現以來也只觀測到大約60次，而且是用天文望遠鏡觀測到的，古人用眼睛當然不會觀測到每次彗星的出現。依據以上分析，29種彗星當至少需要3000年的觀測史。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後岡一期文化墓葬左青龍右白虎、還有北斗的擺塑，就是後來28宿所形成的四天象中的兩個象，再加上北斗等的擺塑，顯示中國的天文、曆法史至少在6000年以上。湖南省內的高廟文化發現了典型的太陽鳥、八角星圖案，這種八角星圖案學者多有論述，與新石器時代以來眾多出土的八角星符號一樣是古代河圖洛書，亦即曆法工具的前身。四方與中間代表一年之五節，又代表着天圓地方的觀念， [11]說明8000年即有了觀象及曆法活動了。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的栽培水稻已經有近2萬年的歷史了，農業與季節有關，因而就有觀天象定曆法的需要。

唐代《乙已占》曰：“自重黎後，宜有其書，文紀絕滅，世莫得聞，今所行十二次者，漢光祿大夫劉向所撰也，班固列為《漢志》，群氏莫不宗焉；而言詞簡略，學者多疑”。從燕、魯二地混淆的情況判斷，後世所傳之星、地對應當為周武王之前的對應。即在召公之子封北燕，周公之子封魯以前的對應。至於對應中還有很多細節問題，限於篇幅，容以後再加討論。

無論是古代的分野，還是當今的時區劃分，都有一個起點問題。例如，我們今天將地球上的時區劃為24個時區，則是以通過英國倫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那根經線為0度起點，即本初子午線。然後分為東十二區，西方十二區。之所以以這根本初子午線為基準，是有其原因的。據查，1883年10月在羅馬召開第7屆國際大地測量會議，會議決議：“本初子午線必須是通過一級天文台的子午線，考慮到有90%的從事海外貿易的航海者已經以格林尼治子午線為基準來計算船的位置（經度）這一實際情況，各國政府應採用格林尼治子午線作為本初子午線。”這說明，第一，英國有個一級天文台，其二，已經事實上有90%的從事海外貿易的航海者已經以格林尼治子午線為基準來計算船的位置（經度）這一實際情況，說明，這個天文台有了極深的文化根基。同理，上古中國的州域、分星從哪裡起算？也當有個文化根基的問題。從上引《淮南子·天文》《史記·天官書》等所有天文古籍記載可知，皆從角宿起算，或曰皆從壽星之次起算。而且，這個角宿、氐宿所在的宮位稱為“中宮”，即中央之宮，其他25宿則分別為東南西北四宮，可見“中宮”的地位。

《淮南子·天文》：“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角、亢、氐三宿為何能成為中宮？因為黃道與赤道有兩個交點，時間上正好是春分與秋分，晝夜平分。春分點處是婁宿，降婁之次，對應古薊，即今北京、天津地區，但此地北緯40度左右，不便作為觀測天象的好場所，婁宿未處赤道上空之“中”，因而不能稱為中宮，它觀測不到南緯50度以上的星宿，南緯40度以上的也難於觀測。再說婁宿偏於赤道以北較遠，星宿構圖也不便觀測。而秋分點是壽星及壽星之次的角、亢、氐三宿(參見圖三、圖四)，角宿的亮星正處於與赤道垂直的上空 (如圖四)。王希明的《丹元子步天歌》中介紹角宿一段：“南北兩星正直懸”，也好觀察。因此，上古之人觀測天象當然首先要選擇在28宿及十二次的起始之次——壽星之次所對應的鄭、韓、及古長沙國。壽星之次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就是說，軫17度中有5度跨進了壽星之次，而這5度所對應的地域正好就包括湘東地區。從圖四可知，各地皆便於觀測其南面比自身緯度位置低35度的星宿。即鄭、韓只適於便利地觀察角、亢等赤道附近的星宿，而不便觀測更南的翼、箕、尾等位於南方的星宿。北斗也接近鄭、韓之天頂，需全仰頭，不便觀測並辨別斗柄的方向，而湘鄂贛的幕阜山地區是江漢平原與洞庭湖平原及鄱陽湖平原的中心，其緯度28度左右，既能很好地觀測北斗，又能很好地觀測28宿，其又居東西之中。因此，湘東地區的幕阜山便成為古代觀天象的首選之地。當然，這裡的“中宮”是相對於中國而言的，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觀測，則各有各的“中”。幕阜山地區為“中”，並成為全中國的“中”，可見幕阜山作為古代天文觀測地在上古的重要地位。我在另一篇文章《“河圖”“洛書”本義及原生地考論》中論證上古曆法工具“河圖”“洛書”的原生地也在南方，也可資證上古天文中心在幕阜山及南嶽地區。

這種觀測天象的中心在幕阜山可追溯至伏羲時代，《周易》:“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伏羲陵，即《禹貢》之“東陵”，在幕阜山，已經有人專論，本文就不再論了。

至顓頊後裔，舜之先祖——虞幕時代。其家族世代為天文官，如虞幕、窮禪、祝融、瞽瞍等等

關於這個家族的世系有如下記載：

《左傳·昭公八年》：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這裡清楚地表明，顓頊、幕、瞽瞍、舜為同一直系家族的成員。

羅泌在《路史·餘論》中敘《呂梁碑》云：

呂梁碑，劉耽作，字蓋為小篆，鈎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十言，耽於傳無聞矣，據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秦漢間人也，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

自幕至舜的世系更明確。

《國語·鄭語》云：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制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

《呂覽·古樂篇》：“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堯之《大章》之樂就是瞽瞍所作。

清代泗人王子襄《泗志鈎沉》記“顓頊封其庶子窮蟬於姑幕”，但又將其地釋在山東省境內，可能是舜後裔所遷地名。上古南方地名多為多音節詞，如句吳即吳，姑蘇即蘇，即今蘇州。北方地名多單音節。再說，上引《左傳》《國語》，“幕”，皆屬“虞”，或作虞幕，而虞，即吳，最早的“吳”在東南方，包括今天浙江至江西的廣大地區。[14]當然，這個問題還需進一步考證。不過，從舜開始，則是以幕阜山附近地區為其統治中心的，也許是舜為紀念其祖虞幕而命山名的。

四、虞舜在湘鄂贛幕阜山周圍成為“諸侯”

虞舜之前的虞（戰國竹簡或作吳），中心區域很可能在江浙一帶(詳《長江中游地區文明進程研究》第346-350頁)，隨着舜族活動範圍的擴大，其範圍包括江西、直至兩湖東部。

今之鄱陽湖，《禹貢》稱“匯澤”，古書習稱“彭澤”、“彭蠡澤”，《水經注》引鄭玄注又稱“回澤”。“鄱”、“彭”、“蒲”音近，彭澤又作“服澤”。“服”音“伏”，古音“庖”，與“彭”、“蒲”古音近。《墨子·尚賢》：“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服澤之陽”即鄱陽湖之北的幕阜山。《漢書·地理志》、《路史》雲“獲澤”在今山西，指的是後世縣名，非澤名，其地無澤。

《帝王世紀》言舜都“浦坂”（阪），“阪”者言山之反面，如炎帝與黃帝戰於“阪泉”，山東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佚文·黃帝伐赤帝》作“反山之原”，《說文解字》：“阪，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協也。”那麼“蒲阪”即言“浦澤”的反面（隔幕阜山），今其地有浦圻市（在湖北），“圻”通“畿”。《集韻·微韻》：“畿，《說文》：‘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或作圻。”杜佑注《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方千里為圻”，可知圻者近也。蒲圻者，當屬於舜之王畿。因此，所謂蒲坂（阪），即在蒲澤附近，與浦澤僅一山之隔。《路史·國名記》云：“長沙：今岳之沂江，潭之益陽，梁之重華縣有重華城，一號虞帝城，記為帝都。非。”羅泌未講任何理由即說“非”，不可從。這裡說明，舊史確曾記載舜都兩湖地區，即加入了堯部族地區。

何介鈞先生介紹說：江西地處長江中、下游交界處，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或稱龍山時期的遺址發現了一批，但面貌較清楚的僅限於贛西北、贛中和鄱陽湖西岸和南岸。從樊城堆文化的內涵分析，它明顯接受了包括薛家崗和早期良渚文化的影響，也就是同時期東方文化的影響。何介鈞先生的介紹很有價值，為舜的西進提供了先前兩地文化交流的基礎。

良渚文化在大約距今4200年的時候消失，而湘鄂贛邊、幕阜山附近的堯家林、舵上坪、岱子坪新石器遺址始興，使得石家河文化在湘東至湖北長江邊一塊狹長地帶出現一個新的地方類型。這與舜的時間正合。這應當是舜時遺址，舜上台後，將堯時因反對舜上台的苗民驅至“南海”。從此，湘東一帶變成了舜的勢力範圍，因而就形成了堯家林~舵上坪~岱子坪類型的石家河文化帶。他死後葬湘南之九嶷山，絕非偶然。

關於良渚文化衰落後的流向問題是學術界討論較多的問題。筆者以為，首先，其不應當遷往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對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影響主要在良渚前期。良渚文化後期，雖然在蘇北有大量貴族墓發現，但始終未能再影響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龍山文化的核心區。正如欒豐實先生所言：“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來自南方良渚文化因素顯著減少，漸次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到晚期後段，良渚文化因素基本絕跡。”[16]龍山文化時期處於上升階段，而良渚處於沒落階段，對龍山文化的影響就更少了。這個現象非常重要，這就證明，良渚文化對山西陶寺文化，以及對夏、商、周的影響是通過石家河文化這個中轉站實現的。

兩湖地區可以明顯地看到良渚文化因素，湖南湘鄉岱子坪遺址中，屬於一期的M62出土的兩件貫耳罐（M62:8、M62:1）和一件高柄豆，同屬於良渚文化，時間應為良渚文化晚期。湖北黃梅陸墩新石器時代墓葬遺址出土的貫耳壺（M8:1、M16:1）也明顯具有良渚文化風格。岱子坪第二期的前期墓葬中發現的細長頸鬹，與太湖地區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細長頸、管狀流、下部殘缺的泥質紅陶殘鬹，南京太崗寺和北陰陽營等遺址中細長頸的殘鬹，安徽肥西縣古埂、江西修水跑馬嶺和湖北松滋桂花樹等遺址相類似的鬹一樣，吳汝祚先生認為“長江下游地區的細長頸鬹是受大汶口文化頸部較細高的羊乳式袋足鬹的影響下產生的，然後溯江而上，一直分布到長江中游等地區，推斷這是長江中下游史前文化相互交流影響的一條路線。”

湘東至鄂東南地區在屈家嶺文化時期屬屈家嶺文化邊緣地區，未形成一個文化類型，可是至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則明顯具有地方特色，這個地方特色主要是指吸收了較多良渚文化因素，除上面所提的各種良渚風格的器物之外，何介鈞先生又對這個新的地區類型作了考古學分析，他說：

堯家林遺址所在的鄂東南，鄰近贛西北，受其同時期原始文化影響較為明顯。因此，雖然整體屬於石家河文化，但具有較強的地區特點。石器中長方穿孔石刀、馬鞍形和梳形穿孔石刀、有段石錛、弓背形石錛，是具有地區特色的生產工具。陶系以夾砂紅陶、夾砂灰褐陶為大宗，晚期粗糙厚重。紋飾變化的階段性特別鮮明:早期多籃紋，其後以方格紋為主，而到晚期，多繩紋。器形中鼎和鬹特別發達。鼎有罐形、釜形和折腹釜形(或盆形)，側裝扁三角形足常見。高領罐和折沿罐常附矮圈足，是這一類型特殊的器形。器座發達。這裡的筒形澄濾器，有流，而器內無刻槽。晚期特多厚胎、平沿、折壁、平底、直圈足、容積極小的盂。因此，我認為將其單列為石家河文化的一個地域類型即堯家林類型是有充足理由的。與其鄰近的湖南平江舵上坪遺址1975年曾發掘200平方米，出土物的器形，風格，紋飾與質地都接近於堯家林，並且可以為堯家林類型補充眾多的內容，可惜至今材料未整理公布，因此只能在此附書一筆。

筆者以為，湘東至鄂東南地區首先是堯族歷史主體早年活動過的地方，有一定的獨立性，待堯統一洞庭湖地區並“受命”為天子後，這裡又由舜族經營，故能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但外族人從來不可能改變該地人們的生活習慣。兩湖地區與良渚相距遙遠，能從普通人使用的陶器、石器中體現出良渚文化的風格就足夠可以說明部分良渚人即舜族人已經遷入該地。

而從兩湖的玉器，即上層貴族器看，則良渚文化的到來就更明顯了。屬於江漢區後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門肖家屋脊現已發現了眾多玉器，有人（神）頭像、獸面、鷹、璜、環、玦、管等。湖北江陵棗林崗發現的10多座石家河瓮棺葬基，出土的玉器中有琮。這些玉器有其自身特徵，其中琮、鳥、蟬、玦、璜等玉器，與良渚文化可能有一定的關係。湖南澧縣大坪孫家崗石家河文化墓地，發現玉器26件，有璧、瑗、玦、簪、佩和紡輪等，從形制和風格上分析，明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響。

後石家河文化時期時間在距今4300~4000年，這與堯、舜時期正好相合。其玉器大多出於瓮棺葬墓，而且現已發掘的成人墓葬也皆為瓮棺葬，這與舜的葬俗同。《帝王世紀》：“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於鳴條，殯用瓦棺。”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4200年消失，而後，後石家河文化開始出現大量良渚式玉器，這就表明良渚貴族確實來到了荊楚地區。

因此，良渚文化應當為虞舜族群文化，其向西擴張，並與居荊楚之唐堯部落建立了部落聯盟。堯、舜兩個部落一道向北推進，抵抗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即《墨子·節葬下》所謂的“舜西教乎七戎……堯北教乎八狄”。至於舜之葬地在古荊州蒼梧之九嶷山，祝融之墓在南嶽等，已經有專文論之，在此不再論及。大可《幕阜山——古帝王之山》一文記載：傳東晉時在幕阜山掘得一石碑，碑文載：“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雷閃地裂葬於天。帝舜封天岳。”由於舜時已經在幕阜山經營，因此，帝舜封天岳之說也許是有根據的。

總之，遠古二十八宿與地域的對應同時符合如下兩條規則：一、緯度對應規則，即古中國靠南的地域對應靠南的星宿，靠北的地域對應靠北的星宿；二、經度對應規則，即每月觀察對應星宿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不受冬夏晝夜長短變化的影響，皆可在古代“中央時間”的上卯時（5:30左右）觀測，只是應按經度位置變更12個觀測地域，這不同的地域即對應不同的星宿。今傳之十二分野當源於商末周初，其劃分原理是科學的。壽星之次為天之中宮，亦即十二次的起點，其對應地所屬的幕阜山處東西之中，既便於觀測北斗，又便於觀測28宿，當為上古天文觀測中心。伏羲、虞舜等古帝以幕阜山為活動中心。

( 註：本文前面主體部分原載《農業考古》2008年第1期，經修改擴充，刊《文明與國家》第一輯，科學出版社，正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