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农民的崛起

索额图

中国崛起似乎已成必然。但是一部《大国崛起》引发众多争论和批评。索额图站在批评者的一边。作者把我中华崛起与海盗立国、战争致富者相提并论，实乃洋奴思想作祟，自我作贱。中国长期承受资源、人口、就业三大压力，崛起的根基很不牢固，而且这些问题在今后十到廿年内仍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艰苦奋斗的路还很长。如何定义“崛起”，比如像美国一样强大富裕，或者再来一个“翻两番”，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极为困难。展望美好未来的鼓动曾经使中国人的感情失落太多，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昔日滥用精神胜利法的结果。专家学者与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的责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人心浮躁，道德沉沦，国运颠簸，世事繁复之际，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探求真理，指点迷津，而不能趋炎附势，人云亦云。

索额图作此文的目的是要揭示中国近二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换言之，是谁实现了中国的经济飞跃和社会巨变？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是不是势所必然也就有了答案。

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也不是邓小平的发明。使邓小平名扬全球的事件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农村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巨变，中国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构成中国社会主体成份的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另一个邓小平主导的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事件迄今为止尚未被世界认可，那就是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事件。

中国农民在实行包产到户后很快添饱了肚子，但他们并没有满足，他们发起了农村工业化运动--那时叫乡镇企业。他们受着政策上的约束和城市工业企业的压迫，没有足够的资本，缺乏技术和专业人才，吃苦耐劳精神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他们从饲养业和手工业干起，为城市工业配套生产，或者开发生产小型实用工具设备，不断蚕食城市工业的领地，逐渐形成一定的资本积累。但这并不能根本改变农民落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因为新生经济被限制在“补充”的水平，相当部分积累的资本主要活动在国内贸易领域，并没有继续追加投入生产领域。

八十年代后期，邓伟人的改革事业在城市遇到了挫折，这为农村工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希望通过改造国营工业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没有根本解决效率与进步的问题，还险些酿成政权危机。毛大圣时代培养出来的工人阶级，或者称城市阶级，他们掌握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生产资料，但他们好吃懒坐，使工业失去效率，毁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是现代八旗子弟，城市贵族，他们中的大部分，连同依附于他们的城市和工业管理阶层，已经堕落了，邓伟人再也靠不上他们了。失望之余，邓伟人再次运用了毛大圣的套路，决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战略打破城市改革的僵局。他像古代皇帝巡游一样，去中国南方经济能量蕴藏厚积的地方走了一圈，让地方和基层的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听到了他坚定改革的声音。他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他的事业向前进，而不是使用、也根本没有什么可用的具体的经济战略或者成套政策。

变革的动力常常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因为他们承受的痛苦最多，变革的愿望最强烈。至少毛大圣深谙此道。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改革似乎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邓小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策核心是放权。放权的目的是让下层和民众变革的冲动爆发出来，冲击上层建筑，从而实现改革的目标。这是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八十年代城市国营企业的改革，就像医生给自己看病做手术，知道毛病在哪儿，但就是下不了手，所以改革没有实质进展，问题越积越严重。历史上中国宋明皇朝进行的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就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没有草根基础，得不到基层响应，往往被官僚机构扭曲和利用，使改革变成苛政。邓小平曾被称作“邓纳吉”，但他比纳吉智慧得多，也比王安石、张居正他们高明得多。邓小平的放权思想与毛泽东的造反思想是一气贯通的。不同的是，毛泽东鼓励造反，企图由乱到治，方式粗放，风险很大，结果导致失控；邓小平实行分权，力求社会能量的释放处在可控制的限度内，稳步前进，风险小得多，最终换来了经济繁荣。邓式改革的经验，其实对东西方都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中央释放了更多权力给地方。各地各级政府籍此全面转变为唯经济论的全能政府，全力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经济业绩成了邓小平时代衡量和评价领导干部的主要标准。国营工业是扶不起的阿斗，地方政府可以依赖的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主要是农村工业和外来投资。农村工业因此得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扶持，就此摆脱了国营工业的压迫，解除了金融束缚，进入了快速成长的轨道。外来资本并不总是大资本。以港台及海外华侨投资为主体的中小资本更青睐拥有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优势的农村乡镇工业，东南沿海省份乡镇农村工业籍天时地利人和之利迅速发展起来。江苏、广东、浙江等省份农村乡镇经济的比重在这一时期已经超越国营经济而成为经济主体。

    近百年来，毛大圣领导的新中国第一次解放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翻身农民情绪高昂，作战勇敢，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生产责任制算第二次解放。邓小平南巡，相当于第三次解放了农村，解放了农民，农村工业化由此进入一个飞速发展阶段。几亿农民由隐性失业转变为就业，一个个农村乡镇变成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城市，手工作坊发展成现代化工厂，做铁壳船的进步到造万吨巨轮，做简单电子器件的如今能够制造尖端科技产品，一般消费品的生产几乎覆盖了所有产品行业。这一时期农村工业规模扩张迅速，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廉价商品成为这一发展时期最显著的特点，而且这一趋势仍然在继续。

过去近三十年中，头十年是中国重商的东南省份的农民利用商品短缺、百业待兴的历史机缘用高价奇货征服中国大陆市场的时代。进入九十年代，则是用廉价商品征服中国和世界市场的时代。征服的过程是出人意料的，因为没有人料到廉价商品会有如此威力，大批拉美及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服装鞋帽被挤出美欧市场，许多欧美传统手工业城市或街区几乎凋敝，那些自持高档而高价的商品被消费者冷落，许多大型连锁超市变成中国廉价商品的水龙头。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使后工业化社会的设计者们不知所措，使叠床架屋式的西方经济学顿显苍白，以至于那些步入以高科技工业为特点的新经济时代的国家如白痴一般，傻傻地看着贸易逆差飞速扩大，本国制造业绝地逃亡，却没有什么政策措施可以对付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 中国农民创造了一个以大规模生产廉价商品为特点的庞大经济体，不但让亿万人脱贫就业，还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廉价商品时代。廉价产品不单改变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还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世界，甚至人们的消费观念。中国自己激动地把这一现象称作“和平崛起”，西方人很聪明地随声附和了一个“中国世纪”。“中国世纪”的称呼背后是一种热切的期望，期望廉价商品时代地久天长，即使政府财政支出拉不开栓也不要紧，要让孤陋寡闻的普通公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国世纪”是一个可以享受甚至挥霍廉价商品的时代。如果有一天廉价商品时代终结了，西方的老百姓最恨的将是“邪恶”的中国，而不是久债不还的政府。

中国农民到底是靠什么创造了这一世界奇迹？中国农村工业化到底有什么秘诀？廉价商品到底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这一奇迹还能够维持多久？

农村工业化的秘诀就是低成本制造，但这还不是最根本原因。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分析文章认为低成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和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效益产生的。索额图不以为然。虽然中国农民的生活成本很低，但这并不是产生世界范围内低成本优势的主要原因，因为越南、墨西哥等地工人的工资甚至更低，但他们生产不出更便宜的产品来。大规模生产确实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成本，但这是结果，并不是原因。是什么可以使中国企业而不是美国企业或者墨西哥企业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生产？

低成本是通过综合因素获得的，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原因。索额图以为，中国农村工业低成本的原因有：一、管理成本低；二、没有贪污腐败；三、没有监守自盗；四、没有冗余人员；五、没有跑冒滴漏；六、没有福利负担；七、没有社会负担如各种摊派；八、有本地政府作保护伞，不需或支出很少环保费用；九、中国政府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强大而有效的管理协调保障功能，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安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十、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保民护商。

管理成本低是农村企业最显著的特点。这些企业管理机构简单，很少的管理层次和人员，简单有效的信息和管理手段，高效率的决策体系，常常用大脑替代电脑，没有在国营企业或者西方的企业中习以为常的许多管理成本。虽然我生活在国外，没有亲眼见识这些企业，但一位在芝加哥大规模经营地毯销售和安装的来自中国江苏的商人证实了这一点。他用智慧设计了一种低成本的商业模式，用自己聪明的大脑做生产调度及管理，很少用帮手，但经营规模却相当于美国人经营的中型商店。显然，聪明或者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效率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如果雇佣的农民也是聪明的，训练成本降低，也是导致生产成本低的原因。

在企业发展壮大、技术成熟之后，管理成本低是这些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能够与西方企业相抗衡的重要法宝。那么，又是什么使农村企业的管理者在维持低成本的条件下实现高效率、大规模生产呢？智慧！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但是用诺贝尔奖的个数、杰出专家的个数、托福GRE满分考生的个数来衡量和评估中华民族的智慧是荒唐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并不只存在教授学者和政治领袖们的大脑中。中华民族的智慧也不能简单地用教育水平、大学生研究生比例来衡量。中华民族的智慧更不是集中在城市居民中。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和运用的水平，只能反映一个民族部分人群的智慧水平或创新水平，而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农民没上学缺乏知识，但这并等于他没有智慧。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中国农民拥有与中华文化息息相通的传统智慧。如果你低估了中国人民的传统智慧，你会永远为层出不穷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奇迹而惊讶不已。

中国传统智慧的最大特点是变通。变通就是在条件约束下变不可能为可能，变有限为无限，变短暂为持续，变小成为大成。变通就是思维不受任何模式约束，不为规则制约而放弃，不因教条禁忌而不为，在恪守道德规范的前提下，灵活运用一切资源，甚至“拿来主义”。中国古代哲学最高成就莫出乎《周易》，《周易》就是关于变通的哲学。历史上变通的例子不胜枚举，优秀的历史名人都是变通高手。今天，改革开放是变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变通，“重返非洲，挺进南美”也有变通的道理在里边。走后门拉关系是变通，权钱交易是变通，通过反腐而实现重新集权也是变通。用高压锅做土汽车的空气滤清器是变通，进口散件组装汽车冒充国产也是变通。通过亲属或信任关系以及奖励等手段而不使用严格的管理制度体系实现企业管理高效率低失误，这是农村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变通办法。运用无数脑筋想出各种变通办法来压低成本，是农村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秘诀。专业化分工是农民们为了降低管理难度和成本以适应自身管理素质、职工素质而发明的低成本生产方式。他们把这种生产方式成本和效率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使扩大生产规模或调整产品品种花样非常容易和迅速，从而可以大批量生产出世界最便宜的打火机，衣服，鞋子，玩具，五金工具等。这并不是什么高级教授或西方MBA传授的结果，而是农民企业家们运用了他们固有的传统智慧发明的。这是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先进性的体现。传统智慧是中华民族唯一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也是别的民族偷不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用传统智慧武装起来的廉价产品制造业和农民企业家们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屹立不倒的。

除了传统智慧之外，传统道德也为中国农民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规律与其说是价值规律，不如说是垄断规律。西方企业只要接近垄断或者逮着机会就疯狂掠夺大众和国家，甚至个人行为也不例外。只要不违法，他们毫不忌惮做丧天害理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只有法，没有德之说，与我洋洋中华如人兽之殊。说我中华乃“礼仪之邦”纯属胡说八道。礼仪哪儿都有，不能治国立人。我中华实乃“道德之邦”，历朝历代都是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来治国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文文化发达的主要原因。现代人谴责中国法律条文模糊和粗线条，其实那是为引入道德条文或规则进行裁判而预留的空间，所谓“量刑”的“量”字，就有道德裁判的含义和内容。如今社会道德江河日下，坏人常挤占法律中的道德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都是用“重典”或严打的手段来挽救危局的。但这种非常时期在整个历史中只占很小很小一段，不能否定我中华“道德之邦”的基本特点和美名。今后宣扬我中华文化，布施中土恩德，恐怕应该同时传播中国传统的“道德观”，而非倒卖历史名人。中国不能满足于廉价产品和巨额外汇，还要向世界宣传道德，建立世界道德规则，充实和谐发展理论内涵，把“中国时代”创建为“道德时代”， 以别于美国标榜的“民主时代”。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廉价产品其实正在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

中国农民发展工业的路子，是用他们所有，倾他们所能，做不了高端产品，就从低端产品开始，只要能挣回工资或者口粮，他们没有利润也可以去做去卖。在赢得了机会之后，他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扩大再生产，并把产品类别做多，做全，比如布料、纽扣、打火机、电池等，在全世界几乎找不到比中国更便宜的类似产品。他们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许多同类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但他们并没有像美国的垄断寡头那样乘机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而是继续着低成本低利润的生产方式，像老牛吃草一样，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吃下去。索额图认为，这其中有道德因素的作用。中国农民用道德而不是用垄断赚钱，这是经济史上的新篇章，与中国传统的“和气生财”一脉相承。更可贵的是，中国农民并不像国营企业一样热衷于窝里斗，而是积极争取走出去，打入国际市场，显示了农民企业家们的胸怀和眼量。西方垄断恶霸被打得丢盔弃甲，债台高筑，最近来北京向中国“下跪”了。和一百六十年前同样的逆差情形，但他们这次没有带炮舰来，因为他们知道时代变了。他们面对的是通过经济纽带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几亿中国农民，而不是外强中干、内严外宽的清朝政府，也不是恃强欺弱、奴颜卑膝的蒋家民国。

这是落后经济对发达经济的冲击，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遭受到中国经济的狙击。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世界历史，没有战争，但他们赢了西方列强。这是中华文明向西方文明发出的挑战，“迈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目标由中国农民率先实现了。这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快事，是历史的进步，是世界改朝换代的前夜。这也是中国农民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被领导和从属地位之后重返历史舞台的开始，显示出中国农民固有历史地位的不可撼动性。虽然毛大圣说人民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我们宁愿相信，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毛大圣心里想的却是，农民，只有农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动力。而今天的现实正好验证了我们的这种推测。

许多人担心中国生产那些廉价产品没有什么前途。但我以为，廉价产品只要能生产出来，就会有市场。中国的大规模、专业化的轻工业和一般消费品工业生产在国际上没有多少强大的竞争对手，只要廉价产品品种足够多，生产规模足够大，没有什么攻不破的壁垒。更何况，中国产业扩张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大。做高端产品赚钱多的道理中国农民也懂。龙头骨干企业总是利用不断积累的资本，投入更赚钱的中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与传统工业寡头展开竞争，并使自身产品和市场定位不断升级，给同行企业让出低端市场。这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定义的经济成长，而非粗制滥造。即使美国或者欧洲关起门来不进口中国的廉价产品，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仍然是敞开的，他们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会继续支持中国经济大循环向上攀升。只要这个循环不被战争等因素破坏而中止，中国的一般制造业就可以不断扩张，中国可以挑战西方工业巨人的拳头产品就会越来越多，国内的就业压力就会越来越轻，内需也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就会变成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变成工人，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吸纳能力就越来越强，中国经济及周边一体化区域经济体就会成长为对外资本和技术依赖越来越少的独立经济体，成长为与美国和欧洲经济体规模相当的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区--亚太经济区是其必然的结果，而中国必然是中心经济区域和名符其实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可见，中国农民的低成本制造的办法，是解决中国资源不足、人口过多、就业压力三大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农村城市化、中国农业工业化、中国农民工人化--充分就业和脱贫致富的过程。和平崛起的主体应该而且必然是农民，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农民的崛起。

你也许会认为索额图片面夸大了农村工业和农民的作用！但我以为，从国家宏观的角度看，我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广大地域上人口生存和就业的产业意义更大。那些鼓吹中国崛起却不研究农民就业问题的做法才是片面的。现实中农村工业不单是出口创汇的主体，也是给大工业配套的主力军，一些行业中农村血统的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主力军。如果为一九八零年和二零零六年画两张城市经济产出密度分布地图，你会发现中国农村特别是江浙沿海一带农村变城市、小城变大城的速度之快，举世无双，这就是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标志。虽然科技和尖端工业是国家强大所必需的，但是如果高端经济与落后的一般工业和农村经济并存，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经济技术结构，高端经济和科技是难以维持的。印度经济之所以上不去，就是因为它的葫芦型经济结构的制约，如今它只能靠不需要工业硬件基础的软件业为生了。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靠得并不是高端经济和科技。国营经济的衰落也不是完全被农村工业挤垮的，而是它自身机制失灵，萎缩崩溃了。正是农村工业的兴起，使中国的一般工业和消费品制造业迅速增长，避免了国营工业衰落导致的葫芦型经济技术结构的出现，才使中国经济的“腰”变粗了。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经济值得称道的、有竞争力的部分仍然是这部分中低技术为主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高端经济仍然很幼小。那些沿用西方游戏规则的现代企业，在西方巨人企业面前，仍然是侏儒，一个知识产权的紧箍咒就把他们武功尽废；他们中又有几个企业真正具有创新能力，能够为中国打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再有十个阿里巴巴或者联想，中国的实力又会增强几分？中国政府和人民能指望他们与西方经济抗衡吗？中国农村实现了工业化，工业配套和投资环境会更好，劳动力素质会更高，社会运行成本会更低，国家政权就会更稳定，经济增长效率会更高，那才是富裕强大、民族崛起的标志。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就像向前一步步推进的长城，坚实稳固，势不可挡，占住了，就是中国的地盘，谁都不怕，谁也不敢小视。

分析至此，你也许还会问，农民真有那样巨大的威力？索额图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在思想上重新树立一个中国农民的形像。本文从头到尾所指的农民是广义农民，而非愚昧迟钝、只会种地的狭义农民。广义农民就是指具有农民传统特征的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品质、灵活变通的智慧和“敢为天下先”（造反的代名词）的精神，是中国农民的传统特征。成功的中国企业家，不管他们有无农民血统，他们往往具备这三大特征，这是中国企业人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即便是MBA出生的企业家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经历再回炉的过程，学习掌握三大法宝，给自己打上“农民”的印记。以掌握先进技术为标榜的海归专家，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并不是要你习惯天天喝酒说粗话假话，而是放下身段学做农民企业家。今天的中国，反腐使官员不安定，下岗使工人不安定，聘任使教授不安定，唯有当企业家的农民感觉最好，他们代表着社会地位正在迅速上升的农民阶级，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新主人。在世界市场被廉价商品吞噬殆尽的时候，给新主人们以自由，以高官，给他们发挥经济威力所需的一切支持，让他们把经济重心转移到国内来，转移到大西北来，组织“经济北伐”，推动落后的北方农村实现工业化，消除南北经济落差，实现南北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到那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就会基本消失，中国的崛起才会有一个坚实稳固的基础，“中国时代”才会名符其实。

但是，广义农民，包括农民企业家，农民工人，农民官员，MBA农民，海归高科技农民等，他们之所以被索额图称作农民，是因为他们具有和狭义农民一样的致命弱点，不关心政治，不学习法律，缺乏现代社会生存所需要的起码的政治法律素养。工人懂得通过罢工达到目的，农民进城溜门撬锁，被欠了薪，要么杀人，要么跳楼。发迹的农民企业家干黑道吸毒杀人娶几房副老婆，没见过大钱的农民升了官就拚命贪钱，钱多得没地儿藏愁得睡不着觉。他们干起坏事来，和干正经事一样聪明，一样拚命。而占社会大多数的狭义农民们呆在社会最底层，像被阉割的动物一样，连表达政治诉求的愿望都没有。他们讨厌腐败所以喜欢毛泽东，他们惧怕贫穷所以喜欢邓小平。他们喜欢明君，但仅此而已，不会采取行动去保卫自己的利益和选择。历史上农民的悲剧大多是不关心政治的结果。今天的农民发达了，难道还要重复历史吗？这个依靠农民崛起的时代需要农民参加到政治中来，让他们自己来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崛起的中华民族。

伴随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中央权力下放，地方利益集团崛起，权力分布逐渐形成外重内轻格局。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如今要想和平地实现权力重新集中，使整个国家向和平崛起一个目标奋进，还须运用中国农民已经运用熟练的手段--变通。提拔几个农民企业家当部长，甚至进政治局，未必不是一条良策，而且也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并非一无是处，它不但有现实合理性，还与毛大圣思想有血脉相传的关系，只是朝中的政策诠释者没有学好毛选，没能把这个本来有很强草根性--群众性--的理论说圆，惹得内外飞星，直到现在仍然蒙冤。如果选拔几个当代的陈永贵、郭凤莲进中央，对中国农民，包括农民企业家们和进城民工们甚至海外开餐馆的农民们的鼓舞，比《大国崛起》的煽情效果肯定好得多。我们这个时代称作精英的大多是西化的精英，因为这是一种时尚。“东化”--本土化的“精英”现在的成份仍然是农民企业家。中国崛起过程中要防止的是政治权力为少数西化精英所把持，要保护和提拔的是本土化的精英，包括仍然装着农民思想的海归们。否则，农民们又要白忙活一场。

其实，和平崛起与其说是一种奋斗目标，不如说是中国人民的期盼。政府维持和平，农民负责崛起，巨额外汇储备和不小的GDP，就是崛起的标志，崛起的提法并不狂妄过分。但是，现代经济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复制或变通只在某个特点发展阶段有效。中国经济要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抗衡，光靠廉价商品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创新能力，占领科技高端。三大传统法宝，只有加上创新的法宝之后，中国农民才会无敌于天下，才有可能建立起既庞大又发达的经济体。而只有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国家才算强大，就像今天的美利坚一样。中国农民并非没有创新潜能，如果变通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创新了。伊拉克战场上美英联军最好的防弹衣就是中国农民的创新产品。有中国农民在，我并不担心中国的崛起事业能否成功。我担心的是和平的环境能否这样继续下去，会不会有一天穿着中国农民造的防弹衣的强盗把战争强加到中国农民头上，而使崛起大业半途而止？中国农民像牛一样的性格是最令人担忧的！

 索额图于北美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廿一日草稿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初稿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