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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荣耀的思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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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苏联密谍、代理人张学良的赤色人生(上) 2020-11-20 15:05:22


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能够知道。

1901年6月3日(农历四月十七),张作霖派人将怀孕八个月的妻子赵春桂和女儿从八角台胡家窝堡张景惠家接送到桑林镇东的詹家窝堡赵明德家(赵明德是张作霖妻赵春桂的堂侄,张学良的表兄),途中,在颠簸的马车上,赵氏产下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

张学良与他的父亲张作霖,是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在民国政治人物中,最坚决反苏反赤的,前有段祺瑞,后有张作霖。1920年6月,段祺瑞的皖系在直皖战争中被击败,自此,张作霖取代段祺瑞,成为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敌人。

造化弄人,民国反苏反赤第一人张作霖,冥冥之中却与共产党有着不解的渊源:他有一个创立了中共的义弟,还有一个亲苏亲共,打骨子里信仰共产主义的儿子。

中共两位创始人,李大钊被张作霖处死,陈独秀是张作霖的义弟。

1902年,八角台保险队被新民府知府陈衍庶(字昔凡)收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保险队首领张作霖被任命为马队帮带(副营长),不久,少年丧父的张作霖拜陈衍庶为义父。陈衍庶因膝下无子而过继哥哥陈衍中的次子陈独秀为嗣子,这样,张作霖成为陈独秀的义兄。1902年至陈衍庶1909年离开奉天返回故乡安庆期间,陈独秀本人多在日本和安庆,因此,张作霖与陈独秀交往机会有限。为“革命事业”奔波的陈独秀很少顾家,其1898年出生的长子陈延年和1902年出生的次子陈乔年长期由陈衍庶养育,张作霖、少年张学良父子与延年、乔年二兄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

注:一说招抚张作霖的是陈衍庶的结拜兄弟增韫,1902年的新民府知府也是增韫;另说陈衍庶、增韫为前后任的新民知府;还有说增韫任新民府知府(从四品)时,陈衍庶是管辖辽阳、新民的道台(也叫道员,正四品),是增韫的上级。很可能增韫、陈衍庶都参与过对张作霖的招抚、收编,并都担任过张作霖的上司。

张学良懂事后也许未见过陈独秀,但这位义叔对张学良的思想却有着不小的影响。陈独秀三子陈光美(生母为高君曼)在1992年清明节的祭文《陈独秀,对不起此生不敢做你的儿子》中写道:“少年张学良从小也很反叛,对父亲张作霖的一些行为极为不满,对叔叔陈独秀的家国情怀则非常敬仰,对叔叔创建的中共也充满了好感。据说,张学良进入东北军后还想找叔叔之子延、乔兄弟(陈延年、陈乔年)加入中共,后来蒋介石残忍杀害延、乔兄弟,在一段时间内,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可恶至极’。。。”

1915年5月9日,中日签订《中日民四条约》,袁世凯政府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通过报刊和外交渠道将消息透出,随后,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活动,少年张学良也参加了奉天省的示威游行。

注:1915年1月日本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共五号二十一条,在《中日民四条约》中,大致含一至四号中的十一条。

参加反对“二十一条”运动,“是张学良从事反帝爱国事业的起点”。张学良自述:“及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颇受刺激,因是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杨景华《张氏父子》)。自这次游行起,敌日、仇日情绪贯穿了张学良的一生。

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难解的疑团: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不抵抗?九一八时命令沈阳驻军不抵抗,坐镇锦州时再次不战而退,日军兵进热河时依然不部署抵抗,任由一百多个鬼子占领了省会承德。。。为什么刚届而立之年的张学良没有展现出一丝一毫男子汉的血性?为什么日军一次次近在眼前的时候,极端敌日、仇日的张学良始终不抗日?为什么到了远离日军的陕北,张学良又死活要抗日了?本系列文章将给您一个圆满的答案。

1916年春,15岁的张学良奉父命和19岁的于凤至成婚。同年(也有说是1917年)7月-9月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在景佑宫的网球场和手球场建成,张学良成为网球场的常客,后来,他又常来这里,或打乒乓球、羽毛球、高尔夫,或学习跳舞、下棋、游泳,提高英语。1917年,张学良正式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稍后又成为该会会董。介绍张学良加入奉会的是周大文、杜泽先、王少源等人。王宗承(字少源)是民国名医,时任27师(师长张作霖)军医处处长,治好过少年张学良绵延数月的肺病,他在业余时间兼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当时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莱德);杜泽先也是一位医师,周大文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周、杜二人都是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的当事人,事件发生时,周大文是大(元)帅府秘电处长,杜泽先是张作霖的随身医官。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对张学良的成长和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义,“张学良早年接受的西方启蒙教育,就是在奉会完成的。”(辽大历史系武志华语);许多出自奉会的进步青年,后来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智囊、挚友、左膀右臂,如阎宝航、王卓然、高崇民、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巩天民等等。资料显示,张学良的这些挚友们,以及苏子元等人,在20年代把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建设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北方的重要基地、据点之一。

1916年,正就读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东北大学前身,当时东三省最高学府)并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兼职干事的阎宝航结识了小他6岁的张学良,二人经常一同参加奉会的各项活动,结成“一生挚友”。也有说法称,阎宝航是在1918年,与张璞山、关纯厚、韩淑秀(郭松龄妻子)创办奉天贫儿学校(1918年4月)前后结识张学良的。

阎宝航是解开张学良真实身份的重要钥匙。

如今,阎宝航秘密共谍的身份已人所共知,但仍有一个误区:把阎宝航当作一个中共密谍。阎宝航不是中共安插的,中共也不是阎宝航的服务对象,1937年以前,阎宝航与中共中央之间没有组织隶属关系。阎宝航不是中共间谍,阎是一个苏联-共产国际间谍;谁能说说,阎宝航的间谍生涯为中国做了什么贡献吗?nothing!但是,对苏联,阎宝航却有四项突出而巨大的贡献:

一、伪造《田中奏折》。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1929年12月)期间,为抵销苏联侵略东北激起的中国反苏舆论,张学良、阎宝航等与共产国际共同炮制了《田中奏折》,29年10月底、11月初,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阎宝航抛出了仿造的《田中奏折》,奏折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语句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人的神经,中国的反苏情绪迅速被反日狂潮淹没,之后,中日之间不再有信任基础,仇恨之结再难解开,两国矛盾不断激化,一步步走向了局部战争、全面战争。

东北军与苏军激战之时,张学良、阎宝航正在与“对手”合作炮制《田中奏折》?!天哪,这是天方夜潭吗?!

不!“中东路事件”本就是张学良与苏联共同导演的双簧。苏联和张学良通过“中东路事件”,一箭多雕,达成了多个目的,其中包括跨过国民政府,使苏联的中东铁路特权得以延续,使中东路得以避免被民国政府谈判收回或赎买。在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故意牺牲,借苏联之手杀死了非其嫡系的东北军第15混成旅、第17混成旅两部数千名官兵,包括第17混成旅长韩光第、副旅长魏长林,两名团长张季英、林选青;在两旅与苏军激战期间,张学良不援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第15混成旅最终弹尽无法再战,数千人被俘;双方停战后,张学良又将被苏军释放回东北的第15混成旅旅长梁忠甲谋杀灭口。梁忠甲是前奉系二号人物,东三省边防司令长官吴俊升的铁杆心腹,“滦州兵变”时狙击叛军有功,使郭松龄最终败亡,并使张学良代父上位的时间被推迟了两年半,推迟到了皇姑屯事件之后(奉系一、二号人物张作霖、吴俊升在事件中同时被爆炸谋杀)。关于中东路事件真相,我还将另文专述。

《田中奏折》是张学良情报组与苏军战略情报人员的共同杰作。参与伪造《田中奏折》,成功预判日本侵略步骤的苏方战略专家,很可能是中东路事件时的远东苏军最高指挥官、苏联远东军魂布柳赫尔,或布柳赫尔的重要助手兼情报负责人,日后以死守斯大林格勒而闻名于世的崔可夫。

注: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29年前后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共产国际远东军事负责人,布柳赫尔就是让蒋介石一直念念不忘,让北伐军诸多将领深为折服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当时在远东特别集团军负责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崔可夫也曾两次来华担任军事顾问。

二、在《田中奏折》基础上,将日苏战争转换为日中全面战争,使日本无暇、无力进攻苏联。阎宝航与张学良的其它幕僚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人,长期狂热地进行反日、抗日宣传,煽动中国政界、军界、民间的敌日、仇日情绪,煽风点火,刻意激化中日矛盾,他们不是以身作责,让自身所在的东北军、率先负起抗日责任,而是鼓吹“全国抗战论”,极力将中日两国拉入全面战争,将日本一直计划、准备中的日苏战争转换为日中战争,以牺牲中国来使日本深陷中国,无暇、无力入侵苏联。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斯大林变日苏战争为日中战争的战略规划得以变成现实。斯大林的战略梦想,是阎宝航、张学良,张学良的其它助手们,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其它成员、间谍们合力实现的。

三、1941年6月中旬,将得自于右任、孙科的德国将闪击苏联情报转告苏联。

四、1944年夏、秋(或1945年8月前),将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详细情报,报告苏联,为苏军横扫关东军立下大功。

身在抗战大后方重庆,远在千里之外的阎宝航怎么会得到关东军的详细情报呢?官方说法是,情报是阎宝航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借阅得到的,这份情报的存在,是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透露给阎宝航的。这个说法是为遮掩阎宝航、张学良的真实身份而编造的谎言。抗战结束前,国民党可曾有效统治过东北?没有,一天也没有,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是张学良,国民政府没有获得这一情报应有的情报体系和人脉资源,不会先于张学良系统得到这份情报,这份情报真正来源,应该是阎宝航的前东北同僚,“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安插在伪满洲国的高级潜伏官员,张景惠、藏式毅、邢士廉、于镜涛等人。

阎宝航的四大对苏贡献中,前二项的战略价值远远大于后二项的战术价值。崔可夫元帅在《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一书中写道:“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阎宝航、张学良们对苏联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是用中国人的血海换来的。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追授阎宝航及“奉天情报组”“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以表彰他(他们)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所做的杰出贡献。代授勋章的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称赞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

这不是对友人的授勋,这是对自己人--前苏联间谍们的嘉奖;对阎宝航的授勋,就是对张学良的授勋,俄罗斯无法赤裸裸地直接对张学良授勋;叶利钦嘉奖的“奉天情报组”,就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共产国际间谍团。

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却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

将阎宝航安插入国民党的,不是周恩来,而是张学良。阎、周二人首次见面是在“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8月,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期间。而在1929年11月,阎宝航、张学良就已经与苏联合作炮制、抛出《田中奏折》了;张学良从1934年5月开始为阎宝航布局,阎先担任蒋张合办的四维学会理事,7月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10月,阎宝航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至此,张学良把阎宝航安插到了国民政府核心军事部门,安插到蒋介石身边,阎成为连戴笠(戴与张学良也是结拜兄弟)、徐恩曾、贺衷寒等军统、中统特务头子也要“高看一眼”、“礼让三分”的人物。

阎宝航是一个苏联-共产国际间谍,阎宝航的真实身份,就是张学良的真实身份。

中共不是苏联在中国的唯一代理人系统,张学良是与中共并行存在的苏联代理人(之一)。中共是公开、明面的苏联代理人,而张学良则是隐秘的在暗处左右中国政局的苏联代理人,直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阎宝航的真实身份都不为中共中央所知。中共建政后,阎宝航得不到毛泽东和中共的信任,未授军衔,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反党集团成员,惨死秦城,不留骨灰,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中共自己人,是中共系统外的苏联和共产国际间谍。

大致在1919年7月,杨卓从苏联来到东北,被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任命为国防筹备处调查员。杨卓生于北京,是个孤儿,少年时被一位沙俄将军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时的名字叫包青山。1917年5月,包青山加入苏共,1918年春至1919年春,包青山任高加索一带苏联红军中国营营长,率部与白卫军作战,战功卓著,1919年5月,返回中国前,包青山及所部中国营战士得到列宁亲自接见。1920年1月,杨卓被张作霖委任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参议、呼伦贝尔盟镇守使署外交顾问,之后又历任中俄会议奉方代表、奉俄会议委员及主要谈判代表、中东路护路军满站旅参谋长、外交处长、中东路五人监事会少将监事等职,是东北首屈一指的俄国通。在1924年的奉俄谈判中,杨卓涉嫌勾结苏联,蒙骗张作霖签约。杨卓使张作霖相信,苏联驻华全权大使加拉罕同意接受张提出的签约“三原则”:停止援助冯玉祥,停止在东北的赤化宣传,在中东路的财物和债务上照顾奉军的利益。9月,经张作霖授权,奉方代表郑谦与苏方代表库兹涅佐夫签订了《奉俄协定》。签约后,苏联没有遵守“三原则”中的任何一条,张作霖遂回报以更猛烈的反苏反赤行动。大约在1927年1、2月间,杨卓被张作霖秘密处死。

注:关于杨卓的经历,来到东北的时间,死亡时间、原因,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张学良与杨卓可能相识于1919年底或1920年初,两人应该有较频繁的接触,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据杨卓嫡孙杨刚的祖母(可能是杨卓两个中国妻子中的大夫人白孟申女士)说,当年,张作霖父子,以及中东铁路和东省特别区(中东铁路附属区)的两位重要官员于冲汉、张焕相经常来杨卓家串门;杨家还藏有杨卓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等人的合影(可能已在文革时被杨卓父亲销毁)。这位当过远洋水手,游历四海,阅历丰富,英语说得比俄语还好,气概不凡、果决坚毅的苏联战斗英雄对年青的张学良一定颇具吸引力。杨刚在其所著《家殇:奉俄外交与哈尔滨「杨卓事件」之谜》一书中说,“当作者辗转将精心收集的有关杨卓事件的史料交给晚年的张学良时,这位杨卓昔日的好朋友,沉默不语……”杨卓这个名字,应该触及了张学良内心深处不能言说的秘密。杨卓很可能是张学良最早的共产主义引路人(之一)。

1918年9月,徐世昌总统特任奉天督军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1919年3月,张作霖重建清亡后停办的东三省讲武堂(清末三大军校之一),并将其更名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岁的张学良成为讲武堂第一期学员;1918年中,广东军政府韶关讲武堂中校教官郭松龄(字茂宸)返回东北发展,任督军署少校参谋,次年3月,郭调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成为张学良的战术教官,张、郭相识后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张学良、郭松龄的关系超乎寻常,极为密切,亲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张学良本人对部下一再宣称:“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以树立郭松龄的权威;张作霖曾对张学良说,“你对郭茂宸除了老婆不给他睡,什么都可以给他”。同样亲苏亲赤敌日,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高度相同,是张学良、郭松龄迅速走到一起,并几乎不分彼此的根本原因。而杨宇霆、张宗昌之所以成为张学良必欲铲除的对象,则是政治立场截然相左的结果。与杨宇霆、张宗昌的政治立场高度接近,反苏反赤亲日的张作霖,与儿子张学良的政治立场,根本无法调和。“今生父子,前世冤仇”,张氏父子之间早晚要有一个人倒下,相对仁厚,信奉中国传统道德的张作霖的死亡几乎难以避免,而且,他的身边已布满了张学良的人。

郭松龄因“郭松龄反奉”而被记入史册。1925年11月,在共产国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共产国际中国北方领导人李大钊)策动下,郭松龄与另一位苏联的中国盟友冯玉祥秘密缔约,发动“滦州兵变”,差一点推翻了张作霖,“滦州兵变”即“郭松龄反奉”。“滦州兵变”实际上是张学良、郭松龄一暗一明共同发动的,郭松龄的权力完全来自张学良,他没有能力撇开张学良单独发动“滦州兵变”。兵变的奉系精锐--京榆驻军司令为张学良,副司令为郭松龄,该军的军官,都是吃“老张家饭的”,要么忠于老帅张作霖,要么忠于少帅张学良。忠于张作霖,不愿附从起事的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等30多名军官被送往李景林处看押后,余下的军官,基本上都是张学良本人一手提拔起来少壮派,没有张学良的暗中许可、支持,郭松龄无力扣押忠于张作霖的军官,也根本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郭松龄、张学良发动“滦州兵变”的原因不是张作霖勾结日本,企图卖国;也不是张作霖赏罚不公,薄待郭松龄。获得督军职务的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四人,功劳、资历都高过郭松龄,虽然没有授予郭督职,但把奉军最精锐的部队交给张学良、郭松龄指挥,而让杨宇霆、姜登选只带少数部队南下苏、皖赴任,这是薄待郭松龄吗?兵权和督职?哪个更重要?为什么兵变?因为坚决反苏反赤的亲日派张作霖是苏联在华的头号敌人,张作霖的政治立场是苏联无法容忍的,也是其时已加入共产国际的郭松龄、张学良无法容忍的,推翻张作霖是苏联和张、郭的共同选择。关于“滦州兵变”,本系列后文还将再述,更多详情及分析,还可参见“张学良弑父调查(上)”一文。

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在兵变失败后即被杀,二人的真实身份没有机会充分暴露。但郭松龄与张学良培养了另一个苏联代理人盛世才。盛世才是郭松龄、韩淑秀夫妇干女儿邱毓芳的丈夫,1923年,经郭松龄推荐,在张学良、郭松龄军中任上尉参谋的盛世才被奉系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公费留学深造。1925年11月,盛世才从日本回国,协助郭松龄发动兵变。郭松龄败亡后,盛世才逃回日本,继续学业,27年回国,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贺耀祖部。1930年10月,盛世才被安插到新疆,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上校参谋(时任督办为金树仁)。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力量的全力帮助下,1933年4月,入疆仅2年半的盛世才取代金树仁,成为新的新疆督办,不久,盛世才控制全疆,成为著名的“新疆王”。为扶植盛世才,苏联红军甚至至少二次入疆作战,帮助盛世才击败其主要对手马仲英、张培元,苏联“红八团”还驻扎哈密,为盛世才扼守新疆东大门。

苏联从未用直接出兵越境作战的方式帮助过它在中国的其它代理人或盟友,苏联不顾国际影响,破例、倾力帮助盛世才,说明盛世才是苏联可靠的“自己人”。盛世才极可能在东北军时期,就已秘密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了苏联的“自己人”--联共党员。或者说,在25年底“滦州兵变”时,张学良身边应该已存在了一个联共党员支部,其成员包括:张学良、郭松龄、韩淑秀、盛世才、阎宝航(阎宝航也介入了滦州兵变)等。

不晚于1941年5月,斯大林决定全力扶持毛泽东,盛世才在代理人之争中失宠,前途未卜;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苏军一溃千里,盛世才开始向国民政府、蒋介石靠拢以寻求自保。5月8日,盛世才逮捕了深知其底细和真实身份的东北同乡,张学良的重要幕僚,另一位共产国际间谍杜重远并长期关押,1943年9月秋,在向国民政府移交新疆前,盛世才将杜重远秘密处死灭口。

化身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民主实业家的杜重远,是张学良共产国际间谍网的重要成员,杜重远与阎宝航共同致力于将中日引向全面战争,并曾参与西安事变。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这位“抗日”的极力鼓吹者,没有出现在抗战的前线,1939年1月,应盛世才之邀,杜重远以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远离抗日前线的新疆,同时也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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