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第一稿，本文有较大篇幅的内容增补，还做了大量内容、文字优化，故未在第一稿上更新，而是另行贴出。）

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能够知道。

1901年6月3日（农历四月十七），张作霖派人将怀孕八个月的妻子赵春桂和女儿从八角台胡家窝堡张景惠家接送到桑林镇东的詹家窝堡赵明德家（赵明德是张作霖妻赵春桂的堂侄，张学良的表兄），途中，在颠簸的马车上，赵氏产下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

张学良与张作霖，这对父子是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在民国政治人物中，最坚决反苏反赤的，前有段祺瑞，后有张作霖。1920年6月，段祺瑞为首皖系在直皖战争中速败后，张作霖取代段祺瑞，成为民国反苏反赤的第一人，和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敌人。

造化弄人，民国头号反苏反赤者张作霖，冥冥之中又与共产党有着不解的渊源：他的义弟创立了中共，他的长子，狂热亲苏亲共，打骨子里信仰共产主义。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被张作霖处死，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是张作霖的义弟。

1902年，八角台保险队被新民府知府陈衍庶（字昔凡）收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保险队首领张作霖被任命为马队帮带（副营长）。不久，少年丧父的张作霖拜陈衍庶为义父；膝下无子的陈衍庶过继了哥哥陈衍中的次子陈独秀为嗣子，于是，张作霖成为陈独秀的义兄。1902年至陈衍庶1909年离开奉天返回故乡安庆期间，陈独秀本人多在日本和安庆，因此，张作霖与陈独秀没有多少见面机会；为“革命事业”奔波的陈独秀很少顾家，其1898年出生的长子陈延年和1902年出生的次子陈乔年长期由陈衍庶养育，张作霖、少年张学良与延年、乔年二兄弟应该有较多接触。

注：有说招抚张作霖的是陈衍庶的结拜兄弟增韫，1902年的新民府知府也是增韫；另说陈衍庶、增韫为前后任的新民知府；还有说增韫任新民府知府（从四品）时，陈衍庶是管辖辽阳、新民的道台（也叫道员，正四品），是增韫的上级。很可能增韫、陈衍庶都参与过对张作霖的招抚、收编，都担任过张作霖的上司。

张学良9岁后可能未再见过陈独秀，但他的思想里却留下了这位义叔的烙印。陈独秀三子陈光美（生母为高君曼）在1992年清明节的祭文《陈独秀，对不起此生不敢做你的儿子》中写道：“少年张学良从小也很反叛，对父亲张作霖的一些行为极为不满，对叔叔陈独秀的家国情怀则非常敬仰，对叔叔创建的中共也充满了好感。据说，张学良进入东北军后还想找叔叔之子延、乔兄弟（陈延年、陈乔年）加入中共，后来蒋介石残忍杀害延、乔兄弟，在一段时间内，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可恶至极’。。。”

1915年5月9日，民国与日本签订《中日民四条约》，这一天被袁世凯政府定为国耻日，袁政府通过报刊和外交渠道将消息透出后，抗议“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活动在全国各地爆发，少年张学良参加了奉天省（今辽宁省）的示威游行。

注：日本1915年1月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共五号二十一条，《中日民四条约》的内容，大体对应一至四号中的十一条。

参加“二十一条”抗议运动，“是张学良从事反帝爱国事业的起点”。张学良曾自述：“及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颇受刺激，因是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杨景华《张氏父子》）。自这次游行起，敌日、仇日情绪贯穿了张学良的一生。

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难解的谜团：“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为什么一直对日不抵抗？九一八命令沈阳驻军不抵抗，坐镇锦州不战而退，日军兵犯热河依然不部署抗击，任由省会承德被一百多个小鬼子占领。。。为什么刚届而立之年的张学良没有展现一丝一毫男子汉的血性？为什么日军一次次近在眼前的时候，极端敌日、仇日的张学良始终不抗日？为什么非要到远离日军的陕北，才死活要抗日了？你将从本系列文章里，得到最圆满的答案。

1916年春，15岁的张学良奉父命和19岁的于凤至成婚。同年（也有说是1917年）7月-9月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在景佑宫的网球场和手球场建成，从网球场的常客开始，张学良成为奉会各项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打乒乓球、羽毛球、高尔夫，学跳舞、下棋、游泳，练习、提高英语。。。1917年，张学良正式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稍后成为该会会董。介绍张学良加入奉会的是周大文、杜泽先、王少源等人。王宗承（字少源）是民国名医，时任27师（师长张作霖）军医处处长，治好过少年张学良绵延数月的肺病，他在业余时间兼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当时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莱德）；杜泽先也是一位医师，周大文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周、杜二人都是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与张作霖同车的当事人，周大文当时是大（元）帅府秘电处长，杜泽先是张作霖的随身医官。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对张学良的成长、世界观和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义，“张学良早年接受的西方启蒙教育，就是在奉会完成的。”（辽大历史系武志华语），马克思主义，恐怕就是张学良在奉会接受的启蒙思想之一。成长自奉会的诸多进步青年，如阎宝航、王卓然、高崇民、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巩天民等人，后来都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智囊、挚友、左膀右臂；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在20年代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北方的重要基地、据点之一。

1916年，就读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东北大学前身，当时东三省最高学府）并兼职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阎宝航结识了“一生挚友”，小他6岁的张学良，二人经常一同参加奉会的各项活动。也有说法称，阎宝航结识张学良的时间是1918年，他与张璞山、关纯厚、韩淑秀（郭松龄妻子）于1918年4月创办奉天贫儿学校前后。

阎宝航是解开张学良真实身份的重要钥匙。

如今，阎宝航的秘密共谍身份已人所共知，但人们仍有一个误区：把阎宝航看作一个中共密谍。阎宝航不是中共安插的，阎宝航的服务对象也不是中共，1937年以前，阎宝航与中共中央之间没有组织隶属关系。阎宝航不是中共间谍，阎宝航是一个苏联-共产国际间谍；阎宝航的间谍生涯为中国做过什么贡献吗？nothing！但是，对苏联，阎宝航却做出了四项巨大贡献。

阎宝航的对苏联贡献之一：伪造《田中奏折》。

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1929年12月）期间，为转移舆论，抵销苏联侵入东北在中国激起的日益强烈的反苏情绪，张学良与其幕僚阎宝航、王家祯等人协同共产国际，共同炮制了《田中奏折》，29年10月底、11月初，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太平洋会议上，张学良核心幕僚、“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及张学良另一位重要幕僚王卓然等中国代表抛出了伪造的《田中奏折》，向与会各国代表散发其英文版。奏折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语句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人的神经，中国的反苏情绪迅速被反日狂潮所淹没。《田中奏折》彻底摧毁了中日之间的信任基础，给两国打上了一个难以化解的仇恨之结。

东北军与苏军激战、对峙之时，张学良正率阎宝航等人与苏联人合作伪造《田中奏折》？！天哪，这是天方夜潭吧？！

不！张学良不仅与苏联合作伪造《田中奏折》，还与苏联共同导演了“中东路事件”这出双簧！通过制造“中东路事件”，苏联和张学良一箭多雕，达成了多个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跨过国民政府，延续苏联的中东铁路特权，使中东铁路避免被民国政府赎买或以其它方式谈判收回。在“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故意牺牲，借苏联之手杀死了非其嫡系的东北军第15混成旅、第17混成旅两部数千名官兵，战死、自杀者包括第17混成旅长韩光第，副旅长魏长林，两名团长张季英、林选青等旅、团级军官；两旅在达赉诺尔、滿州里与苏军苦战期间，张学良未援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满洲里的第15混成旅因弹尽无法再战，数千人官兵被俘；停战后，张学良又将被苏军释放的第15混成旅旅长梁忠甲谋杀灭口。梁忠甲是前奉系二号人物，东三省边防司令长官吴俊升的铁杆心腹，曾在“郭松龄反奉”时狙击叛军，延缓其推进，间接使郭松龄最终败亡，也将张学良代父上位的时间推迟了两年半，推迟到了“皇姑屯事件”之后（在该事件中，奉系一、二号人物张作霖、吴俊升同时被爆炸谋杀）。关于中东路事件真相，我还将另文专述。



T字形的“中东铁路”，包括东西向的满洲里-绥芬河支线和南北向的大连-哈尔滨支线；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东铁路的大连-长春段由日本控制，称为南满铁路。

《田中奏折》是张学良情报系统与苏军战略情报人员的共同“杰作”。

《田中奏折》中提到的日本在满蒙一带的活动情况，是张学良的情报系统提供的；

张学良、阎宝航都有能力作出《奏折》中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一常识判断，理由是：
1。满蒙最接近日占朝鲜。
2。满洲有日本租占的南满铁路和关东洲（旅、大地区），有日本关东军（包括满铁守备队）。
3。日本在满蒙地区有相当数量的侨民，根据1915年的《中日民四条约》，日本人有在南满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的权利，有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的权利。

如果日本侵略中国，最可能的入侵发起地区就是满、蒙，作出这一判断不需要特别的门坎，了解日中关系的日本、中国、苏联情报人员，都有能力做出《田中奏折》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一预言。

张学良的幕僚中还不乏精通日本政界情况的人才，参与抛出《田中奏折》的王家祯（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外交机要处主任，莫德惠外甥，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就是一个著名的日本通，他还在七七事变后担任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智囊。

张学良的情报组有能力独力伪造《田中奏折》，但不会擅自进行这一工作。这一惊天阴谋应该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最高层拍板决定或批准，在苏联-共产国际的领导、协调下进行的，在被抛出前，《田中奏折》应该经过了苏军高层的审核。

参与《田中奏折》伪造工作的东北军情报人员至少包括张学良、阎宝航、王家祯三人；苏方的参与者很可能包括中东路事件时远东苏军最高指挥官、苏联远东军魂布柳赫尔，以及布柳赫尔的重要助手兼情报负责人，日后以死守斯大林格勒而闻名于世的崔可夫。

注：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29年前后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共产国际远东军事负责人，布柳赫尔就是让蒋介石一直念念不忘，让北伐军诸多将领深为折服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当时在远东特别集团军负责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崔可夫也曾两次来华担任军事顾问。

伪《田中奏折》，以及张学良的极端敌日、仇日政策，还是导致22个月后日军少壮派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内因；在满蒙边境进行对苏作战侦察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四人被东北军秘密处决、毁尸灭迹，则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导火索。

阎宝航对苏联的贡献之二：将日苏战争转换为日中战争，保障苏联东线的安全。

阎宝航与张学良的其它幕僚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人，基于《田中奏折》，长期狂热地进行反日宣传，煽风点火，煽动中国政界、军界、民间的敌日、仇日情绪，着力激化、加剧中日矛盾。他们不是以身作责，让自身所在的东北军率先负起抗日责任，而是鼓吹“全国抗战论”，力图将中日两国拉入全面战争，将日本一直计划、准备中的对苏战争转换为日中战争，以使日本深陷中国，无暇、无力入侵苏联。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得到了对日全面战争，苏联得到了东线的长期安全，斯大林变日苏战争为日中战争的战略梦想变成了现实，这是张学良、阎宝航，张学良的众多部下、助手们，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其它成员、间谍们合力帮助斯大林实现的。

阎宝航对苏联的贡献之三：1941年6月中旬，将得自于右任、孙科的德国将闪击苏联情报转告苏联。

阎宝航对苏联的贡献之四：1944年夏、秋（或1945年8月前），将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详细情报，报告苏联，为苏军轻而易举横扫关东军立下大功。

远在千里之外，身在抗战大后方重庆的阎宝航是怎么得到关东军详细部署情报的呢？按官方说法，情报是阎宝航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借阅得到的，这份情报的存在，是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透露给阎宝航的。这是一个谎言。抗战结束前，国民党根本未曾有效统治过东北，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是张学良，国民政府没有获得这一情报应具备的情报体系和人脉资源，国民政府不会先于原东北军系统得到这份情报；这份情报的真正来源是阎宝航的前东北同僚，“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安插在伪满洲国的高级潜伏官员，比如张景惠、藏式毅、邢士廉、于镜涛等人。

阎宝航的四大对苏贡献，前二项是战略贡献，后二项是战术贡献，前二者的价值远远高于后二者。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追授阎宝航及“奉天情报组”“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以表彰他（他们）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所做的杰出贡献。代授勋章的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称赞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

这不是对友人的授勋，这是对自己人--前苏联间谍们的嘉奖；对阎宝航的授勋，就是对张学良的授勋（俄罗斯不能赤裸裸地点明道姓直接对张学良授勋），叶利钦褒奖的“奉天情报组”，就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共产国际间谍团。

阎宝航（、张学良们）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却是中国人民的地狱之劫。崔可夫元帅在《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一书中写道：“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张学良、阎宝航们对苏联的巨大贡献，是他们用中国人的血海换来的。


将阎宝航安插入国民党内部的，不是周恩来，而是张学良。阎、周二人首次见面是在“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8月，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期间。而早在8年前，阎宝航就与张学良和苏联合作炮制，并亲手抛出《田中奏折》了；张学良从1934年5月开始为阎宝航布局，阎先担任蒋张合办的“四维学会”理事，7月阎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10月，阎宝航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至此，阎宝航成功打入国民政府核心军事机构，来到蒋介石身边，成为戴笠（戴与张学良也是结拜兄弟）、徐恩曾、贺衷寒等军统、中统特务头子也要“高看一眼”、“礼让三分”的人物。

阎宝航不是中共间谍，阎宝航是一个苏联-共产国际间谍，阎宝航的真实身份，就是张学良的真实身份。

中共不是苏联在中国的唯一代理人系统，张学良是与中共并行存在的苏联代理人。中共是苏联明面的代理人，张学良则是于暗处左右中国政局的苏联代理人，（陕北的）中共中央全体成员，极可能直到西安事变时，都不知道张学良（及阎宝航这帮人）的真实身份。中共建政后，阎宝航得不到毛泽东和中共的信任，未获重用，未获授军衔，文革被打成“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成员，“现行反革命分子”，惨死秦城，“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中共自己人，他是苏联-共产国际部署在中共系统之外的“苏联特务”。

注：时在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任职的王明（陈绍禹）可能知道张学良的真实身份。王明1931年11月-1937年10月间一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7年11月回国领导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1935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要职。

大约在1919年7月，杨卓从苏联来到东北，被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任命为国防筹备处调查员。杨卓生于北京，是个孤儿，少年时被一位沙俄将军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时的名字叫包青山。1917年5月，包青山加入苏共；1918年春至1919年春，包青山任高加索一带苏联红军中国营营长，率部与白卫军作战，战功卓著；1919年5月，返回中国前，包青山及所部中国营战士得到列宁亲自接见。

1920年1月，张作霖委任杨卓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参议、呼伦贝尔盟镇守使署外交顾问，之后，杨卓又历任中俄会议奉方代表、奉俄会议委员及主要谈判代表、中东路护路军满站旅参谋长、外交处长、中东路五人监事会少将监事等职，是东三省首屈一指的俄国通。在1924年的奉俄谈判中，杨卓涉嫌哄骗张作霖签约。杨卓告诉张作霖，苏联驻华全权大使加拉罕口头表示，接受张提出的签约“三原则”：停止援助冯玉祥，停止在东北的赤化宣传，在中东路的财物和债务上照顾奉军的利益。9月，经张作霖授权，奉方代表郑谦与苏方代表库兹涅佐夫签订了《奉俄协定》，这一协定使苏联在“十月革命”七年后，终于得以继承沙俄对中东铁路（即中国东省铁路）的特权。签约后，苏方利用掌握实权的局长（伊万诺夫）一职，排斥中方参与管理，“专权用事”，实际单方控制了中东铁路运营，使中东铁路的“中苏合办”性质徒有虚名；苏联不仅没有遵守“三原则”中的任何一条，还策动（张学良、）郭松龄发动“滦州兵变”，以推翻张作霖；当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张氏政权危在旦夕之际，苏联又拒绝、阻挠奉方通过中东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南下增援。张作霖被彻底激怒，回报以更猛烈、坚决的反苏反赤行动，不再对苏联有任何的幻想和妥协。大约在1927年1、2月间，杨卓被张作霖秘密处死。

注：关于杨卓在苏联、中国的经历，来到东北的时间，死亡时间、原因，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张学良与杨卓可能相识于1919年底或1920年初，两人应该有较频繁的接触，关系良好。据杨卓嫡孙杨刚的祖母（可能是杨卓两个中国妻子中的大夫人白孟申女士）说，当年，张作霖父子，以及中东铁路和东省特别区（中东铁路附属区）的两位重要官员于冲汉、张焕相经常来杨卓家串门；杨家还藏有杨卓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等人的合影（可能已在文革时被杨卓父亲销毁）。这位做过远洋水手，曾游历四海，见多识广，英语说得比俄语还好，气概不凡、果决坚毅的英雄人物对年青的张学良一定颇具吸引力。杨刚在其所著《家殇：奉俄外交与哈尔滨"杨卓事件"之谜》一书中说，“当作者辗转将精心收集的有关杨卓事件的史料交给晚年的张学良时，这位杨卓昔日的好朋友，沉默不语……”杨卓这个名字，应该触及了张学良内心深处不能言说的秘密。杨卓很可能是张学良最早的共产主义引路人（之一），和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最早的牵线人（之一）。

1918年9月，徐世昌总统特任奉天督军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1919年3月，张作霖重建清亡后停办的东三省讲武堂（清末三大军校之一），并将其更名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岁的张学良成为讲武堂第一期学员；1918年中，云南陆军讲武堂（广东）韶关分校中校教官郭松龄（字茂宸）返回东北发展，任督军署少校参谋，次年3月，郭调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成为张学良的战术教官，张、郭相识后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张学良、郭松龄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亲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张学良本人对部下一再宣称：“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以树立郭松龄的权威；张作霖曾对张学良说，“你对郭茂宸除了老婆不给他睡，什么都可以给他”。同样亲苏亲赤敌日，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高度相同，是张学良、郭松龄迅速走到一起，并不分彼此的根本原因。而杨宇霆、张宗昌之所以成为张学良必欲铲除的对象，则是政治立场截然相左的结果。反苏反赤亲日，与杨宇霆、张宗昌的政治立场高度接近的张作霖，与儿子张学良的政治立场，也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今生父子，前世冤仇”，张氏父子早就难以共存，相对仁厚重义，信奉中国传统道德的张作霖的死亡几乎难以避免，他的身边已布满了张学良的人。

郭松龄被历史记住是因为“反奉”。1925年11月，在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共产国际中国北方领导人李大钊策动下，郭松龄与另一位苏联的中国盟友冯玉祥秘密缔约，发动“滦州兵变”（今唐天滦州市），差一点推翻了张作霖。“滦州兵变”实际上是张学良、郭松龄一暗一明共同发动的，郭松龄的权力完全来自张学良，他没有能力撇开张学良单独发动“滦州兵变”。随郭松龄兵变的京榆驻军，司令为张学良，郭松龄是副司令；该军的军官，都是吃“老张家饭的”，要么忠于老帅张作霖，要么忠于少帅张学良。忠于张作霖，不愿附从起事的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等30多名军官被送往李景林处看押后，余下的军官，几乎都是张学良本人一手提拔起来少壮派，没有张学良的暗中许可、支持，郭松龄无力扣押忠于张作霖的军官，也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奉系精锐。

注：镇威军（奉军）京榆驻军由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镇威军第一军（姜登选、韩麟春为正副军长）、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为正副军长）合编而成。

郭松龄（、张学良）发动“滦州兵变”的原因不是张作霖勾结日本，企图卖国；也不是张作霖赏罚不公，未授其督职，亏待了郭松龄。获得督办（即督军）一职的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四人，功劳、资历、职位都高过或不低于郭松龄。杨宇霆长期任奉军总参议，在四人中职位最高，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姜登选是第一军军长，李景林、张宗昌是第二军正副军长，郭松龄是第三军副军长，四人中，只有张宗昌职位不比郭松龄高。但是，论资历，郭松龄难望张宗昌颈背。1918年投靠张作霖前，郭松龄只是个中校教官，而张宗昌1917年就已经是中将，并担任（前）大总统冯国璋的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了（冯国璋死后张宗昌遭江西督军陈光远骗害，部队被解散，不得已跑到东北投奔张作霖，以中将身份从宪兵营长开始重新打拼）；论战功，郭松龄更难企及张宗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率部激战七昼夜，击败吴佩孚精锐董政国部，占领冷口，第一个打过长城；10月底张又奇袭滦州，而后与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会攻天津，截断了山海关的直军退路，使直军全线溃败，吴佩孚从海路逃亡；因最先插入敌后，张宗昌得以收编直军败兵数万人，实力大增，令其它奉军将领，包括张学良羡妒不已；12月底，奉张作霖命令，张宗昌又率部自沧州沿津浦路南下远征，从直隶（河北）经山东、安徽打到江苏南京后，再沿沪宁路东进，于25年1月底占领上海。张宗昌的战功在奉军中无人可比，在张作霖保荐、施压下，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于25年4月任命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取代了段氏自身皖系的原督办郑士琦。郭松龄的所谓战功，压根够不上张宗昌的十分之一，他有什么可愤愤不平的？不是靠着张学良的话，他连副军长、副司令也当不上。张作霖虽然未授张学良、郭松龄二人督职，却把奉军最精锐的部队--京榆驻军（一、三军团）交给二人指挥，让杨宇霆、姜登选只带少数部队南下苏、皖就任。能说张作霖薄待郭松龄吗？授督职是厚待，授兵权是薄待？精锐雄师在握，你以后没机会得到督职吗？

关于张学良的历史，包括张学良自述，充斥着谎言、编造和谬误，扭曲着人们的认知，荼毒着人们的头脑。兵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张作霖是苏联在华的头号敌人，是苏联必欲除之的敌人；当时已加入共产国际的张学良、郭松龄对张作霖“顽固不化”的反苏反赤亲日立场也已深恶痛绝、无法容忍。推翻张作霖是张、郭与苏联的共识和一致选择。关于“滦州兵变”，本系列后文还将再述，更多详情及分析，还可参见“张学良弑父调查（上）”一文。

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在兵变失败后迅速被杀，二人的真实身份没有机会充分暴露。但我们还可以通过郭、张培养的另一个苏联代理人盛世才来折射张学良、郭松龄的真实身份。盛世才是郭松龄、韩淑秀夫妇干女儿邱毓芳的丈夫，1923年，经郭松龄推荐，在张学良、郭松龄军中任上尉参谋的盛世才被奉系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公费留学深造。1925年11月，盛世才从日本回国，协助郭松龄发动兵变。郭松龄败亡后，盛世才逃回日本，继续学业，27年回国，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贺耀祖部。1930年10月，盛世才被安插到新疆，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上校参谋（时任督办为金树仁）。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力量的全力帮助下，入疆仅2年半后，在西北没有根基、背景的盛世才在1933年4月，迅速取代金树仁，成为新的新疆督办，继而又控制全疆，成为“新疆王”。为扶植盛世才，苏联红军至少二次入疆作战，帮助劣势的盛世才击败比之强大的对手马仲英、张培元，苏联“红八团”还驻扎哈密，为盛世才扼守新疆东大门。

苏联从未用直接出兵越境作战的方式帮助过它在中国的其它代理人或盟友。如果刚到新疆不满三年的盛世才与苏联没有很深的渊源，如果盛世才不是苏联可靠的“自己人”，苏联会不顾国际影响，不惜代价，倾力、破例地帮助盛世才吗？盛世才应该在奉军时期，就已秘密加入共产国际，成为苏联的“自己人”--联共党员了。或者说，在25年底“滦州兵变”时，张学良身边已存在了一个联共党员支部，其成员可能包括：张学良、郭松龄、韩淑秀、盛世才、阎宝航（阎宝航也介入了滦州兵变）等。

不晚于1941年春，斯大林决定全力扶持毛泽东，使之成为中共乃至共产国际系统在中国的唯一领袖，5月，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盛世才在代理人之争中失宠，前途堪忧；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苏军一溃千里，为自保，盛世才开始向国民政府、蒋介石靠拢。5月8日，盛世才以“汉奸”、“托派”、“阴谋暴动”等罪名正式逮捕了已被软禁，与其渊源极深的前张学良重要幕僚杜重远。1943年9月，在向国民政府移交新疆前，盛世才处死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入疆与之合作的中共党员，10月，深知盛底细和真实身份的杜重远也被自己的这位开原同乡、小学、中学同学、前同志秘密处死灭口。

注：一说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杜重远的被杀时间，有1943年6月，1944年等不同说法。

一直化身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民主实业家的杜重远，与阎宝航一样，是张学良共产国际间谍网的核心成员。杜重远与阎宝航等人长期致力于将中日引向全面战争，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这位极力煽动他人“抗日”但自己不抗日的著名“爱国者”，没有出现在抗战的前线。1939年1月，应盛世才之邀，杜重远以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远离日军锋芒的新疆，去巩固这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基地，同时也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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