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所決定的中國和世界走向 特有理 2021-6-3
共產黨在六四前對中國人的洗腦基本是成功的。哪怕經歷了文革，不管國民的素質如何的低下，社會的渣滓借文革如何翻騰，只要把罪過推到最高領導一人身上，裝無辜，就是毛死後中國人的普遍心態。很顯然，鄧政變後，中國在未來走向的三岔口上便堵死了毛澤東所設計的平均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那條路。於是，還有兩條路可選：一條是徹底學西方，放開黨禁，全面轉向資本經濟；一條是折衷一下，保持一黨專政，部分引入資本經濟，形成現在所謂的“特色社會主義”。六四事件前夕，中共的掌權者正是處在這個岔路口猶豫不決的關頭。 當時的中共高層主要分成兩派：一派是井岡山時期由軍閥、土匪、流氓、混混為主要成份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派是解放戰爭時期加入中共的熱血青年、知識分子、資本叛逆、社會中產所組成的業務骨幹少壯派。老革命家們自己沒什麼構想，唯一的底線是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不能落在他人手裡，吃香喝辣的特權不能丟。而少壯派則希望借獨裁權力走弱的機會，試圖在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都進行改革。甚至有一批激進人士希望對社會分享政治權力，效仿西方搞多黨輪流坐莊。反正誰上台不都是中國人嘛，這跟哪個黨員主政有多大差別？然而改革派畢竟是以君子之心去度了小人之腹。你革命是為了理想，人家革命可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呀！ 經濟改革的共識容易達成，一個“黑貓白貓論”等於把黨內分歧給折衷了一下。但是黑貓的進場讓廣大真正的無產階級很難轉過彎來，說好的共產主義怎麼說不認賬就不認賬呢？還是一些有識之士眼光深遠一點：這黑貓不會是一隻黑心狼吧？恰好中共當時的領導班子裡有一部分是靠業績一步一步提上來實幹家，這些人希望用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尋找一條自己的道路。他們扶植了一批貌似很有學問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是，中共體制下成長起來的所謂學者，沒幾個有真才實學和深刻思想的。很多人都是披着學者外衣的逐利者，因此對西方的選票資本政治情有獨鍾，於是便極力鼓動高層的改良派進行照搬西方的政治改革。而這就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利益產生了嚴重的衝突。 恰逢經濟改革的黑貓開始跳上無產階級並不豐盛的餐桌，官倒和雙軌制讓中共權貴家族成為了先富起來的一批人。經歷幾十年都是幾十元月薪的中國人，有幾個不覺得當官的一個條子就能有幾十萬、上百萬的收入是一件讓人非常難以接受的事情？民情的積累導致中共高層也產生了嚴重的路線分歧，兩派都有人到老鄧那裡告狀。鄧起初的長考和猶豫不決讓雙方的矛盾向社會延燒，支持政治改革的智囊們希望利用群眾運動為改革助推，於是便發動學生上街反官倒。隨之，便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共鳴。智囊們煽動學運的初衷，就是為了逼鄧小平表態，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退場。但是智囊們自以為有總書記為首的少壯派支持，老朽們一定會在群眾運動的氣勢中甘拜下風，讓少壯派在他們的謀劃中決定中國的發展方向。 但是紅色知識分子具有擺脫不了的革命幼稚情懷。他們沒意識到中國社會的政權基礎完全在於暴力。而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底牌就是掌握着暴力機器。並且，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是一個存粹的政治投機分子，他的權力來源實際來自於中共的槍桿子。果然，學運中鄧小平下決心站到了打天下的槍桿子一邊。加之對群眾運動的仇恨，以及身邊革命家屬文革受難的痛陳，終於下決心大開殺戒。無論是左派復辟還是右派民主，鄧覺得自己都不會有活路和好果子吃。文革的暴民運動讓鄧留下了無法褪去的陰影。 六四的槍聲和坦克碾壓學生市民的轟鳴聲音讓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徹底現出了原形，也讓掛着“為人民服務”幌子的喵形中共徹底蛻變成兇狠的惡狼。六四事件中最無辜的就是學生和廣大的中國民眾，特別是成百上千萬的北京市民。然而六四卻讓全世界身處獨裁專制國家的人民看清了共產主義政黨的真面目，這直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可是，六四卻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看到了一大塊新鮮的肥肉。面對中共面臨的六四屠殺的政治危機，美國的老布什政府瞧准機會率先向中共伸出了橄欖枝。用中國的市場和勞動力進行政治勾兌，把中國引入了集團權貴資本的社會模式，為全球資本開闢了財富掠奪的新大陸。 美國的利誘正中鄧小平的下懷，他知道人絕大多數都是利益動物，金錢的銅臭總是可以掩蓋屠殺的血腥。經濟上與資本的對接正可以在市場和勞動力兩個方面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勾兌出巨大的利益，也可以迅速轉移中國民眾對六四屠殺的怨恨。於是堅定不移的改革開放就成為了中共與時俱進的發展國策。如果說六四給了世界資本一個新的發展機會這絕對不假，但若說六四成全了中共則完全背離的事件的本質。 可以說，中共的發展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一是革命造反階段，這時的參與者不乏頭腦簡單的熱血青年，以及思想幼稚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共內部還有一批單純向上的力量；二是建國前三十年的階段，基層民眾及許多中共黨員還對社會主義存有幻想。哪怕中共製造的人禍不斷，貧富懸殊不大的普通中國人還是寄希望中共不斷完善和純潔自己的隊伍，並帶領中國走出具有較高品質的發展道路。那時，“人民軍隊”的概念基本還是深入人心的。畢竟即使在文革時期，中共也沒有動用軍隊參與群眾的派系鬥爭。不管目的如何，儼然有比美國還美國，比西方還西方的“人民軍隊愛人民，人民軍隊人民愛”的理想情懷。第三階段就是六四後中共內部的一部分流氓土匪出身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把中共徹底挾持轉變為私家性質的政治利益團伙，把軍隊徹底變性為維護一黨之私的黨衛軍。 黨指揮槍的唯一合理前提，就是黨是代表國家整體發展利益的黨，哪怕是一黨專政。如果黨成為一國先富起來的一個利益團伙，指揮槍的黨就徹底變成了劫掠社會的黑幫。江澤民正是看到這裡的邏輯關係，以及中共在權貴資本模式中的執政合法性缺失，所以才用“三個代表”來為中共繼續執政打法理補丁。而恰恰是六四，讓中共徹底暴露了執政合法性的問題。而為了誘使中國民眾接受中共的統治，放縱社會的貪婪就是中共唯一的續命法寶。而這又恰恰與資本對上了眼，調上了情。白貓被趕跑了，黑貓卻變成了惡狼。 六四後的中國儘管經歷了跟西方資本交媾的發情期，但短短的三十幾年卻把中國變成了貪婪肆虐、道德崩壞、人心險惡、環境惡劣、危機四伏的兇險國度。當今肆虐全球的瘟疫，與其說是因為中共的作惡多端，我更願相信是因為六四的亡靈對世界的詛咒。世界所遭受到的報應，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西方權貴與中共劊子手進行利益勾兌的結果。一個國家的非道德如果不被制止和清算，這種非道德就必定會擴散到整個世界。 在全世界都在覺醒的今天，可以告慰六四亡靈的是：中共以及與其勾兌的各國權貴們，他們的好日子已經快到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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