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飾的超然，精緻的維穩|每當六四到來的時候 特有理 2021-6-6
每當六四周年的到來，總會有一批以評委身份出來對六四點評的人士，對六四運動中的學生橫挑鼻子豎挑眼。有橫眉立目斥責的，有頓足捶胸表示恨鐵不成鋼的，也有翹着蘭花指仔細挑錯的。最近，又有了與時俱進的說法：就六四學生的表演水平，哪值得觀眾每年都惦記的？ 我一直認為，對六四的態度是一個人人品最有效的試金石。平日裡無關痛癢的話題盡可以高潔優雅和道貌岸然，可一到六四的話題上，言談話語的深層表達才是品行的真正位置。六四的酒釀到現在，終於昭示了一個真諦：成事不足的儘管跟當事人的素質和能力有直接關係；敗事有餘的就是那些眾多水性楊花的社會評委們。暴政的維穩挾裹着自甘墮落的言論，也在這時緊鑼密鼓地上場了。 在六四的話題上，暴政維穩的招數有以下幾個： 1、 切割六四學生與社會的聯繫，把六四強調成學運風波，而不是由學生首先發起的全民反特權運動。於是一大批愚昧的中國人便順勢與六四學生切割，然後以吃瓜群眾的身份指手畫腳地當上了評論員。這的確有效瓦解了社會對六四的精神支持，削弱了民眾對暴政的仇恨。 2、 蓄意矮化六四的歷史價值，採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在局限事件主體的基礎上，對學生的單純幼稚和學生領袖的個人瑕疵進行誇張宣傳；並把個別人的行為不端影射到整個六四運動。近日，又看見了一種新說辭，就是：六四學生根本談不上抗爭，他們連自己想要什麼都不知道。我就想問一下：怎麼一國最高領導者都可以說“摸着石頭過河”，可對於涉事不深的學生則要求必須有一個成熟的改革方案？中國有句俗話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制定國家發展完整政策的責任應該是執政者還是讀書的學生？社會的成員即使不知道國家具體該怎麼改革，但表達不希望社會往哪個方向走的權力總是該有的吧？難道不知道想要什麼，就不能表達不想要什麼嗎？你大街上遇到流氓，旁觀者可以說：你要是說不清楚想要什麼，你就得聽流氓的？你喊help，你跪着試圖講理，旁觀者難道應該說：你這連抗爭都算不上，不強姦你強姦誰呀？既然六四連抗爭都算不上，你政府開槍殺人幹什麼？這天下有不算抗爭就活該被殺的道理嗎？ 3、 以紀念六四者在海外的說辭，來暗示或公開指責紀念者是懦弱的；然後再加上紀念六四是鼓動他人流血來倒打一耙。總會有人說：“有本事別光在海外喊啊，真有膽回國抗爭去呀，你們鼓動別人流血人品太壞啦”。現在有說得更藝術的方式：你們不能光是紀念啊，應該做點實事呀，回國大不了被喝茶呀。那些蓄意貶低和倒過來指責六四紀念民眾的傢伙，怎麼不去問問你們的主子：你們手裡有槍有炮有坦克飛機有核武器，怎麼連8964這幾個數都不敢提呀？到底是誰懦弱，誰心虛？殺人者被用各種理由來百般維護，祭奠者卻被說成鼓動他人流血。那國旗的顏色都毫不掩飾地說是鮮血染紅的，到底是誰在鼓動他人去流血？人性的醜惡就是這樣在華人社會中高濃度地存在着。 4、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既然出國了，就別再糾纏中國的事了。要想糾纏，就回中國去糾纏。這種說辭貌似超然但實則完全悖逆常理。正常人會說：“你出國了就別老想着祭奠中國的故人了”這種話嗎？只有把六四屠殺不當回事的人才會如此風輕雲淡；而對六四屠殺無動於衷的人，我不相信這種人會有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 5、 再者就是以過來人身份來貶低和矮化六四運動，編造和傳播六四參與者都是陰謀家、野心家的故事。總會有人跳出來說：“我當初也是六四的參與者，現在發現六四確實錯了。如果當局不果斷出手，哪有中國現在的發展，哪有本人現在富裕的生活？要是那些學生上台，肯定比中共還壞。”我不否認一場社會運動中一定會包含一大批投機分子。但是，一場運動的性質是由投機者的預期決定的，還是由絕大多數參與者的訴求和行動決定的？為了表達對六四學生的尊重，我不介意把六四稱為學運的說法，但六四在本質上是中國全民參與的反特權運動。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充其量也就一百多萬人，而數月期間堅持給學生以全方位支援，整個城市行動起來上街遊行表達訴求，直到最後阻攔軍車為救援學生而赴死的，那是近千萬有良知有正義感的北京市民。六四屠殺中，死難的大多數是北京的老百姓。單從這點，六四就絕不是用學生運動就可以定性的。許多中國人不了解六四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人云亦云這可以理解；但是作為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則應更廣泛地收納信息，更深入地思考才能得出最本質的結論。
紀念六四的最大價值就是豎立一個絕不屈服於強權的精神意志。雖然海外華人肉身出國了，但暴政的陰影早已覆蓋了整個世界。紀念六四，就是在精神上繼續抗爭，就是要做一個精神上的強者。而中國社會的破敗，中華文化的沒落，最根本的，還是因為沒有精神脊梁的人太多。不管用什麼精巧的概念掩飾，哪怕搬出上帝來貶低六四的參與者和支持者，沒有精神的脊梁才是許多人向暴政低頭，選擇遺忘六四的本因。 紀念六四，就是為了挺直精神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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