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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剂：文化与制度 万沐
腐败是指在制度和法律之外对社会资源的无偿占有，其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贪污、人事方面的任人唯亲、学术方面的剽窃造假¼¼腐败的产生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
“圣人”或“伟人”思想是腐败的哲学基础。我们发现，在东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对人的崇拜，儒家文化传统中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在佛家思想中认为人人皆有佛 性。故在社会的管理上，偏重性善论，重道德教育，发扬人性善的一面，而轻法律制约人性恶的一面；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强调人的罪性，所以以人的性恶论 为基础治国，故更强调的是对人的监督和法律的精神，故较难形成对人的迷信，从而有效的防止了统治者自身弱点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专制主义者为了其统治的需 要，一般喜欢在人间造神，用一个领袖、一群领导、一个阶级的伟大、正确、神圣、高贵来制造特权政治的哲学基础。
没有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政治基础。权力是腐败的基础，无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宁要两个相互制约的魔鬼，也绝不能要一个不 受限制的天使。因为受制衡的魔鬼即使作恶，由于互相牵制，还不至于带来全局性灾难；而不受制衡的天使一旦作恶就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人“利己”的欲望是 无穷的，赋予任何一个人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如果其占有了一部分特权，必然要求更大一部分特权，历史上王朝的周而复始的兴衰动荡，就是因为一 部分特权阶层破坏了社会的公平，而导致了政权的倾覆。正如美国独立宣言讲的那样，人人生而平等，平等不仅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也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但 专制者总爱颠覆这个规律，建立自己不受制约的特权，同时也为自己挖掘坟墓。所以专制政权发展的轨迹永远是特权---腐败---灭亡 。历史上很多王朝末期都想借助自身反腐败保住特权，结果无一成功，因为一个政权没有其它党派的制衡，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法律的制约，只靠自身的净化，要 摆脱腐败的困扰并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简直就像医生为自己切割肿瘤一样的不可行，中国民间有一句话叫“医不自治”，执政党对此当有所戒惧。美国民主共和两 党、加拿大保守自由两党，在政坛上其所以长命百岁且常青不老、青春永在，就是有医院为其保健，这个医院就是社会和议会，医生就是其反对者、颠覆者，他们隔 几年就要让执政者住院治疗，执政者一旦割掉肿瘤，恢复健康又可东山再起，既满足了执政者的执政欲望，也使人民、社会免受涂炭之苦。故笔者相信，多党制、三 权分立、新闻及言论自由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良方，也是避免社会巨大震荡的根本保障。
人们对于腐败问题的认识常常停留在腐败者的道德层面，却很少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去追根溯源，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反腐败结果“越反越腐”的原因。笔者以为，如果不彻底从文化改造入手、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而要根除腐败，无异于缘木求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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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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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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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1-12-05 13:2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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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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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1-12-05 10:40: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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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天真了。没有经济自由，则没有政治自由。
台湾的腐败已经超过了如今大陆的腐败阶段，成为制度性的腐败，按照朋友台独小C的说法，可持续性的腐败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基本特点，这个东西几年前在“全民腐败谈”一文里详细介绍过。如果不是生活在台湾社会，很难理解这个概念，台湾获奖影片“海角七号”里有一点表现。
大陆如今的腐败程度大致相当于台湾蒋经国时期，没有达到社会腐败共识，形成制度，即“合法”腐败的程度。
文化是经济模式的产物，不是反之。西方产生民主制度的契约文化是从经济多样性和专业化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契约文化，任何民主体制不过就是个形式，成为黑社会性质的状态。如今的俄国和伊朗都是民主体制，但没有契约文化的特征，因为其经济模式还是相对单一。
另外，中国历史上的宪政实践的失败，即辛亥革命后，也是证明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的概念。形成外国势力借用社会派别而占有中国资源的结果。
大型国家因为对小国形成客观威胁，和必然成为其他大国的竞争对手，则在相对羸弱的情况下就会被分割，最低形成社会混乱，苏联的例子很典型。因此世界大国的民主过程无不是在具备了两个基本条件下发生的，第一就是经济富足，使得分配合理性成为必须要考虑的。第二就是没有了外部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全不再是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国内政治成为主要矛盾。
缺少任何一个，都不会是有实际内容的民主体制。
中国目前需要的是促进经济多样化，使得社会利益多样化，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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