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着边际的理想主义者
萬沐
到了我这个年龄，是应该给自己做一个自我定位了，也可能说得不准，也可能惹人反感，但这就是我真实的所感所想。 回首前半生，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华而不实的理想主义者，而这离谱的理想主义，缺乏对人性、对社会的根本性认识，只是生活在一厢情愿之中，这样一生碌碌无为，并且坎坷不断，其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的理想主义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天生的性格，凡事追求理想化，往好的方面想。第二个是家庭的教育。我家里属于耕读传家的模式，基本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一套，虽然好，但离社会现实却实在太远了。第三个是我后天接触到的阅读材料的引导。我本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人，偏偏却很喜欢读英雄豪杰，仁义礼智信一类的古典读物，就让自己很多时候沦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现在想来理想主义实实在在是坑苦了我。想了一下，以下几点上确实值得反思自己。 第一、一厢情愿地高估别人。追求一个友善和平的人际关系，总是高估别人的品格，总拿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和社会伦理以及文学化的境界比附周围的人和事物。而对现实的人性之恶宁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说话总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达，欺骗了自己，可能也误导了别人。因为相信人的善，尤其是对和自己有些共同话语的人更是根本不设防，不知道很多时候别人的表达就是一种装饰话语。特别由于工作的原因，不少人对我也没有少怂恿过，希望我冒险犯难说他们想说的话，而他们躲在后面看水涨河塌。在日常生活上，也是继承了我家人的古道热肠，以至于很多和我来往的人，对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两个字：“迂腐”。甚至有的人还这么对别人评价我：“如果要吃饭，要用车，你就找老万，肯定没问题”，甚至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肯定”我，我听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不知道这是在表扬我，还是在骂我？在这种语境中，似乎我天生就是一个“付出狂”，我对他们的友善，不是因为我对他人的善良，而是自己的一种变态的付出需要。现在想来，我很多时候是把一群心怀叵测的市侩错当成了朋友，也确实吸引了一些爱占便宜的小人。幸亏我不是腰缠万贯的老板，如果那样，肯定这“万贯”最终要缠到别人身上去。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反而还少了很多被人算计的苦恼和麻烦。 第二、愚蠢的诚恳。我这人很爱和人交流思想，以期得到精神共鸣，而且对人还特别诚恳，觉得不推心置腹就是自己不够意思，天真地以为只要待人以诚，肯定人人都可以沟通并相互信任，岂不知世上大部分人并不把这当成诚恳，而是当成有机可乘。从小学开始，以至到多伦多，我这一点就没有被人少利用过。在中国的时候，单位有位老兄，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领导，平时和我很爱交流价值观方面的看法，有时也交流对单位的工作意见，遇到他，我似乎有种高山流水的知音感。结果有一天，单位主要领导和我闲聊天，笑着说了我和这位仁兄谈话的很多内容，而且很多内容非常夸大更兼扭曲，我一听就知道是被出卖了。这让我很受伤，觉得自己这么尊重的一位大哥，我平日里对他维护有加，没想到竟然是个两面人。其实，以前就有人给我提醒过，说他在背后攻击我，我却天真地以为这是别人的误解。后来，仔细核对，原来他很多时候根本就是在消费我，完全把我和他的谈话当成讨好领导的一个工作项目。而且，因为领导和我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他的出卖，自然增加了领导对我的反感。不过，后来领导也感叹，这种两头讨好的人实在太可怕了。当然，这只是由于自己不设防被人算计的一个例子，事实上从小学到现在的华人圈，和我同一价值观的人从根本上来说很少，有几个投缘的人最多就是表面说说而已。但我却不知人心难测，以为是自己找到了人生知音，只顾听其言，未观其行，还一定要与朋友“肝胆相照”，结果最后一次次被坑。我在多伦多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也曾和我交往甚密，经常会谈一谈关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本来这些话题并不秘密。没想到，这位老兄却非常善于裁剪我们的对话，并加以提炼升华，见了侨领就会说，老万很喜欢西方民主自由这一套，见了一些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却说，老万主张两岸统一，是某党的代言人。见了他单位的老板，又说单位搞不好，是我某月某日故意误导他，而见了我则说，老万，咱们是两肋插刀的朋友，等等。可笑的是，我竟然还真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并可以忽略掉了他此前几个明显的小人行为，始终想以诚恳维护我们的友情。我这里只是举两个小例子，其实因为我的愚诚，这辈子真是吃尽了苦头，还没有少被人利用和嘲笑过，说我这人书生气重，头脑非常简单。过去有很多人说我迂腐，我很不服气，觉得这是他们不理解我高远的情怀，等到一生因为自己的“天真无邪”伤痕累累，现在才知道，别人并没有说错，而是自己愚蠢而不自知。 其实世界上的关系是由利害决定的，并不是由所谓友谊决定的，更不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如果做个定量判断，我这一辈子被坑被害，大概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还是我真心付出的朋友。其实怪谁？还不是怪自己头脑简单，看问题肤浅。 第三、一个自不量力的左派。不过在大陆华人的语境中，我却是一个右派，好一点的人说我傻，恶毒一点的人则说我思想反动。根源在于我看不惯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这一点使我很多时候自我孤立于社会之外。其实，我从小就站在弱者的一面，看不得社会上“见高的就攀，见低的就踩”的现象，总希望周围的社会是一个相互友好、公平公正的环境，并愿意先跨出一步。所以，我从小学写作文，到现今写政治评论，在电视台、电台做节目都在为公平正义呼吁，同情社会弱势群体，抨击社会的不公不义。本来这在正常社会属于知识人的正常行为，但在华人社会这肯定是犯忌的，以至于我的一些“朋友”都对我没有被抓着急，并质疑我有什么背景。其实我的“背景”很硬，就是上面说的我三个理想主义的来源。 当然，这也使我变成了很少有朋友的人，以至于我的《侨领》新书发布会，很多平日声称和我同一价值立场的人，更以“民主斗士”、“思想先锋”自许所谓同道中人，就因为我这么一本仅仅不太合社区潮流的小说，却害怕得纷纷躲开，不过后来还有人偷偷向我表功：“老万，我敢于看你的书！” 第四、不着边际的平等的观念。在我的心目中非常反感看人下菜碟的恶俗，我太太和我女儿分析认为，我在中国官场、甚至社会上不能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没有等级观念。我在这里说，绝不是找个好的名词美化自己，而是实实在在对自己在一个丛林环境中生存能力的一个痛心疾首的反思。其实，官场上，下级和上级根本就不可能平等，也没有必要追求平等，最会做的人，就是一味恭维，顺势而为即可。而我偏偏是一个较真的人，遇事还要谈自己的看法，认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坚持实事求是，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往往既不符合路线，也不符合方针，更不符合以领导为中心的思维。最后只能吟“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中国官场如此，中国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在加拿大，华人社区还不是照样如此。举个我的例子，多伦多的小媒体有个被神话的人物，由于有点小权力，很多才子对他弯腰折节，很多才女为他宽衣解带，他本人也年年月月春风得意着。有次在一起喝酒，他不喝，我开玩笑说了一句：“不中了！”没想到，第二天马上就有很多媒体人兴师问罪，男媒体人打电话说我“不知高低，不懂规矩！”有女媒体人更发怒：“凭啥说人家不中？”言下之意，他很行。我原以为，我开他个玩笑没事，结果却捋了虎须，捅了媒体的马蜂窝。作家刘庆邦曾讲过集体的人性之恶，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个事很小，但尽管小，却可以反映华人社会在官本位影响下的等级森严，和对平等的不可容忍。也说明，自己多么地不通人情世故。 第五、语言缺乏变通、表达生硬。因为词不达意，曾惹出过不少问题，其实这也是我情商低的表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混得风生水起，就是能够得到各方的认可肯定。起码，遇事不讲是非、不论黑白，也平安无事。但我在原则问题上总不愿意违背良心说话，这种表达最终扭曲了我的生存状态。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表达的边界在哪里，世界的边界就在哪里。反思一下，我由于表达的直率、唐突、缺乏心眼，使得很多人对我有误解，也让很多不满自己的人找到了攻击自己的依据，尤其是在电台、电视台批评性的语言得罪了利益集团。自然而然，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世界边界就很小。好在我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如果在中国的反右、文革年代肯定要付出血的代价，弄不好把全家人也拖进深渊。 第六、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古人说，“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确实是很关心，但并没有任何实际贡献，最终只是说说而已。或者说，对国事和天下事还经常要表个态，呼吁一下正义，但对家里确实是太惭愧了。我从年轻时就在外地，心里想着要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但除过让他们操心，实际上就没有做过啥贡献，而自己长年累月处在一种不切实际的社会理想追求中。一年一年过去，家人亲戚长辈一个一个凋零，我有心回报他们，但事实上却很少做到，想起来真是满心惭愧。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能力不够，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用心。而且对我的小家，也没有尽心尽力，说得多，做得少。女儿小时候没有好好投入爱心教育，以至于后来留下很多遗憾，而且现在还回想起她小时候，由于大人不负责任没有穿好衣服，小手冰凉的情况。躬身反思，对家人尚且如此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肯定也有很多亏欠。 不说了，不说了，我这不着调的理想主义值得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流年似水，已至人生暮年，想想一生悟性低，能力差，既不懂社会，也无立身的可靠本领，就这么庸庸碌碌混了大半辈子，写下这点文字，算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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