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的“倔”与“贵族精神”
萬沐
陕西人在外地人看来最大的性格特点是“倔”，但是他们往往对其内核却并不了解，其实这种“倔”，很大程度上是在于他们对原则的坚持，而这种原则据我观察其实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最起码也是对自己尊严的保护，荣誉的捍卫，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贵族精神。 把陕西人的精神与“贵族精神”相联系，可能让很多人又要笑话我了，他们可能会觉得高官巨贾、豪门大户，起码是宝马香车、衣香鬓影，才和“贵族”二字挂得起钩。而出现在现代影视剧中陕西的农夫牧人，穷酸书生，与“贵族精神”何干？但如果这么说，我觉得实在是浅薄至极，可笑至极，实为市侩之所见也！ 先说什么是“贵族精神”，“贵族精神”本身指的就是一种人格境界，并非指官位、财富和名气。举个例子，刘瑾、魏忠贤、和珅、李莲英权倾天下，家财万贯，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贵族精神”？历来经营赌业、妓业而暴富的人也不少，这些人有时竟然还非富即贵，但你觉得他们身上有“贵族精神”吗？杨国忠、秦桧、和珅也是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可谓不显贵，但你觉得他们身上有“贵族精神”吗？韩城人司马迁很“倔”，遭受腐刑，而著《史记》；武功人苏武很“倔”，持节牧羊北海十九年，而不忘故国；曲江王宝钏寒窑十八载，备受磨难，而不改其节------他们非穷即困，在当时的社会既不富也不贵，然而，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一种“贵族精神”吗？易中天先生说过，真正的贵族是不会以财富、官职来作为评判标准的。 什么是“贵族精神”，孟子早就说过了，他老人家认为，贵族精神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甚至他认为苏秦张仪这样权倾天下、名满天下的人也算不上。当然，孟子的原话是讨论大丈夫的资格，但我的理解其实就是指的一种“贵族精神”。 宋朝的关中大儒，号称“北宋五子”的张横渠先生，虽才高八斗，很多时间却是陕西眉县的一个“民办教师”，他提出了这样的惊世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誉为“关中人士宗师”，也很“倔”，日常聚徒讲学，周济穷人，同时也号召乡邻，兴修水利，造福桑梓。他虽然曾经做官，死时却身无分文，请问这种精神算不算“贵族精神”？ 我们在《白鹿原》中看到的朱先生，是一介村儒，布衣蔬食，平时很更“倔”，看到有人种鸦片，就套上自家的牛，不管不顾，把这害人的东西给犁掉了。而且为了保护民众安全，敢于闯清军大营，敢于和作乱的军阀较量，关键时刻顶天立地，焕发出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另外，为了践行一言，又去陇西教书十年。一个村儒，本质上也就是关中的一个农民，体现出的是何等的担当！身上散发出的是何等的浩然正气！其实，这个朱先生也并非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原型是关中大儒牛兆濂，他过着“十亩薄田，一度春风一度雨；数椽茅屋，半藏农具半藏书”的耕读生活。牛兆濂博学广闻，谙达天文地理，生性恬淡，为人刚直倔强，是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其实，朱先生的形象也是以前陕西读书人的一个缩影，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陕西农村引领社会风气的一个阶层，我就见过许多这样为人正派、行为端正的乡村读书人。遗憾的是，现在这类人却在陕西迅速消失，并为世风日下的社会所不屑。 陕西人的“倔”，其实也是与陕西的文化根植深厚有很大关系，比如长安县的张灵甫将军出身雇农家庭，一生精通文史，擅长书法，但却在抗战中奋不顾身，打出了威名。什么原因？并非他不知道战争的危险，而是他深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杀身成仁”的价值尺度。华县的胡琏将军也出身雇农，但在国与家，义与生之间，他也选择了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其石牌保卫战的《祭天誓词》更是感天地、泣鬼神，堪称当代之《出师表》。而1939年6月，八百名十六、七岁的陕西籍国民革命军战士，在对日本作战的中条山战役中，弹尽粮绝后，向西跪拜家乡父老，唱着秦腔从山崖上跳进黄河，以保全中国军人的气节。何等壮烈！何等高贵！这不就是全人类仰望如北斗、泰山、日月的贵族气节吗？ 当然，这并不是孤例，而是一种陕西人对高贵精神追求的缩影而已。虽然我们看到很多默默无闻的陕西普通人或衣衫朴素，或黄尘满面，然其内在的风骨和节操，由于受关中穆穆王风、儒家义理之熏染，日常的为人处世与生产劳动，传统的痕迹也就无处不在。陕西人很“倔”，但“倔”出了道，“倔”出了义，“倔”出了一种“贵族精神”。 我出身陕西豳地，后来工作生活范围跨越了很多地域和领域，我明显感到了“道”在陕西人生活中的巨大指导作用。自古及今，陕西人的“倔”、“死心眼”、“楞”，常为外界讪笑，但“倔”的实质是什么？其实就是陕西人对天理、对公义的持守，当然，很多时候也是体现为对自身尊严的保护。我深深感到，在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观念方面，陕西人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固执的坚持。在物质和道义，私利和公益方面，陕西人也有一个清晰的价值分野。可以说，对传统文明的坚持，陕西人应该是处于中国社会前列的。 社会复杂，陕西人相对来说，思想却比较“单纯”。陕西人其所以能当官的少，而文人众多，就在于其理想主义的人格文化，限制了很多人的投机与逢迎趋向，而形成了一种喜爱表达的习惯。当然，由于“倔”，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据我观察，对于保持传统的道德观念，并具备一些较高的精神境界，陕西农村比城市坚守得好，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比受现代教育的人多。而且据我所见，上两代人比在的下两辈也要好得多。 当然，我这种分析，是就陕西文化的大方向而言，属于“大数据分析”，如果要找出相反的例子，当然也有，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个恶人，我现在就给大家举出来，那就是明朝的太监刘瑾，是陕西兴平人。但是，总体来看，陕西人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严于律己、持守名节的占绝对优势。而大奸大恶之人，在陕西的历史和现实中还是比较少见。而且，陕西人由于一直崇尚文化，追求倾向也偏向自我精神的提升。比如，我在家乡工作期间，单位领导就给我说过他认识的两个放羊娃研究《红楼梦》的事。领导说，放羊娃说别人还笑话他们，但他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应该看到，陕西人对于文化和教育的重视，也促进了道德水准的提升。 同时，必须正视的是，由于在“新时代”，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价值观念受到批判，同时受各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一些陕西士人也越来越表现出了更多的投机心理和小聪明的趋势。巧言令色，谄媚狡诈，装腔作势各种丑态不一而足，却自鸣得意。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人可能是得了一时的好处，但却失去了风骨，失去了人格。人在做，天在看，背德而行，实在是不可取！ 而且，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一些陕西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自身知识储备不足，缺乏系统的教化，其“倔”，也会造成一种固执己见，蔑视他人，自以为是，甚至愚昧无知的可怕后果。这些都是对陕西君子阶层“贵族精神”的一种反动，这是陕西人应该彻底根除的陋习和恶习。 我写这类文章，看到的人，知我者自知，不知我者，可能不是觉得我在美化陕西，就是我这人有些食古不化，是一种陕西传统读书人的迂腐。不过，正如老子所言：“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当然，我这里说的只是对陕西人“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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