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理由地晚点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宣布登机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人们已经挤到检票口。队伍的长蛇迅速变短变粗，象是刚吞了一只大羊，吞到检票口这里，却被人扎了一根腰带，挤不过去。让人看了，替蛇痛苦。

上了飞机，机舱里一阵忙乱，让我想起1980年代中国的火车。我前座一老太，突然叫起来，打断了我那不算愉快的回忆。

起初我以为她在跟窗下的人喊话，我伸长了脖子看出去，想知道谁的魅力那么大，引老太那么激动。但飞机外面空无一人。从前面玻璃窗子上依稀的影子里，才看见她是在打电话。电话对面的嗓门也大，我都能从电话里听到也在喊。用我邻座一铁岭老兄的话说就是＂嗷嗷地（用普通话则读成袄袄地）＂。我可怜起老太太的耳朵来。

老太讲的是一种南方方言，我一个字也不懂。我知道不是广东话，但有许多如广东话中的Ng（吴）音，而且使用频繁。这可是难以大声发出来的一个鼻音，竟然被她发得巨响，真是难为她了。

可能是比嗓门失败了，隔着几个座位的几位本来也叽叽喳喳的女士也听不下去了，高声地喊：“打电话的声音小点儿！”老太不为所动，却惹得我们哄笑。

老太一直喊到飞机快起飞，不得不关机，声音依然嘹亮。可惜了她那嗓子，没有去跟帕瓦罗蒂比比。都怪老帕走得早，没能成就她。

飞机起飞，总算安静下来。感谢刚才的哄笑，邻座的铁岭兄崩着的脸也轻松了很多，于是搭话问：“沈阳有什么特色小吃？”回答说：“没啥玩意儿。”满脸一点也没有自豪感的那种表情。再问有什么好玩的，回答也是没啥玩意儿。问有没有老街，回答还是没啥玩意儿。

问他冬天下雪多不？他脸上才活泼了点儿。说：“现在下，但很快就化了。小的时候铁岭的雪可大了，一冬不化，那雪干净，用手扒开，贼白可吃。现在的雪全是土。”

空姐送来饮料，这位铁岭老兄要咖啡，跟空姐说多倒点儿，接过来他一饮而尽，也不嫌烫。空姐在我们的座位旁逗留的一会儿功夫，他连要了三次，每次都是杯底一点。他边喝边抱怨空姐给他太少，直到最后自己也烦了，也就不再要了。

我觉得空姐还是很专业的，热饮料不能倒太多，否则溅出来会把人烫了。但觉得她又有点死心眼儿，这位老兄喝得这么快，显然是不怕烫。

不知为什么，要茶的很少，喝咖啡的人特别多。是不是国人现在都开始弃茶改喝咖啡了？似乎也不是，我在饭店和一些居民家里，仍然是上茶而非咖啡。我感到迷惑.

这位老兄老不系安全带。遇到飞机颠簸，空姐让他系上，等空姐一转身，就又解开。空姐看到又让他系上。这样，来回几个会合，老兄终于憋不住了，骂空姐为什么把他给盯住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他的安全着想。

飞机刚降落还在滑行，广播里特别说不让解开安全带，但人们好象是没听见，依然咔咔地解开，伴随着手机收到短信的声音。机舱里又热闹了起来。

飞机还没停稳，就有乘客从走廊飞奔过去。我这里不是夸张，就是飞奔，他还撞了一下我的胳膊肘子，生疼。我想他的腿更不好受。然后几乎所有的乘客都站了起来，拥挤在过道上。可惜飞机门和下面的大巴不会为先下的人提前开，我想他们是在为争取那几秒种的出舱门时间而高兴。

更有一女，从后面赶上来，站在走廊上我的座旁，招呼我隔坐的靠窗同行（读xing），让他快出来。要知道，我坐在靠走廊的位置，中间还隔着一位才是她的同行。但此女在走廊上挡住我，我不先出来他怎么能出来？显然是脑子有点短路。于是我对她说：“抱歉，是我挡住了他”。这时这个小姐短路断开，不好意思地给我让出了道。

在去城里的车上。跟我的同行谈起，他说刚从布里斯班来上海的时候，也看不惯这些人不等飞机停稳就站起来的做法，起初还非常气愤，住得久了，现在也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