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幽默和禁忌 吾 丁 其實，崔哥說“中華民族到了最該幽默的時候”，他特別強調的不是中國人缺乏幽默，而是說“不要裝”。現在很流行“裝”這個說法，“裝”的內容也多種多樣，這個話題展開以前，先說幾句別的。 幽默這個東西呢，與各國各地的文化密切相關。換句話說，不同國家不同地域，都有其屬於自己的幽默。從這個角度來說，籠統地說中國人缺乏幽默，也是不全面的。崔哥和黃西，就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幽默。崔哥代表的是京片子味道的幽默，這個幽默的根基是北京式的；黃西呢，講的是英文，自然用英文的思維，用美國人的幽默方式，老美聽了，或者懂美國文化的人聽了，覺得好玩。據說他最近在華人的聚會上用中文說了一段兒，結果完全不靈。 我強調崔哥的幽默是“北京式”的，我不敢說“中國式”的，因為中國土地遼闊，地域文化差異之大，有時彼此跟外國人沒什麼區別（我到現在不明白我跟福建人為什麼屬於同一個國家，我們的文化太不一樣了），不存在一個通行全中國的幽默感。不誇張地說，趙本山的幽默到了河南還勉強能通行，到了上海就不好使了，廣東的老鄉們看起來簡直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有人說你胡說，趙本山在天河演出也能爆滿，我只能很抱歉地告訴你，去看的人，99%都是東北老鄉，1%是外地打工者湊熱鬧的。廣東本地人才不去看——因為他們不知道有什麼好笑。 當年在上海，大家擠在一起看電視，偶爾看到馬三立，我們北方同學們笑得前仰後合，上海同學們則個個莫名其妙不知道我們在笑些啥。……換台換台！於是換了台。 同理，周立波的舞台就在上海，到了北京也不靈。 鄉下人如果能聽懂上海話並且了解一些上海文化，看看姚慕雙和周柏春還是很有意思的，他倆的表演形式和逗樂方式，跟北方的相聲很接近。 現在我們來思考一下“裝”的含義。在討論“裝”以前，先說一點相關的話題。 中國這個國家裡，最少有兩個中國。這話有點繞口，分開來說就是：有一個朝廷的中國，另一個是民眾的中國。這是最粗略的分法。如果用其他的標準來劃分，中國裡頭可能存在更多的中國——那樣說起來有分裂分子的嫌疑，而且需要更多的歷史知識，就算了。 簡單地說，中國裡頭有兩個中國，這是一個符合事實的描述。始皇帝天下一統，從此進入皇權國家形態，或說“家天下”的國家形態，與“封建社會”的形態是截然對立的，即，始皇帝統一了中國，封建社會隨之結束。這樣，兩個中國就悄然出現。兩千年以來，中國這個國家一直在“兩張皮”的狀態下混吃等死，不過2000多年畢竟給他混下來了，也算一個不小的成就。 中國社會是一個金字塔形，皇帝和皇族高高在上，占據極少的一點人口數字，而下邊的大頭，則是那些可憐兮兮的芸芸眾生。兩個集團互不搭界，皇上皇族自然不去民眾那裡討生活，而草民們也把窮人的基因代代相傳，除了極少數有運氣的傢伙考取了功名脫離了草根，絕大部分代代都是與國家不相干的窮人。皇上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認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皇上認為，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民眾的中國則認為，兵來將擋水來土屯。 皇上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產，一般來說也還能體恤民情，儘量讓大家日子過得去，能不難為他們就不難為他們，只要他們對自己保持尊重就成；老百姓呢，也給皇上點面子，茲凡日子過得去，你皇上老兒享受你的，我們草民樂呵我的。極少數人掌控着一個巨大的國家，拒絕大多數民眾參與國家事務；大多數的民眾在自己的國家被邊緣化，無權介入國家事務，久而久之也適應了這個邊緣狀態。兩張皮的國家形態就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 皇上逐漸成了一個神聖般的存在，民眾對其只能仰望不能違抗。這種國家形態下所產生的大量的民間藝術，當然有幽默成分在裡邊，但是，一般而言，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調侃朝廷。這就形成了一個中國文化力特有的現象：在對皇權無奈和臣服的同時，產生了對皇權的恐懼和禁忌。——不能說，不能笑，不能碰。 “三不主義”就此形成。 說到皇上體恤民情，我給大家講個大清皇帝的例子。很多人也許注意到，乾隆爺以後的幾位大清皇帝的名字都很怪，甚至不知道怎麼念，這就對了。話說乾隆爺是個大孝子，他人生的目標不是為了民族的興旺和國家的強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是為了讓老母親享福。這是個多麼崇高的目標。結果，乾隆爺的母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享盡了人間富貴，享年八十六歲壽終正寢，真可謂”福”太后也。——話題說開一點，其實後來的西太后的人生目標，也就是想象乾隆爺的母后那樣享一輩子清福，她對權力並沒有什麼興趣。不過歷史機緣促狹，一輩子沉浮在宮廷權鬥之中，國運多舛，根本沒有享福的命了。 乾隆爺臨終留下一句家譜，命令其後代按照這個家譜起名字，叫作“永綿亦載奉慈頤”。什麼意思呢？說白了就是“千秋萬代都要讓我老媽高興”。可是，因為皇帝的名字屬於忌諱，你用了那個字，一般人就不敢用了，比如你用了“永”，那麼老百姓起名字就不能帶“永”了。為了體恤民情，嘉慶帝的名字叫“顒琰”，其實應該是“永炎”，兩個字都很怪，為的是不給老百姓起名字設立更多的障礙。以後的道光帝叫“旻寧”，旻采“綿”的諧音；咸豐帝叫“奕詝”，然後到“載淳”，“載湉”，都是不常用甚至很怪的字。都是出自同一個想法。 到了後來，皇上叫“澤東”，民間就沒有人敢起名叫“澤東”，最多敢叫到“澤民”而已。有人寫了一個電影劇本，描寫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的生涯，其強盜的頭子名叫“毛澤西”。這裡頭的惡意就很明顯了——也從反面說明，拿皇上來調侃，在中國是一樁了不起的大事，弄不好要掉腦袋。文革期間就有人因為不小心說走了嘴而人頭落地的。 幾千年下來，中國人就在這個不成文的禁忌里頑強地生存着，個個都是生存大師。到現在，兩張皮的社會狀態沒有改變，在下邊這個中國——民眾的中國，卻因為越來越多的社會弊端而隨之產生了民間的調侃幽默，你去劉老根大舞台看看，其實那裡對社會對國家的黑暗，揭露得已經有些肆無忌憚了。但是，這些內容決不能在政府的媒體上公開。媒體仍然是黨的禁臠，黨控制着一切思想和言論。民間的幽默，只能在民間流傳，而在官府那裡，在央視那裡，仍然是一如既往地“一本正經地調侃者，謊話連篇地歌頌着”。你看春晚，就是這麼一台噁心人的東西。 在朝廷的中國里，一切仍然是帶着面具的。尤其是對朝廷和皇族的調侃，是不被允許的。趙本山調侃的對象，只能允許到鄉長級別，鄉長以上咔嚓掉。在此我給大家透露一點我黨的機密。根據中宣部的內部規定，媒體的報道底線是這樣的：死人不管（罵毛不限制），活人可以罵到中央委員級；常委不准公開罵，誰罵抓誰。所以寫毛澤西，應該沒事兒。 所以，崔哥在中關村的網易大廈里大侃特侃總統，下邊的聽眾一聽，我的哥哥耶，這都是常委以上的級別，誰他媽敢公開調侃啊，這裡不是西雅圖，是中關村！保不齊聽眾里就坐着幾個國家不安全局的人，怎敢造次。所以誰都不敢出聲。把崔哥急壞了。 所以崔哥提醒大家“中華民族到了最該幽默的時候”，他的意思是說，調侃國家領導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人家美國成天拿總統開涮！咱們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整天端着一本正經的架子，累不累啊！他沒想到，這皇上的架子都端了2000多年了，誰能放得下。放下了就跟大眾一樣了，那還能顯出牛逼麼。 作為補充，我想指出，除了崔哥提到的對國家領導人的調侃以外，中國人還有一個禁忌不敢觸碰。那就是國家民族文化歷史這個領域。對中華民族進行自我批判自我調侃，或者說其他國家比中國好（尤其是日本），仍然是一個犯眾怒的冒險勾當。 王小波就敢在小說里公開調侃中國的四大發明，說中國人發明的紙是“擦屁股的紙”，我很喜歡這樣的調侃。——自我批判是一種自信，是一種豁達的胸襟。把清明上河圖調侃成“清明上墳圖”，對民族文化沒有傷害。就算我不喜歡，還有您喜歡呢，你們全家都喜歡。您到底怕啥。 2013/2/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