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转贴了长平的一篇文章《中国：呼唤贵族精神，扫荡流氓意识》，引起几位大博的评论。

这是个大问题， 这里只先澄清一点史实。 欧洲现在贵族的祖先最远不过追溯回9世纪。多数古老的贵族世家也不过产生于中世纪晚期， 比骑士稍早。 为什么会演化出贵族精神， 骑士精神， 后来的市民精神是个很复杂也很有意思的问题。

关于市民精神我想多写一点。 按照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 村庄与城市”一书， 欧洲近代早期城市（德国）等级分明， 演化出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和名誉准则， 家庭，等级和广大公众都期望有符合等级的行为， 违反者受到严惩。

范迪尔门说“只在等级社会中保证每个人的生活生计是不够的， 他要表明的也就是应该向公众展现的， 是公众确定了他的社会状态。 就其本身而言， 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 得到公众的承认是必须的。在外界不被承认的贵族就不是贵族， 不承担手工业者责任的手工业者几乎无法出售他的商品， 不穿教士服的教士很难让人聆听他的讲道，隐瞒自己的等级不被看成是谦虚，而被认为是欺骗。”

日本封建社会武家的祖先本来也不过是皇室的庄园头子， 后来演化出武家文化。 武士又演化出武士道。 从规范的角度， 武士道比中国儒家精神更规范化， 对武士一举一动的束缚远超过儒家对士人一一举一动的控制。

中国传统社会中建立大王朝的胜利者演化出皇权文化， 官僚文化等。 但明显中国没有演化出贵族精神和西欧那样的市民精神。中国传统社会中胥吏的前身本是被征徭役调用的百姓， 逐渐成为一个世袭的阶层， 但似乎没有演化出任何值得称道的吏文化或吏精神。

长话短说， 欧日从封建社会演化过程中， 演化出一套名誉行为体系。 诸位大博谈到的贵族精神不过是贵族名誉行为体系的表现。 欧日社会都是誓言社会， 誓言在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名誉系统是公众社会的产物。

中国呢？ 中国也许有某种名誉行为体系， 但秦后中国似乎从来没有演化出任何誓言精神。 即使有人发誓赌咒， 听者也不太会当真。 在政治中发誓更没有多少意义。

也许， 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在不同社会新的阶层新的集团出现不同演化途径。

我们需要问的是， 为什么武士们肯接受武士道的约束， 甚至接受在外国人眼里极其不近人情的剖腹这种自律自惩的手段呢？

为什么西方船长在海难事件中接受船亡人亡的行为准则而中国绝大多数末代帝王甚至不肯为自己的王朝殉死， 宁可忍受百般屈辱活下去呢？

为何中国又能发展出整套的流民文化？

这也许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