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中华文化和儒家等同起来。 更有过之， 把东亚文化圈看成儒家文化圈。

其实大陆传统文化里面包括很多东西。 我把中国大陆传统文化比喻成大厦， 里面房屋众多， 在大部分时间， 儒家占据了最好的房间， 俨然以主人自居，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 大厦里面多数房间住着其他房客， 和儒家房客有极大区别。

先秦时代和秦后时代有极大不同。 先秦国家是从氏族社会生长出来的， 氏族集体意识在文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诗经采风， 反应的是民间的风俗和歌曲。 中国之外的不少国家保留大量集体活动， 无论这种集体活动以何种形式反映出来， 是狂欢节， 民间集体舞， 集体歌曲， 祭奠， 特点都是普通民众直接参与。 “全民”文化， 或者“共同体”文化， 反映在普通人的集体活动中。

秦以后的中国文化缺少集体参与。 中国古代的大型建筑多为皇族权贵私家使用， 很少具备公众活动场合。也许有人提到皇家祭奠， 但皇家祭奠中， 多数人只充当道具， 缺少集体意识。

缺少公众活动， 缺少公共建筑， 这大概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背后反映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实， 秦后中国其实没有“全民文化”。

在大部分时期，儒家文化不过是一种上层文化， 一种统治者文化。 就算在儒者自己的圈子里面， 除少数缺少生命力的祭孔活动， 也缺少集体参与集体活动。 文人品诗赏花极其优雅， 但并不因此具备“共振”的效果。

大部分的中国人也许间接受孔孟之道的影响， 但从生活方式上， 从职业上， 从语言上， 和儒者很少交集。 就算落魄孔门子弟如小说中孔乙己和范进，也和普通人有相当距离。 儒家一套， 除了当成当官敲门砖， 在普通人的世界里面也用处不大，所以社会对底层儒家一派知识分子的需求不强， 即使底层知识分子已经做了极大努力， 力图实用化。

佛道自汉代开始兴起， 不断蚕食儒家的地盘。 佛道最成功的地方是控制了生老病死的市场。 日常生活中人有三灾八难， 多求神拜菩萨， 罕有求孔子官府保佑的。 红白喜事为佛道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 人不畏死， 当然也不会想佛寺道观捐献巨资。佛道为普通人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因果报应等填补了人精神需求的空间。

也正因为佛学入侵， 吸收佛教思想的儒家才发展出心学分支， 佛学入侵，才有宋儒。 反过来， 佛教道教思想其实和所谓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也有相当差距。 出家人割舍世俗世界， 忠否， 孝否， 仁否.... 恐怕谈不上。

佛教在中国大发展背后有胡族武力支持的结果。 伊斯兰教（回教）， 密宗， 基督教等也都有族群冲突，外族武力后盾的因素。这些都是所谓中华文化巨厦里面的居民。

即使汉族本身， 文化也不那么单一。 明清两代的帮会文化，地下社会文化源远流长。 东南商业繁荣， 自然也有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底层知识分子仇视上层。中国民众喜爱的俗小说， 从水浒到三国， 到才子佳人， 其实都和正统儒家有相当距离。

儒家文化最大的问题太依赖官府， 无法在精神上包容中国文化中的这许多亚文化。 就儒学精神普及而言， 中国儒家恐怕还不如日韩等地虔诚和实际。

当百万伊斯兰教信徒齐聚麦加朝圣， 表现的是宗教对群体的影响。不管伊斯兰教世界贫富差距有多大， 在朝圣的一瞬间， 身份差别消失了， 无数个人汇成一股集体。当西欧君主在教堂举行婚礼，死后安葬于教堂， 反映的也是一种集体意识。

伊斯兰教世界有清真寺， 阿訇控制影响着每人的生活。 历史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也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日本两教影响都不大， 但各种和神道有关的祭奠，仍旧把人心绑在一起。 中国底层儒家知识分子本来有可能以乡村教师的形式，成为组织中国社会组织普通人的核心，但显然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因此， 中国儒家也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

儒家兴起后对东亚韩日安南有深刻影响。 但本来只有原始宗教的北方游牧民族， 南方几大少数民族， 没有一支接受儒家， 反之接受了密宗（蒙藏）， 伊斯兰教（新疆）和小乘佛教（云南诸族和离开中国的泰族缅族等）。 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甚至在深受儒家影响的韩日越诸国， 儒家发展途径也和大陆大不一样。这和本帖主题无关， 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