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 如何进 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 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做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 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 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 “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做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 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日本尽管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常被提到，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也受冲击，亚洲价值之说才式微。
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 对西方文化，作为完全的他者，还可以认真研究，或承认其优越处，乃至“拿来”。而对日 本，则总是于心不甘，看不到它早已“变异”成为另一品种，而念念不忘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其实也不否认与中国的文化传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随团访问日本，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图文、实物并茂，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详细展示造纸术在中国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的精致程度，其中有极为精美的宣纸。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如何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在这基础上逐步改进，出现一代一代的新品种，后期就包括向欧洲引进的技术。以后各陈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按顺序一间间走 过去，直到最后眼前一亮，到了一间高大的厅堂，从天花板到地板如幔帐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 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宇航工业。现在又已过去20年，不知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品种。这就是日本，它从不讳言早期中国的影响，同样也不讳言中期向西方学习。重要的是自己现在创造的成绩。提起日本人的特点，好像不以心胸宽阔见长，但是至少这种不耻向任何人学习的心态，难道对我“泱泱大国”没有启发？
台湾一位农业博士来大陆某地考察，发现当地农业局完全没有本地气象、土壤以及病虫害等资料，局长也对此一无所知，却热衷于与“招商办”的官员一起以陪客吃喝来“招商引资”。据那位博士称，他家乡的地方政府都出钱买世界上 最好的设备进行化验分析，然后免费将资料提供给农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但如此，近年来大批台湾农业博士到大陆考察，都带上各地的土拿回台湾化验分 析，现在已有了中国大陆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料！台湾人是我国同胞，那么在务实和钻研精神上的这种反差，恐怕不能以“国民性”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了。难 道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资中筠，《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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