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摘录)[⑥] (1957年12月20日) 绝密 苏共中央 В·А·基里林同志亲启 遵嘱现呈上有关朗道院士档案资料的备要报告。 附件共16页。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 朗道院士档案资料备要报告 朗道，1908年出生于巴库市，犹太人，无党派人士，苏联科学院物理所理论部主任。 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 1939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 朗道是理论物理学领域的举世闻名的泰斗，在许多专家看来，他可以在科学上有许多新的建树。但是，他的科研工作，尤其是实际业务主要是完成各项具体任务。他完成这些具体任务时倒是挺认真的。 许多年间，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他处于“有学问的奴隶”的地位。 在这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着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 譬如，在朗道看来，1947年苏联科研工作的状况是下面这个样子： “在我们国家，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而且比国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外的学者毕竟还拥有某种自由。 “卑鄙无耻!不仅科学家是这个样子，评论家、文学家、报刊杂志记者也是这个样子。这真是寡廉鲜耻，不值得一提。他们有人给钱，所以上边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在另外一次谈话时他说： “……在我国，人们既不懂得科学又不热爱科学，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木匠、细木工。科学家没有自由展示自已才能的机会，工作方针是由上边规定的…… “……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 1948年一个侦探就一次同朗道的谈话报告如下： “朗道认为，美国是最慈善的国家。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 朗道否认俄罗斯和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领域的领先地位，他不只一次地对其周围小圈子里的人提到这个看法。他对俄国科研的这种态度可由下面的声明加以佐证： “我是个国际主义者，可他们却称我为世界主义者，我不会把科学分为苏联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谁发明了什么，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因此，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领先的鼓噪。” 朗道从犹太族中具有反苏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科学家里面聚集了好几位理论物理学家在自已周围。属于这个团体有所谓“朗道新学派”的信徒Е·М·利夫 希茨，Н·С·梅曼等。朗道在物理所组织和领导了一个由理论物理学家组成的研究班，到这个班听课的主要是同朗道关系密切的犹太族人士。有段时间 (1951－1952年)，不是他圈子里的科技人员是不允许到这个研修班听课的。 1953年7－9月间，根据密报得知，朗道就揭露贝利亚的敌对活动一事，对党和政府领导人发表了诽谤性言论。后来，在和另一位侦探谈话时，他又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从1953年10月起，间谍机关才注意到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给予正面评价。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执行这种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西方国家就不会相信我国的和平诚意。 在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作评价时，朗道严历地谴责了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行径和以色列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 他说： “埃及人令人佩服之至，以色列人却是无耻之极的走狗。我完全同情埃及人民…… “……以色列人令我愤慨。我作为忘了本的的世界主义者，对以色列人感到十足的恶心。” 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对我国的对外政策作出评价。 不过，在他的圈子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持这种观点。朗道知道向他倾诉民族主义情绪的不仅是个别人，而显然有一批人。他1956年11月3日同梅曼教授的谈话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当回答后者民族主义的见解时，他说： “……你在为帝国主义辩护。……你已落入一个可怕的团伙，一个极其可怕的团伙……民族主义情绪使你失去了理智，以致不能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你正在跟不正派的人为伍，可怕的是你对此浑然不觉……”。 尽管如此，朗道本人仍继续经常同梅曼见面，向他诉说自已的反苏情绪。 朗道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却完全与众不同。他把判乱分子同匈牙利工人阶级混为一谈，认为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是“可喜可贺的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 “……匈牙利革命——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 “……各个时代大革命家的真正后代们……他们目前表现出来的精神很值得借鉴。我要对匈牙利顶礼膜拜。” 1956年11月1日，朗道在自已家里同一位不知姓名的人谈话，当这位不知姓名的人谈到考捷斯基曾喋喋不休地说类似麻烦即将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时，朗道回答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就是这么看的。” 在议论到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时，他说： “……我们这儿的人决心用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沾满自身……他们管理着国家，他们是我们这里的罪人……卡达尔何许人也，他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总之，他现在是个傀儡。我们这儿的人把政权交给了他，而他却坐享其成。” 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同人谈话时，当议论到我们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对话人提出：“假使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怒发冲冠。”朗道对此的答复是： “但从另一方面看，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这是一出丑剧。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最为民主的要求，可他们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 “……第一件事，早在1917年10月就作到了，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政权完全转到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立即发出指令：抢夺被掠夺的归自已所有，他们认为在做这一切时是按科学办事的。 “……这不是什么错误，这里面包含着某种思想，革命就是这样实现的。” “那能不能说这种思想是不道德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朗道说，“那当然。” 早先朗道醉心于完成中型机器制造部下达的几项任务。与此同时，他还在1952年就有了干工作干得越少越好的想法。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曾说： “明智的人应该是离实际工作越远越好。为了不深入到原子事业里去，须使出浑身解数。同时，在你每次拒绝和自行摆脱这类工作时，要做得十分小心谨慎。 “……朗道认为，如有可能的话，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象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给你下达的任务。” 类似的议论好几个侦探都不只一次的收集到过。1953年1月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朗道对自已的一位知已同时也是学者说： “如果不是有第5项(民族项)，我也就不干保密工作了，而是从事我至今仍然落伍的科研工作。我从事的保密工作给了我某种力量…… “……可我至今仍与你在给我的信里提到的诸如“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劳动”的目标相距甚远。这种信你该写给中央，对我则高抬贵手。你知道，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 “……你要求把苏联的物理学推向世界一流的水平，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他仍然抱着这种观点不放。1955年4月9日，一位侦探就这个问题报告说： “3月底，因谈保密工作朗道同金兹堡被请到扎韦尼亚金处。在同提供密报的人交谈时，朗道对泽利多维奇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说‘泽利多维奇坏事做尽’。 朗道对提供密报的人讲，他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再从事保密事业，他也不愿意谈这种问题。在去部里的路上，朗道提醒金兹堡，要他不要再提他要朗道干的工作。 “朗道后来对提供密报的人讲述了部长接见他的情况，说部长对他十分客气，态度很好。朗道很快使在场的人相信他不适合做保密工作，但正如他本人表示的，如果间或建议就这类问题进行探讨，他是不会拒绝的。朗道说，‘当然，今后实际上什么探讨都不会有的’。” 朗道产生脱离研究保密专题的想法，也有他想得到出国机会这个原因，最近以来这点尤为明显。 譬如1955年5月，为出席高能粒子物理学学术会议，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科夫来到了莫斯科，为了朗道能出国，他同朗道圈子里的人专门讨论了国外最好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在第一次同韦斯科夫私人会见时，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朗道把苏联学者的名单交给了韦斯科夫。名单上的学者，依朗道的意见，都是应该邀请到美国 去的。这个名单上有他自已，还有依·米·利夫希茨、伊·叶·塔姆、维·拉·金兹堡等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参加中型机器制造部系统特别秘密工作的人。 朗道提交名单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了评价并讲述了谁是干什么的。他对韦斯科夫说，塔姆是搞原子弹和氢弹的计算的，他也参加了这些工作，但程度上不及塔姆。 朗道的行为为美国人在选择苏联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把自已的意见强加给苏联科学院提供了可能性。日前，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研究机关向朗道和其他人(主要是朗道圈子里的人)发来了大量个人邀请。 据侦探和技术侦察装置提供的情报，朗道要出国的想法已被他圈子里的人，包括利夫希茨教授在内，搞得沸沸扬扬。 譬如，1956年9月30日朗道和利夫希茨有一次关于出国问题的谈话(由于技术原因，这次谈话没有全记录下来)，谈话时利夫希茨劝朗道给赫鲁晓夫同志写信，上面写上，“至少我认为我们在那里的生活会好些……在物质方面也会变好……” 1956年10月7日，利夫希茨对朗道讲： “……看来不放你我出去的原因，是害怕我们留在外国。我并不认为，这种事只有我会遇上……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物理学家……顺便说句实话，如 果我真的出去能留在外国的话，他们可能会高兴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从一方面讲，这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从另一方面讲，这要看他们怎么作文 章。” 此后，朗道和利夫希茨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比如1957年3月8日，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利夫希茨：他们怕你留在国外……事情明摆着，你能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且是举手之劳。这一点清楚得很。 朗道：当然，我会找到工作的…… 利希夫茨：我坚信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工作。 朗道：在许多国家能找到工作，但不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工作……当然，你说这场鼓噪影响了我出去，因为这等于为我进行了大力宣传，也更增加了我留在国外的危险性，你这个说法是对的。 今年(1957年)3月13日，利夫希茨同朗道就这个题目交谈时又说： “……当然，对你，不只是因为你想留下，也因为他们谁也不会想，你会留下。你心里想的事，甚至就不在他们的头脑中。” 1957年，朗道一位极亲近的人士就朗道出国一事报告说： “……既然不能相信朗道会回来，所以允许朗道出国，就是不慎重。 “他肯定不会眷恋自已的家，他对儿子的依恋亦不会产生依依不舍的印象。他很少同儿子往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已的儿子，而是自已的情妇们。 “…最近20年来他生活的那种环境，他认为自已搞起来的小圈子里的人，使一直存在于他身上的个人主义性格和自以为一贯正确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 “因此，一旦出国，他只会从个人利益、个人口味、个人感受的角度去考虑自已的一言一行。” 1957年2月4日在利夫希茨和朗道谈到大概他们不能去英国参加学术会议，而是由另外一个人去的时侯，利夫希茨劝朗道将这个情况通知英国人，并询问英国人对此事的想法。 同年2月12日，朗道给英国发了封信，信上讲，“我怀疑你们提到的人士里边的许多人，尤其是物理学家能否到会……我想你或者蒙德教授应直接和科学院联系。” 朗道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定时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接待众多来访的客人并向他们传播反苏的广播内容。他说话的大部分内容是重复反苏广播和厚颜无耻地议论同各种妇女的嫒昧关系。 例如，1956年11月11日，一位不知姓名的女人拜访了朗道，就叛乱者在匈牙利的暴行问题朗道对她讲： “……革命中还从未出现过革命者搞暴行的情形。被杀的是些什么人，还不是一些国家保安队队员。为了保住性命，他们甚至投降当了俘虏。我们这里却有些 报道说，有一个受伤的军官被从房子拖出来杀掉了。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所房子里埋伏着4名国家保安队队员，用自动枪朝演说人射击，打死了60个 人。人们好不容易才收拾他们……后来在一处广场上我国的坦克朝人群扫射，打死了600人。 “……革命是崇高的事业，许多13至16岁的孩子战斗在街垒上，大学生发表演讲。 “匈牙利式的英雄主义精神值得敬仰。” 通过谍报机关和侦察技术装置得知，朗道认为自已是“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我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有其自已的看法。 例如，1956年12月1日，朗道在把自已同其他学者进行比较后说，“我是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而他们是可怜的走狗……因此我有种忧越感。” 在对苏维埃国家的行为作出反苏评价时，朗道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大肆诽谤。 1956年11月30日，朗道在谈到对政府成员的看法时说，“嘿，怎么能让人相信呢?能让人相信刽子手吗?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一种可耻的……这些人是刽子手，卑鄙下流的郐子手!”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说，“我们已经沾满了匈牙利的鲜血。我认为匈牙利人做的事是了不起的：是匈牙利人第一个驳倒了当今耶稣会式的思想，并给这种思想以实实在在的、刻骨铭心的打击。这次打击确实刻骨铭心!” 朗道认为，从十月革命那天开始苏联逐渐演变成法西斯国家。例如，1956年11月20日朗道在同来自哈尔科夫的学者利夫希茨交谈时说，“就是从那个 时候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演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思想，一种建立法西斯国家的思想，即对搞过革命的人，作为回报，让他们管理 国家。这是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已变成现实并且大受欢迎。再说，这个口号里有社会主义的成分——推翻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口号里也有法西斯的 成分——把国家掌握在自已手里。” 在稍后的1956年11月30日，朗道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通见解：“作为党的基础的思想是耶稣会式的。这种思想要求对上司要绝对服从。这是典型的耶稣会式的思想，耶稣会的整个历史即是如此。” 今年(1957年)1月12日，在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利尼科夫谈话时朗道说： “我应该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1937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这 个问题会有两种情形：第一、要看这个法西斯制度的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这个制度将来总会发生动摇。我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依然存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观上，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也是可笑的。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在同梅曼教授谈论同一话题时，朗道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年(1957年)5月，他曾说： “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 据一位十分接近朗道的侦探报告，朗道认为，只有德罗兹多夫[⑦]这样的达官显贵被推翻之后，实行民主才有可能。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拿出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讨论杜金采夫小说的作家会议上的发言稿，并装模作样地用颤音读了起来。 朗道佩服发言稿的气势和勇气，他说： “我们都是些胆小鬼，没有勇气揍‘德罗兹多夫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1957年1月26日，朗道同这位侦探交谈时说： “……好好想一想吧!现在可以说有了某种可能，即在国内进行革命的可能，对这种可能我原来是不可想象的。这仅仅还是一种可能。退回到一年前，考虑在我们这里进行革命还是荒唐可笑的，可现在不荒唐可笑了。革命总会发生的，这已不是天方夜谭。” 朗道认为，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并就此谈了他的几个推测，即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这包括他1956年12月1日的谈话内容在 内，那天他说，“目前已很清楚，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现时政府不怎么受欢迎，加上人民仇恨当权者，军事政变这件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当时他还说，“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用和平方式推翻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并且伴随着大战也会出现各种惨祸。因此，用和平方式消灭苏维埃制度的问题，从实质上讲，也是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 正如技术侦察手段所提供的情况那样，在同每天来访的客人谈话时，朗道多次就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问题陈述了自已的各种设想。 例如，1956年12月4日，同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沙利尼科夫座谈时朗道曾说过：“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不通过战争就能消灭我们这里的制度——是用革命的方法还是改良的方法，这并不重要，反正都一样——那就不会有战争了。没有法西斯，也没有战争。” 今年(1957年)1月23日，朗道在同一位接近他的妇女谈话时说： “我们这里的人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有时可能会多些，有时可能会少些，但他们都有法西斯思想。然而，什么是我认为的奇迹，奇迹就是耶稣会式的神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消失。” 紧接着有这样一段对话： 妇女：“我看不出推翻政权的途径。” 朗道：“很难举出这方面的例子。我认为，我们现在显然还没有发动军事政变的合适将领。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绝对比较容易办到的事。” 妇女：“可是这么做好吗?” 朗道：“我认为是的……” 在私生活上，朗道也是一塌糊涂，其所作所为有悖于苏联的道德和苏联人家庭生活的道德标准。他有家庭，却同时同好几位妇女同居，并定期更换她们。同时 他对自己妻子的类似行为持鼓励的态度；他给妻子念情妇们写给他的信，议论妻子的暧昧关系，遇有可以作妻子情人的人，就主动把这些新人物介绍给妻子。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密局 局长 (伊万诺夫) 1957年1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