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a博在我”歷史上的周期率和人口問題“後有個跟帖， 說”大治與大亂也反映在人口增減上面，這個角度，治與亂是因，人口是果“。 首先讓我感謝pia博對我貼的評論。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評論，藉此能學習和改進。 其次，我並不完全同意pia博的觀點。 pia博認為治亂是因，人口是果。但我原帖的主要觀點是治亂互為因果。因為治，人口增加，人口增加，本身就孕育亂，亂造成人口大減，這才又創造治的條件。 也許我上貼說得不夠清楚，這裡我試圖做的更好。下面我將討論兩個模型，一個叫八畝模型好了，用來描述朝代初期的狀態，一個叫四畝模型，用來描述朝代末期的狀態，一個朝代的演化，基本是從八畝地模型向四畝地模型演化的過程。 一 八畝地模型 假定總人口為一百，總耕種土地為八百畝。 一個農民要溫飽需要四畝地的初產，一頭牛需要五畝地的初產，一頭大牲畜，如馬或牛需要十到十五畝的出產。 沒有牲畜的農民至少可以耕種四畝地，有牲畜的農民可以耕種九畝地。 先談對牲畜需要糧食的假定。 文革期間，國家對北方農民救濟線是人均口糧280斤。農民人均口糧在280斤（原糧）之上國家不管，280斤之下，農民可以購買返銷量，補到280斤。在某種意義上，280斤是國家眼裡農民的生存底線。當然，”大躍進“期間，很多農戶日均口糧遠在這個標準之下，不談。 農民救濟底線是280斤，牲畜底線是多少呢？ 牛是300斤，大牲畜如馬騾是一千斤。就是說一匹馬的標準定量是農民最低救濟線的四倍弱一點。也請注意，這些數字都是最低限。300斤養出來的牛（不排除飼養員偷竊牛糧的因素）在地里經常倒臥休息。 軍馬中蒙古馬的定量每天五斤多，折合每年兩千斤。至於西方文獻中古代軍馬的定量，每天九斤十斤很普遍。 在前工業化社會裡面一個農民到底能耕作多少土地呢？ 英國中世紀自耕農約克農每戶擁有土地30英畝，即180畝。 18世紀英國家庭農戶(無需幫工）的規模可以到五十英畝（300市畝）。請注意，即使考慮休耕的因素，在有大牲畜助力的情況下，一個農戶能耕種的土地也遠多於中國水平。 要再討論，我們需要區別馬力農業，牛力農業和人力農業。讓我們先停止到這裡好了。 暫且還是從我們的假定出發。 八畝模型又可以有多種變種，讓我們考慮兩種情況，一種地主占有20%土地，地租率50%，地主提供牲畜。一種情況地主占有百分之百土地。 兩種情況下國家稅率10%，誰有土地誰交稅（不考慮人頭稅），稅收又回到地主（廣義地主，包括皇權）那裡 從糧食消費角度討論，地主個人消費 + 非農業人員個人消費 + 牲畜消費 + 農業生產者消費 + 種子 應該等於總出產。 下面的討論對問題略加簡化，略去種子不談， 所以 地主個人消費 + 非農業人員個人消費 + 牲畜消費 + 農業生產者消費 = 糧食總產出 而 地主個人消費 + 非農業人員個人消費 + 牲畜消費 = 地主地租 如果地租率為50%， 90%人口為農民，那麼90個農民消費400畝糧食，每個人消費為4.4畝， 溫飽有餘。在另一方面，讓我們假定地主在整個人口中比例為2%， 非農業人員人口占8%， 我們就可以討論地主如何消費地租了。 因為地主需要提供牲畜，所以我們可以假定18頭牛消耗90畝糧食，地主剩餘地租減少到310畝。 地主吃當然要高於農民，但人的飯量總有上限。 我們假定一個地主消費的糧食是農民的三倍， 每個非農業人員（包括工匠，僕人，打手等）每個人消費為農民的150%，即每個人6-7畝，則地主和非農業人員總消費為90畝出產。扣除後還有220畝出產可以用來養馬等大牲畜。 220畝可以飼養軍馬11匹或普通大牲畜16-22匹。 文景之治，牛馬遍天下可以說是八畝模型順理成章的結果。 現在討論地主只擁有2成土地的情況。 在這個情況下，農戶自有牲畜比例大為增加，地主自有牲畜比例在總牲畜擁有中比例大為下降。從財富的角度而言，農戶財富增加而地主財富減少。在這個模型中，地主，非農業人員和地主僱工占人口3成，自由農民為7成，72個自由農民享用576畝的產出。18個地主僱工享用80個單位的產出， 地主享用244個單位的產出，即使境況最不好的地主僱工仍可溫飽。 每個朝代初期都有一個開荒的過程，上述八畝模型描述的是經過初期開荒後達到的情況。 二 四畝地模型 現在假定人口增加了一倍。由於技術改進和人力投入，總出產增加了近一成.如果以八畝地模型每畝地出產為一個單元，那末總出產為880單位，要有200人分配這880單位糧食。 請注意基本事實是，平均而言， 每個人占有的糧食從八畝地模型的8個單位減少到4.4個單位。雖然全社會人均占有仍舊在溫飽線上，但已經面臨嚴重的分配問題。 在八畝地模型中地主和為其服務的非農業人員一共消費90單位糧食產品， 人均9個單位。現在假定人口翻番，消費量不變，則總消費增加到180個單位。剩下180個人和牲畜要分享700單位產品。為了獲得180個單位的產品，除了88個單位來自稅收，地主需要得到110單位的地租(92個單位用於消費，18個單位用於牛力），即地主至少要占有22%的土地。 因為地主擁有牲畜，22%土地之需要20個僱工。 問題轉化為剩餘160人如何分享576單位產品的問題。 請注意，這時即使農民之間分配絕對平均， 不使用任何畜力，人均糧食享有量也不過3.6單位，在溫飽線之下。 如果有一半農民人均消費為4個單位，那麼剩下80人只能分享256 個單位產品，人均3.2 單位，即掙扎在死亡線上。 比較八畝地模型和四畝地模型， 一個結論是，即使地主不增加他們個人消費水平，貧富差距仍舊不斷擴大，四畝地模型中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溫飽下下，甚至可能在飢餓線下。 當一部分人變成流民，掙扎在死亡線上下，就產生了社會大動亂的基本條件。 在前一篇帖文中，我討論了消費欲望增加的問題。推論就是， 即使地主總消費量不變， 當一部分人要求得到更多，另一部分人勢必的到更少， 因此資源問題可以轉化成政治問題。 當所謂“地主”階層中相當一部分無法維持原有生活水平，開始跌入下層，他們自然會怨聲載道。這就是社會大動亂的第二個基本條件。 三 現在來討論如何“均貧富”的問題。 在我的模型中，在朝代晚期，沒有任何“道德”或“行政”手段能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社會崩潰，人口大量減少，人均資源上升，最後才又為大治創造條件。 是否能通過社會選擇降低人口增長率， 使得人均生產率不因資源緊缺而大幅度下降，這是另外一個複雜問題， 這裡就不討論了。 我個人認為，中國人談了“均貧富”談了兩千年，多少根本找錯了原因，打錯了靶子，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一點淺見，只是拋磚引玉，還請各位高明指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