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与几位大博帖子的讨论，让我收益不少，想到中国传统国家演化的几个问题

一 中国朝代皇权和官僚的对立

在讨论明朝兴亡，很多人把明朝灭亡的主因归结于官僚地主的自私，归结于皇权没有用铁腕压制住官僚。 但明朝的官僚难道不是皇权制度下的产物？ 按异化的理论，皇权创造出官僚，官僚又走向和皇权对立，不也算一种宿命？ 皇权即使不用官僚，代之以太监，王亲贵族，不也可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难道没有试过其他几种方案， 明朝初年难道就有庞大的官僚？

很多人强调官僚误国，官僚短视，官僚如何如何，忘记中国大朝代的官僚本身就是特定制度的产物。你可以强调皇权和官僚之间的对立，但于事无补。 因为皇权几乎找不到比儒家官僚更好的替代方案。 皇亲不成，太监家奴不成，外戚不成，贵族也不成， 至少皇权无法放心使用。

特别，上述这些非官僚的集团，皇亲或贵族并不一定要和皇权对立。至少历史上有过相当稳定的依赖王族和贵族的国家。先秦诸国，就是以王族贵族宗族为统治层主体的国家，比秦后的大朝代更不稳定？ 不见得。 先秦诸国多失败于外敌，从内部崩溃的几稀。 所以我们顶多说，官僚是秦后千年实践演化出来的结果。

既然如此，我们对皇权和官僚对立的原因就需要深究。

最近大陆有些“借古讽今”的不仅把明亡的罪责放在官僚身上，而且还开始吹捧皇权的爪牙太监。这种人虽然不多，但千古罕见。中国传统政治学里面，还没有把太监和专制看得如此之高的。

太监真这么有用？ 皇权真能靠非官僚打出一条路来？ 官僚会腐败，太监或锦衣卫等皇权爪牙腐败速度比官僚慢？

历史上，太监贪权腐败例子多得很。太监无后，对他们将现世远比来世后代重要，所以太监急功近利者比官僚更甚。皇权另一爪牙锦衣卫在历史上贪婪也相当有名。

如何监督太监和锦衣卫呢？ 用铁腕？ 铁腕用多了势必有反作用。明朝几个谋逆大案，又有多少官僚卷入，又有多少太监或锦衣卫卷入？

说到底，如何能创立一支廉洁奉公有水平高效率的太监或锦衣卫，皇权也就应该能创立一支廉洁奉公有水平高效率的官僚队伍。如果官僚会腐化，太监或锦衣卫更容易腐化，因为无论内在素质，外部制约，太监锦衣卫都比官僚更差，更缺少自律。

中国大陆共产党的纪委现在不也问题重重？ 责怪官僚，就像一个企业没有搞好把主要责任都推到公司白领高层上。一个公司，如果白领高层和董事会对着干，只能说是董事会无能吧。

但明显，很多中国人的想法正相反，公司搞不好，绝对是公司白领高层腐败的结果。所以药方总是英武神明的大老板，能起死回生的大老板。杀一批，关一批，开除一批的大老板。

二

过去两千年，中国经济的总趋势是南移。“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黄土高原早就衰败， 最富饶最文明最有创造力的地区是江南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一些由北方移民发展起来的地区。为什么这样呢？ 本地大地主和官僚勾结不应该把这些地区榨个精光，只有皇权才能带给这些地区百姓一点清风,一点希望？

研究中国史，很多外国人为中国名义税率之低而惊讶。中国名义税率在百分之十以下，日本这些国家公五私五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有公六私四，公七私三。 但是秦后中国多有全国规模的农民造反，那些税率远比中国高的反而少有农民武装暴乱(不是没有）。 又为什么？

江浙应该是西晋大乱后世家主要迁移地区。现代对基因研究也表明，江浙人基因类似北方的程度远高于类似南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江南社会文化深受当年南迁诸宗族的影响。 原来吴越蛮族只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 江南人智慧而不尚武，其实也是士族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和春秋吴越传统大不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明初定都南京这段， 大朝代从来没有定都江南。定居建业等多为小朝代，王权多弱势， 是否这反而成全了江南？

不管这样，过去千年，除了杨幺造反，比之全国，江南是相对最安定，最富饶的地区。在“伟大皇权”笼罩下北方地区倒是日趋衰落。缺少儒家大地主（明清两代，高官中江南籍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并没有成为发展的助力。

三

北方演化的一大特定就是胡汉混居。 这是北方胡族入侵的结果，也是汉族对北方胜利的结果。曹操对北方作战大胜，把大量北方胡族编入自己军队。西晋江统〈徙戎论〉反映的只不过是现实的一部分。唐太宗迁徙胡人，遭到魏征以“五胡乱华'为教训，魏征说“胡人不可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强则叛乱，弱则佯服。”唐太宗不听，大举内迁各族胡人。安置于河北，幽州，河东，山东等地。到了武则天时，则迁徙到内地的胡族后人发生了李尽忠孙万荣契丹叛乱，影响巨大。到了后来则又发生了安史之乱。

几次大乱，都是因为胡人在总人口中占了相当比例，而汉文化又无法融合内迁的胡人。就这点而言， 汉魏晋唐做的远不如战国秦赵。赵国虽然狄族大臣和非狄族大臣屡有纷争（代郡和邯郸南北之争）但毕竟没有类似五胡乱华这样的事件。

如果从保卫汉族百姓角度看， 秦后大朝代过远大于功。当然，如果有人非要称颂所谓“民族大融合”的丰功伟绩，那又是一回事情了。

四

秦后汉族在南方不断扩张，把原居在南方的少数民族驱向边境。这个过程也颇为残酷，南方少数民族暴乱不断。 现在南方汉族女性基因多元大概反映这一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不管承认不承认，汉族对少数民族有亏欠之处。 就汉族而言，这是人多势众汉族逐渐外推扩展新边疆的过程，和北方大量胡族内迁，进入汉族边界之内大不相同，因此引发的结果也大不一样。 就南方而言，对少数民族是件极为残酷的事情，其传统被打断，文化在消亡，融入汉族有点半吊子，但对汉族而言，还基本平稳，远比北方汉族好。总的讲，南方发展也不均匀，大体是汉族进入早的地区比较发达，较后的地区比较落后，广东例外。

但我似乎没有说南方少数民族天生落后，历史必然就是解释汉族的融合。 唐宋后外迁进入东南亚的泰族建立了泰国，至少说明少数民族也有足够的文化创新能力。 泰族在东南亚的命运应该强于留在国内。

五

秦后中国有几次大乱。史家认为是土地兼并的结果。 这是全部真理吗？

实际古代世界有不少国家自由农民并不占多数。 也有国家靠强权把农民变成农奴的过程。 但是这些国家并不一定有农民大暴乱。

就世界史而言，中国先秦并没有如此规模的农民暴动，其他国家虽有农民暴动，但演化到中国这种规模的也不多。中国邻国日本历史上有不少一揆运动，有些是请愿，有些付诸武力，但变成国家存亡生死之战的几乎没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中国历史这种独特性呢？

我在“人口和兴衰： 八亩地模型和四亩地模型”做了一些探讨。 我并不否认土地兼并这个事实，但我更关心的是背后人的动机。如果用贪婪这类道德动机解释，人总有购买更多土地的欲望。 如果一个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加剧，我们最好不用人变得越来越贪婪这种肤浅的理由，而要挖出人行为后的真实理由。

我们要问为什么在一个朝代前期中期土地兼并并没有引发足以导致社会崩溃的大动乱， 兼并的速度和地主拥有土地的比例又怎样随之变化？

不幸的是，很多人满足所谓约定俗成的解释，不愿深入，不愿多问几个为什么？ 很多人思想上的这种懒惰病也许是中国很多灾难周而往复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