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旺代農民叛亂起源研究綜述 作者：黃廣凌 時間：2011-09-25 在波瀾壯闊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交響曲中，旺代農民叛亂無疑是一陣格外刺耳的不和諧音。1793年3月，農民利用共和國政府徵兵之際，在法國西部以旺代郡為中心的廣大地區發動武裝叛亂，公開對抗革命政府。叛軍主力曾一度占領肖萊、布雷絮爾等重要城市，與共和國正規軍血戰達數月之久方告失敗; 其餘部則轉入游擊作戰，直至 19世紀初期才全面平息。 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瓦解了封建領主特權和教會在精神及經濟方面的壓迫，使農民得以充分擺脫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梏。這也是共和國政府最重要的歷史功績之一，並在革命初期受到各界民眾的熱烈擁護。那麼，究竟是什麼使旺代地區的農民站到了革命的對立面?兩百多年來，旺代叛亂的起因一直挑戰着歷史學家們探索真相的好奇心，成為法國革命史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據統計，1965至1985年之間，歐美國家刊出的有關法國革命的論文中，旺代農民叛亂的相關研究高達12%－13%[1]( P63)，其中，起因問題所占比重尤為突出。 叛亂起因問題的研究發軔於叛亂肇始之時，在19世紀迎來了它的第一個高潮。19 世紀，法國的政治體制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間幾經搖擺。不同政治派別都以歷史研究為陣地，借古喻今，以期爭奪政治方面的話語權。旺代叛亂作為“反革命”和反對共和國的典型歷史事件，自然成為他們角逐的重要陣地，雙方各執“貴族 /教士陰謀論”和“農民運動自發論”，爭論不休，學術之爭帶有較為明顯的政治色彩。而20世紀以來，隨着馬克思主義視角在學界日益得到重視，大量史學研究從社會結構和經濟關係的角度重新審視旺代叛亂的背景，極大地拓寬了人們對法國農村在革命中所發生之變遷的理解。而法國革命二百周年前後，法國革命史領域內“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和以政治文化為核心的“新史學”的崛起，在該問題的研究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因此，釐清該問題研究中不同學派的觀點，既有助於理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價值和功過，也可以為觀察西方史學界的發展和變遷提供一個具象的視野。然而，由於時間跨度較大，相關論著浩繁，筆者學力所限，只能對其主要流派及代表性觀點做一簡單梳理。 一、共和派史學家的“陰謀論” 共和派史學家堅信旺代農民叛亂的背後潛伏着顛覆共和國的巨大“陰謀”。這種觀點一度是法國學術界的主流。實際上，大革命以來，不斷被揭露和證實的宮廷陰謀，強化了社會矛盾急劇激化給民眾心理帶來的張力，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是下層民眾，都生活在對各種“陰謀”的恐慌和焦慮之中。當 1793年，法國西部地區數以百計的大小城鎮在幾天之內，幾乎同時發生暴動之時，人們不得不更加執著於自己對陰謀的猜想。因此，“陰謀論”廣為共和派人士所採用， 並隨着當事人回憶錄和書信等第一手資料的不斷曝光，似乎越來越多地得到驗證，從而主導旺代問題的研究達百年之久。 直接參與戰爭的共和國將領們傾向於把貴族視作陰謀的發動者。曾參與平叛的克萊伯 ( Kléber) 將軍在回憶錄中聲稱，旺代地區“二十多個中小貴族”給法國帶來了這場災難。[2] (P5)1806 年，德波尚( de Beaucham p) 根據對司法檔案的分析得出結論: 大革命之後，貴族與英國和俄國的反革命勢力密切勾結，密謀策劃內戰，準備通過叛亂重建君主制，並恢復封建特權和割據狀況;他們最早醞釀在布列塔尼半島起事，在幾次失敗的嘗試後，終於在旺代地區引發了戰爭。[3]而塞勒斯丹·波特(Célestin Port) 則揭露了來自萊茵河畔的反革命宣傳對法國西部農民的影響，攻訐目標直指流亡貴族和普魯士、奧地利的封建勢力。[4] (P25) 當然，把煽動叛亂的主要責任歸咎於教士者也大有人在。曾在戰爭後期於旺代地區擔任要職的薩瓦里( Savary) 觀察到叛亂地區內教士在民眾中重要的精神影響力。因此，他認為: 當革命觸動了教會的利益時，他們就通過書信等聯繫方式，構建了一個以精神力量為核心的反革命網絡，保持對民眾的煽動和操縱;並利用國家徵兵的機會，引爆了旺代叛亂。[5 ] (P46)20 世紀初的史學家杜布厄耶( Dubreuil) 就此論斷:“教士們的作為，並非為了捍衛基督教的教義———事實上，教義根本沒有受到真正的挑戰; 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要維護自己的權威，希望把國家置於他們的掌控之下。”[6] (P20) 共和派旺代史學的集大成者當推夏爾 －路易·沙珊 ( Charles－Louis Chassin) 。 他廣泛搜集並考 訂 了1789 －1793 年間浩繁的地方檔案資料，並在此基礎上於1892 年推出了研究旺代戰爭的專著《旺代戰爭的準備:大革命歷史資料研究》。綜合以上兩派觀點，他認定: 教士和貴族作為沒落封建勢力的代表，聯合起來陰謀策劃了旺代的叛亂。他在書中寫道:“準確地說，是抵抗派教士準備好了叛亂的溫床。在幾年的時間裡，他們重 燃了宗教的聖火，並把隨時可以點着的火種保存在民眾之中。沒有他們，在1793年，貴族們從1789 年開始醞釀的陰謀，仍會像1791和1792年一樣招致流產的命運。當然，沒有貴族們———他們大部分是來自舊陸軍和海軍的軍官——— 的參與，一場農村暴動，也不可能具有兼顧了‘地利’與‘人和’的軍事組織形式。”[7] (P607)19世紀法國史學界的泰斗米什萊(M ichelet)對此不無形象的比喻道:“貴族在暗處襲擊法國，而教士則試圖卸下共和國的武裝。”[8](第 2 卷，P17) 那麼，對民眾大量參與叛亂的現象應當如何解釋?米什萊無法解答，只能慨嘆道:“民眾被蒙上雙眼，引入歧途，武裝對抗大革命———自己的母親，這真是令人驚異。”[8]( 第 2卷，P11)顯然，這暴露了共和史觀在這一領域的致命弱點，也使該史觀受到其他流派史學家的撻伐。因此，到20世紀中期，此派觀點基本已退出史學研究的舞台。 二、革命反對派史學家的“自發論” 革命反對派史學家的主要構成為君主立憲派學者、宗教人士和部分懷有旺代“情結”的法國西部本土學者。早在19世紀初期，君主立憲派史學家們就提出了“自發性農民運動”的理論，力圖強調“反革命”行動的“人民性”，藉以挑戰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價值。他們使用的原始材料多源於叛亂地區當地貴族和其他當事人撰寫的大量回憶錄和信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拉羅什雅克蘭夫人 ( M adam e de la Rochejaquelein) 的回憶錄，該書不僅當時廣為傳頌，至今仍多次被翻印。在她筆下，大革命以前，農民和貴族們同飲共舞，和諧相處;當革命的風暴打破了這種田園牧歌般的生活時，農民自發武裝起來，保衛國王和他們的“好教士”。[9] 19世紀中期的君主立憲派著名歷史學家克雷蒂諾－若里 ( Crétineau －Joly) 把旺代叛亂拔高為一場反抗“暴政”的農民“民主運動”。在《旺代戰爭地區史》中，他指出:農民眼中，法國大革命的實質是“暴力”，而非資產階級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因此，是不合法的。“旺代就是民眾! 與法國其他地區一樣，它是尊重舊制度的法規和習俗的民眾。當法規和習俗受到了破壞，他們拒絕分享大革命在洗劫了富裕階層之後提供給窮人們的盛宴。”[10 ]( 第 1 卷，P67 －68) 隨着19世紀後期作為“歷史科學”的“考證史學”的興起，革命反對派的史學家們也開始尋求史料方面的突破:一方面“求新”，對戰爭親歷者的口述進行了整理;一方面“求變”，對共和派提供的史料資源進行了全新角度的詮釋和解讀。1878年，德尼奧神父( AbbéDeniau) 的五卷本《旺代戰爭史》出版。在書中，旺代軍的戰士們具備優良的品行和宗教殉道者的高尚情懷;他們在貴族的領導下，為拯救君主制和天主教而戰。[11]而 20世紀的比約( Billaud)、波多諾夫( Bordonove) 和蒙塔尼翁( M ontagnon)等學者的著作①，也都展現了舊制度直至法國革命初期農民與貴族和教士們親如一家、“和諧生活”的美好圖景。其實，他們對叛亂的社會和經濟背景並非全無認識;然而，他們還是更樂於從文化和道德危機的角度來解釋叛亂的根源。因此，與其說這些旺代出身的學者是從根本上抵製法國大革命的，還不如認為他們的學術導向受到了傳承自旺代叛亂者的集體記憶的影響。這也是在他們的著作中常見一些意氣之語的原因，部分弱化了其學術價值。 三、社會經濟領域的研究 20 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分析理論越來越多的進入具體的史學研究領域，從而對旺代叛亂起因問題的探索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左派歷史學家馬迪厄率先指出: “( 旺代戰爭之類的動盪) 其主要原因都是經濟的及社會的。屬於政治及宗教性質的原因是繼起的，但為前者之輔。”[12 ] (P291)可惜的是，他並未對此做出深入的闡述，而只限於討論旺代戰爭的導火索——— 徵兵。在他看來，以當時的社會背景，無論徵兵方式如何，民眾都不可能滿意: 採用投票制，會“使徵募事件受制於業已激動的各種地方情緒”，造成各派系之間的爭鬥; 而抽籤制，難免使農民聯想到舊制度下的自衛隊招募體制，從而喪失對革命的信心。[12 ] (P292 －298)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介入，揭開了旺代叛亂研究的全新篇章。從此，史學家開始更為客觀的評價歷史事件，專注於對戰爭根源之結構化起因的研究。 20世紀中葉，隨着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等量化分析方法在史學中的使用，旺代問題的研究也注入了更多的嚴謹性，有機會擺脫簡單化和臉譜化的意識形態糾葛。 “農民終於作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成為研究對象，不再被當成是由貴族和教士們所操縱的工具。”[13]( P14)歷史學家盡力掙脫學術前輩們的身份印記和學派標籤，注重發掘整理新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力圖通過重現當時社會結構的模型，全面理解旺代叛亂的深刻根源和運行機制。其中，馬塞爾·福胥( M arcelFaucheux) 、保爾·布瓦( PaulBois) 和查爾斯·蒂利 (Charles Tilly)三人的貢獻尤為突出。 美國社會歷史學家查爾斯·蒂利於1964年發表學術專著《旺代》。在該書中，他藉助豐富的檔案資料，採用數據統計和分析等社會學的研究手段，揭示了18世紀後期法國城市化進程對旺代地區社會結構的影響。他指出: 法國革命以前，資產階級作為新生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並以土地收購等方式，對周邊的農村地區構成了經濟威脅;在城市化發展較快的地區，農民的敵視和反抗情緒尤為嚴重。而資產階級政權在各領域內採取一系列較為激進的政策( 教會改革、拍賣沒收資產、行政區劃改革，等等) ，擴大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和行政權力，卻傷害了農民的感情，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抗。因此，他認為，旺代叛亂事實上是大革命以來一系列社會矛盾衝突的延續和爆發。[14] 在蒂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福胥進一步提出: 旺代叛亂的深層歷史根源，不是聖職人員基本法的頒布，也不是路易十六之死和徵兵，而是“旺代的貧窮”。大革命不能滿足人們對1789 年三級會議的期望: 國家資產大多被資產階級和商人們中飽私囊，在旺代占人口大多數的佃農無法從封建權利的廢除中獲益。因此，傳統社會結構的破壞、教會制度的改革和大規模的徵兵，迅速激化了社會矛盾。[4] 通過對叛亂地區薩爾特省案例的研究，保羅·布瓦發現: 在該地區，參加叛亂者往往是富裕的農民;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資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崛起，對他們在農村的主導地位構成了威脅;而共和國軍隊的主要參與者，恰恰是容易受到革命宣傳影響的貧民。因此，他認為: 大革命之前，貴族開始大批搬往城市居住，不僅擴大了城鄉差距，而且留下農村權力控制的真空，引發了各種新型政治力量的競爭。這正是旺代戰爭的主要成因之一。[15] 無疑，通過對社會關係和經濟結構的分析，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旺代叛亂深刻的歷史根源，也基本奠定了日後該領域內學術理論的框架。然而，由於叛亂所涉及的地域較廣，而這些學者們又傾向於把法國西部視作一個整體，所以，他們往往會選擇某特定地區進行個案研究，並希望藉此建立一種模型，把結論推諸整場叛亂。這種做法受到了新一代史學家的質疑。 四、新政治史學和微觀史學: 旺代叛亂起因研究的最新史學趨勢 目前，國內史學界對 1793 年爆發的旺代地區的農民暴動，通稱為“旺代叛亂”(本文亦沿通例) 。而在歐美國家，一般稱為“旺代戰爭”( Guerre de Vendée) ，但“叛亂”一詞也偶有使用( insurrection 或 révolte) ，未作明顯區分。到底是叛亂，還是戰爭? 這一問題在法國當代歷史學家讓 －克萊蒙·馬丹( Jean Clém ent－M artin) 那裡得到了解釋。 馬丹是當今法國史學界旺代研究的執牛耳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馬丹一直致力於旺代戰爭的研究，出版了十餘部相關著作。馬丹認為: 旺代叛亂始於3月中旬的西部地區徵兵抽籤; 而直到該月19日，共和國軍隊第一次鎮壓失敗，才是旺代戰爭的起點。由此，他指出: 旺代戰爭起源於旺代叛亂;把一場本來普通的“叛亂”升級為“內戰”，是雅各賓派在與吉倫特派的政治鬥爭中，藉以打擊對方的輿論戰略; 而當局對叛亂看法的改變及相關措施，又使叛亂真正發展為戰爭。[16 ]( P25 －50)在他的眼中，“旺代戰爭”和“旺代叛亂”不屬於同一範疇。因此，他斷言: 在1793年之前，叛亂發生地區之間沒有共性，統一的反革命行動也從未真正形成;而所謂“旺代特性”，只是人們營造的“神話”而已。這一大膽的假設，從心態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為旺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可惜的是，旺代叛亂並非他的旺代史學研究真正的中心所在; 在《旺代與法國》一書中，他曾以較大篇幅列舉並批判了以前各種有關旺代叛亂起因的研究成果，[16 ]( P52 －91)解構的深度較大，但對問題的解答，缺乏真正的建構性。 無論如何，當法國革命二百周年的系列紀念活動相繼謝幕，旺代問題的研究與法國革命史一起相對歸於沉寂。20 世紀末期，以阿蘭·傑拉爾( Alain Gérard) 為代表的旺代本土史學家更多地把筆墨置諸對戰爭中的“殉難者”的哀悼和對大革命政府的批評，即使目的在於矯枉過正，終歸容易被視作另一種“紀念史學”，很 難再引起學界的重視。倒是近十年來，微觀史學的思潮更多地把旺代戰爭的研究引向對革命時期農村的基層社會單位——— 村社的考察。安娜·羅蘭 －布勒斯特羅 ( AnneRoland －Boulestreau) 通過對旺代地區不同性質的三個村社的個案分析，指出:當村社首領不滿於共和國政府的政策時，叛亂便已見端倪了; 至於農民是否參與暴動，則取決於他們對村社的依附程度。[17]同時，史學家們對位於旺代地區邊緣，但並未參加叛亂的城市和村鎮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如: 瓦蘭 ( Valin) 對革命時期的拉羅謝爾(La Rochelle)的研究，威廉對呂松 ( Lu on) 地區的研究，等等。這些著作均是對前一代史學家研究成果有益的開拓和補充。 由於旺代叛亂的直接後果是革命恐怖政策的實施，旺代叛亂起因的研究對理解法國大革命中反對派的思想和雅各賓派的行為邏輯具有直接的意義。20 世紀 80年代，歐美的歷史學家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功過進行了全面和系統的反思，反對弘揚“革命暴力”的“側滑論”應運而生。國內史學界一貫強調對這種“修正主義”史學觀的批判，然而，對相關史料的分析和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加強。既然旺代叛亂是修正派史學家們經常援引的論據，我們就可以考慮以此作為一個基點，展開細緻的研究，從而，更為有理、有據、有節地評判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功罪，捍衛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價值。 目前，國內史學界對旺代叛亂的關注還不是很多。1989 年，許虹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專題論文《1793年法國旺代農民叛亂原因新探》，對傳統共和派史家的“陰謀論”和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經濟決定論”提出了質疑。她部分秉承蒂利的觀點，主要從政治的角 度，剖析了村社傳統與革命政府的社會革新之間的矛盾衝突。她認為，“革命者對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的正義性堅信不疑，因此不去設想人民除經濟利益外還有別的 要求”，採取的某些政策有舉措不當之處; 而旺代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農民對大革命推進的政治現代化的抵制”。[18] (P53 －65)此外，《旺代叛亂述略》[19]等論文，也對國外旺代叛亂研究的一些最新學術成果進行了推介和綜述。此外，秦暉和金雁合著的《田園詩和狂想曲》 中，把旺代叛亂的起因歸於宗法農民對村社共同體的依附性。書中指出，革命對封建基層社會結構的破壞，使農民奮起保護舊有的秩序。[20]( P183 －212)雖然作者沒有結合法國革命的具體背景展開論述，但頗具啟發性。 這些研究成果搭建了國內外的法國革命史研究之間的橋梁，開拓了我們對於旺代問題研究的視野。然而，由於某些客觀條件的限制，其主要史料很大比例 來自英美的學術專著———這也為國內學者的進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間。隨着中外學術交流的日漸頻繁，我們也有更多的機會去查閱和占有豐富的第一手相關史料，全面參考和借鑑國外已比較成 熟的研究成果，力爭實現國內世界史研究在該領域的推進和發展。 注釋: ①這些著作分別為比約的《旺代戰爭》( Billaud．Guerre de Vendée．Fontenay．1967)、喬治·波多諾夫的《大革命中旺代的日常生活》( George Bordonove．la vie quoti-dienne en Vendée pendant la révolution．Paris．1974)、安德烈·蒙塔尼翁的《旺代戰爭 1793 －1832》( AndréM on-tagnon．Guerres de Vendée 1793 － 1832．Paris．1974)。 參考文獻： [1]Claude Langois．La révolution malade de la Vendée，Vingtièm e siècle，Revue d histoire．1987，(14)． [2]Kléber．Kléber en Vendée．Paris．1907． [3] Alphonse de Beaucham p．Histoire de la guerre deVendée et des Chouans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 la pacif ica-tion de 1800．Paris，1806． [4] M arcel Faucheux．L insurrection vendéenne de1793: aspectséconomiques et sociaux．Paris，1964． [5] Jean Julien M ichelSavary，Guerre des Vendéens etdes chouans．Paris，1824． [6]Léon Dubreuil．Histoire des insurrections de l Oue-st．Paris，1929． [7]Charles－Louis Chassin．Préparation de la guerredeVendée: tudes documentair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892． [8]J．M ichelet．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979． [9]Mémoire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Bonchamps etde Madame de Larochejacquelin．Paris，1823． [10] Crétineau －Joly．Histoire de la Vendée militaire．Paris，1973． [11]Félix Deniau，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la Vendée．Anger，1878． [12](法)馬迪厄 ．法國革命史 [M ]．北京: 三聯出版社，1958． [13]Alain Gérard．Pourquoi la Vendée．Paris，1990． [14] Charles Tilly．La Vendée: révolution et contre －révolution．Paris，1970． [15]PaulBois．Paysans de l Ouest: des structures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 époquerévolutionnaire， dans la Sarthe．Paris，1971． [16] Jean －Clém ent M artin．la Vendée et la France．Paris，1987． [17]Anne Rolland －Boulestreau．Communautés ruraleset Révolution ( 1750 — 1830 ) ． Les notables des Mauges．Rennes，2004． [18]許虹 ．1793 年法國旺代農民叛亂原因新探[J]．歷史研究，1989，(4)． [19] 朱愛青，劉北成 ．旺代叛亂述略 [J] ．史學月刊，2004，(7)． [20] 秦暉，金雁 ．田園詩與狂想曲: 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M ]．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