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躍進”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於當時的戶口登記數中有不少遺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難以作出回答。1982年全國人口普 查資料和同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1‰生育率抽樣調查資料公布後，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教授利用這些資料進行了反覆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從1952 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其中估算我國1958至1963年超線性死亡 (非正常死亡) 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我國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教授經過反覆研究，在1986年撰寫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的專論 和有關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國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1697萬)。本文着重對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和比較研 究。筆者在研究中發現科爾計算的個別重要數字與有關數字間存在着難以理解的矛盾，在針對這一矛盾對個別數字作技術性修訂後，認為按科爾的線性公式計算，超 線性死亡人口應約為2200萬(2158萬)。本文認為，科爾和蔣正華所依據的資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兩人所採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學依據，但蔣正華所采 用的以歷年生命表為中心，通過參數估計模型進行細緻計算的方法，科學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還對“大躍進”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 降和1962年以後補償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這次波動對下一個生育周期和再下一個生育周期的慣性作用，作了簡略的闡述。

我國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中，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 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前蘇聯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使我國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受到嚴重損失。許多地區的人民遭受飢謹，生活困苦，體質下降，致 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麼，“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的具體情況如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動對後來我國人口 的變動有什麼影響? 這是國內外歷史、人口和統計學界所關注並眾說紛壇的一個問題。以科學的態度弄清這個歷史問題，不僅對於認識“大躍進”的深刻教訓是必要的，而且對於研究新 中國建立以來人口、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曲折歷程也是不無裨益的。筆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曾經擔任國家統計局的領導職務，具體主持了1982年全國 人口普查，參與了中國人口學會的領導，還參加過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合會的會議，對於有關數字的來源、公布和國內外學木界研究的結果有一之了解。本文將對有 關資料和研究情況作一介紹，並作分析比較。

一、官方戶口登記數字的公布

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關於“大躍進”和隨後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特別是由於這些數字 中顯示1960年全國人口比1959年淨減1000萬，所以當時把它作為絕密資料。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准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其中“大躍進”和困難時期及其前後一二年 的婁字，請看表1。

從表1可看出：按照戶口登記數字，我國人口自然變動水平在這一時期產生了劇烈的波動。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03‰下降到1961年的18.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0‰上升到1960年的25.43‰。

按照1983年《中國統計年鑑》中列出的1949至1982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長率，可以繪成曲線圖(見圖1)。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廣大人民生活明顯改善，衛生醫療事業蓬勃發展，從而迅速改變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類型^[1]， 轉變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類型。總的說來，這一狀況從50年代初持續到1972年約20年之久。這是第一個階段。1973年以後，由於計劃生育工作 的加強，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開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過渡。這是第二階段。值得指出的是，由於“大躍進”的影晌， 第一所段原來的進程在這幾年中被打斷了，驟然發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現象，使人口增長出現一個窄而探的低谷，從而形成建國以來幾十年中人口增長速度“兩起 兩落”（較高---驟低---更高---漸低）的劇烈波動。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曲線，在圖１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圖１ 1949-82年戶口登記的人口出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上述數字公布後，很快引起了國內外的反響。西方幾十大通訊社都報導了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的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國的人口學家認力上述新公布的數字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指出某些數字間存在着一些矛盾。這表現在各個年度人口出生率減死亡率所得出來的自然增長率，與本年總人口減上年總人口得出來的增長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這種差距又不能用“機械增長”即國際移民來解釋，因為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移入移出的人 數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們希望有更準確、更系統、更詳細的資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年人口的變動，其中包括弄清“大躍進的人口後果”的數字。

二、1982年全國人口普查與1‰生育率抽樣調查資料的公布

我國在1982年舉行了第三次全圍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比前面次普查規模更大，普查項目也更多。其中除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項目；同時首次採用電子汁算機處理，可以把大量的詳細資料準確地整理出來。這次普查用手工匯總的簡要數據和用電子計算機 處理的詳細數據，先後於1982年 10月、1983年 12月和 1985年 12月以公報或出版物的形式發表。

人口普查是一種橫斷面的調查。但是，正如樹木橫斷面的年輪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以向成長歷史一樣，人口的橫斷面資料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它的縱向發展歷史。請看根據1982年普查所得的當年人口性別年齡構成數字繪成的金字塔困（見圖２）。

從圖2可以看出， 這個圖形並不是典型的下大上小的金字塔。其中 20多到 23多的人口呈現出明足的短線， 反映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率降低初嬰幼兒死亡率上升的不正常情況。 圖中 10歲到19歲人口突出的長線，則反映了 60年代初到 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補償性超常增長和嬰幼兒死亡率降 低的情況。 圖中 9歲以下的短線則反映了從70年代初開始加強計劃生育，促使出生率逐步降低的情況。

圖２　1982年中國人口性別年齡構成

1983年因家統計局又公布了 1953年和 1964年兩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人口性別年齡構成數字，從而有了三個金字塔圖。這就使得三次普查之同相對應的年齡人口數字　可以相互驗證 (加上合理的存活率因素），從而便於判斷各次普查數據的準確性　並為估算三次普查年同隔期各年度各年齡的人口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其中，1964年普查取得 的0至 5歲男女人口數， 對於弄清“大躍進”和困難時期各年度的嬰幼兒出生和存活情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完成之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緊接着組織了1‰生育率抽樣凋查，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 30萬名 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詳細調查　包括1940年以來　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 這一調查結果於 1983年公布。此外，衛生部還公布了1973至 1975年在全國8.5億人口的範圍內進行的以惡性肝瘤為重點的、56種死因的回顧性惆查結果。

上列各項詳細資料的公布，為研究我國建國以來人口變化的全面情況，包括“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情況提供了重要條件。但是，這些詳細數字的可靠性如何？如何把人口普查取得的橫斷面教字轉化為縱剖面的分年數字？這些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複雜問題。

三、國外學者的研究

各國的人口學家和統汁學家在上述資料公布後，對這些資料的可靠性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諸如：人口普查是否照抄了戶口本？1‰生育率調查是否照抄了人口普查數字？人口普查數字質量究竟如何？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性別年齡結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 否人力修正的結果等等。他們花費了將近 1年的時間，依據人口學和統汁學的理論及方法，運用電子計算機，對我國新公布的各項資料的內部和外部一致性及其邏輯上的合理性，進行了仔細的，反覆的驗 證，才最後對其中主要教據的可靠性作出了自己的判斷。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久蒂（J　Banister） 於 1985 年在《對中國人口普查結果的驚奇與確認》一文中寫道：“對1953年、l954年初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齡和性別數據的分析，得出了這徉一個令人吃驚 的結論，即：三次普查中年齡申報的質量非常高。”。另一點令人驚奇的是：不顧方上低報出上人口的強大政治壓力，這次普查和生育率調查。竟能相對完整地對出 生人數進行了登記。”“這次人口普查的人口總數證實了來自經常性登記系統的中國人口數字。”“這次普查用高質量的、大量的人口方面的統計數字，代替了以前 值得懷疑或不能使用的數據，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沒有數據那種局面。”美國人口學家羅納爾德·弗里得曼在《l982年中國人口普查的組織、 質量控制以及準確性》一文中寫道：“由於普查膽進行了全面培訓、試點凋查，普查期間的監督、質量控制和檢查，以及普遍的檢查和抽樣，差錯低是可信的。實際 上，上述工作的廣度和深度，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　Calot）在《為便於分析中國人口資料的幾點建設》一文中寫 道：“1982年至1984年是世界人口學史上值得紀念的年代。在這三年中，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第一次向世界人口學界提供了自 1950 年以來這個國家人口演變真實和大量的人口數據。由此，使我們對整個世界人口的認識得到了一個相當可貴的飛躍。”“我完全同意研究中國人口資料的同行們所作 的幾乎一致的評價，即認為這些資科基本上是相當嚴密協調的。”

國外研究中國人口的著述中，影晌較大的是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主席、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報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的資助下，帶領他的助手進行了詳細研究，寫成《從1952年到 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作力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行為與社會科學及教育委員會的《人口與人口學第27號報告》公開出版友行。

科爾在上述著作中以將近一半的篇幅對來自中國的大量數據的質量進行了評價，總的結論是：“這些數據按性別及逐個年齡人數結合比較，它們經受住了一系 列精度與一致性的嚴格檢驗。”“確實，現在中國人口情報資料的精度和細度，已超過我們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一切友展中國家。”該書在對我國婚姻、生育、死亡 狀況進行詳細分析後，指出：“中國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急劇下降是值得注意的。”同時指出：“中國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婚姻狀態上的迅速變化並非沒有付出代價（在“困難年代”里的過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不正常下降，接着又不正常地回升）。”科爾運用一系列推算方法　通過電子計算機的反覆計算，對1952年到 1982年我國曆年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進行了重新估算。

除科爾的上述研究結果外，法國的卡洛、美國的班久蒂也在自己的論文中對我國曆年出生率、死亡率迸行了重估。現將三位外國學者估算的數字列表如下（見表２、表３）。

科爾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是依據我國1‰生育率抽樣調查中回憶性資料所提供的各個年齡的婦女的生育率推算出來的，同時對陰曆13個月的閏年與非閏年的 數字作了一些調整。科永估計的死亡率是以他推算的各年出生人口為基數，減去實際存活的人口數估算出來的。班久蒂和卡洛的估計方法與科爾有所不同。

科爾在前述著作中對“大躍進”引起的超量（非線性）死亡人數作了研究和估算^[2]。 書中說：“按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1957年的死亡數為 590萬， 1964年為 802萬， 這些年的死亡數呈從 590萬到802萬的線性趨勢， 可算出 1958年至1963年 （線性）　死亡總數為4180萬。 由官方記錄得出的死亡人數為 5740萬，照此計算，困難年代超量死亡數約為1600五。 ”書中又說：“1957年和 1964年經過對少登記數調整後的死亡數力1040萬和 940萬。按照線性趨勢，1958一1963年調整後的死亡總數當為 5940萬。實際死亡總數為 8620萬，超過線性趨勢的死亡數約為 2700萬。”^[3]

美國人口及人口學委員會於 1984年7月10日為科爾上述著作的出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合眾社、美聯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訊社在報導中部說到上述超線性死亡數字。

法國人口學家卡洛沒有估算“大躍進”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但他對科爾的研究結果表示了某些保留，並認為中國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他在 《為便於分析中國人口統汁資料的建議》一文中寫道：“無論如何，歷史學家需要這樣一個估算。我們建議中國同行對這些數據進行科學的調整，並說明調整方法。”

四、國內學者的研究

筆者和我國一些人口學家在1985年曾應邀參加了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合會於 6月 5日至12日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市召開的第二十屆大合。會上　筆者宣讀了題為《中國 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可靠性》 的論文並聽取了各國學者對我國人口問題研究的意見。參加會議回來，寫了《國際人口學會佛羅倫薩會議對我國1982年人口普查結果的評價和提出的問題》（該 文在《人口研究》雙月刊1985年第6期摘要發表），並於1985年8月間在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發言中提出了四條建議， 其中第一條就是加強對建國以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的研究。筆者要求此項研究能堅持嚴格的客觀性，不摻入任何主現因 素，並在人口學和統汁學理論和方法上能達到較高的國際水平。這是一個難度較大的任務。經過多方“招賢”，最後由當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的蔣正華 教授承擔了這一任務。

蔣正華主持的研究工作，首先着力於選取質量最好的調查數據作依據。經過對各種數據的深入評審和比較，確認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年齡、性別數據是可靠性 很高的。三次普查相應年齡組數據的高度吻合也證明了它的高質量。關於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則以 1982年人口普查取得的普查前一年（1981年下半年和 1982年上半年） 的數據為基礎。這些數據的高質量已從普查後的現場複查中得到證實。

蔣正華根據上述資料編制了1981年我國人口的完全生命表^[4]，然後結合 1953年和1964年兩次普查資料， 通過建立參數估計模型等方法，編制了1953年到1981年曆年的完全生命表，井根據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請看表4。

蔣正華以歷年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死亡人數，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萬人； 同時按這 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　　這樣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數約為1700萬人（1697萬人）。

蔣正華的研究得出初步成果後，曾由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中國人口學會與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聯合召開專家會議進行評審。國家統計局、公安部、國 家計劃生育委見會、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參加了評審。與會者對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給予了基本肯定，同時提出了若干 改進意見。蔣正華吸收這些意見進行了一些修訂。上述數字是修訂後的數字^[5]。

蔣正華把這一研究成果寫成了題為《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 的學術論文，在《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發表，並於1986年8月在哈爾濱舉行的“人口死亡學術研討會” 上宣讀，獲得與會者的好評。這一研究成果後來又在《中國人口--總論》一書中摘要發表。由於這個問題在此後沒有形成熱點，未見有其他的不同意見發表。

五、國內外學者研究方法和結果的比較

(一)關於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結果以及出生率波動的慣性作用

國內外學者對於我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重估結果， 已在表1至表4中列出。 為了便於比較，這裡再將他們重估的結果和戶口登記數字一起，用曲線圖加以顯示(1953　1980)。請看圖3、圖4。

圖3 出生率的戶口登記數與學者重估數

圖4 死亡率的戶口登記數與學者重估數

從表1至表4和圖3、圖4中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重估的出生宰祁死亡率，儘管具體數字有所所不同，但在總的趨勢上有重要的共同點：一是他們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各個時期的起伏變比，都與戶口登記的起伏變比的趨勢基本　致，證明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說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發展的兩大階段和人口自然增長率 “兩起兩落”的四個段落，是符合實際的。二是他們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於戶口登記的數字，而戶口登記的漏報率都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較高，60年代 初以後漏報率明顯降低，這與我國在1964年進行第二次人口普查，並使戶口登記工作得到加強的實際情況是相吻合的。三是死亡率的漏報率都明顯大於出生率的 漏報率。一個重要原因是漏報率中很大一部分是出生後不久就死亡的新生兒，既未報出生又未報死亡，這部分漏報對死亡率的影響遠大於對出生率的影響，因為除個 別年份外，死亡人口的基數遠低於出生人口的基數。

“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異常降低的後果，一方面是死亡率異常上升的後果。從前一方面看，出生率從1957年的高 峰降到1960年的谷底(按前述4位學者的估計數字，1957年出生率為36‰一43‰，1961年為21‰一26‰) 。這一情況加上當時死亡率上升的因素，造成人口總數顯著減少。但在困難有所緩解後人口出生率就出現了補償性新高峰(這是許多國家常見的現象)，其峰值超過 了歷史上最高的年出生率 (幾位人口學家估計的1963年出生率高達46‰一49‰) ，從而帶來人口總量的大幅度增長。以後各年雖比這一最高峰值略低一些，但仍然形成了一個長達10年的高峰期 (這與“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項工作遭受嚴重干擾、生育放任自流有關)，直到1972年，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排除種種干擾，加強了計劃生育工作，從 1973年起出生率才有明顯的降低。這劇烈的一伏一起，在20幾年以後的下一個生育周期重現出來。這表現為80年代初期有幾年出生率相對地低一些，而從 1985年至1995年這10年間，則出現了歷史上最龐大的育齡婦女群，成為促使這一時期出生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由於大力抓緊計劃生育，配合其他社會經濟 條件，才對出生率升高的趨勢起到一定的遏製作用。與此類似的情況是，在前述出生率高峰期的16年之後，大量青少年進入勞動就業年齡，從而給城鄉就業安排提 出了新的課題。這種新增育齡婦女和新增勞動力的波動，再過20年左右，即到21世紀初，還會或多或少地發生一些影響。

(二)關於兩位學者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結果

科爾對於非正常(超線性)死亡的研究結果，請看表5和表後說明。

科爾在書中只給出了部分的基本數字和最終結果，沒有全面給出與計算過程有關的數字(包括各年的年平均人口) 。上列的表5，是筆者為了便於研究比較，在科爾給出的部分基本數字和最終結果範圍內，試將其他數字加以補充編成的。其中各年平均人口是試用《中國統計年 鑒》所列的戶口登記的年末登記數推算出來的。計算結果，與科爾書中給出的1958至1963年的死亡人數是一致的^[6]。因此，可以判斷科爾所依據的各年平均人口數與表5中所列的數字是一致或極其相近的(至少在總體上如此)。

但要指出，在這裡面有一個例外的情況：按1957年戶口登記的年平均人口63， 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數與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有較大距離。那麼，是不是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是根據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 呢?筆者計算的結果是：(1)按科爾書中給出的戶口登記1957年死亡人數590萬， 死亡率為10　8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630萬人；(2)按科爾書中給出的他所估計的1957年死亡人數1040萬，死亡率19　0‰倒推， 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737萬人。　這樣倒推出來的兩個1957年人口數比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58260萬人(這個數字是科爾所肯定的) 還少3500至3600萬人；而且把1957年與3958年的65，324萬相比，一年內猛增1億多人，這些都是難以設想的。因此，筆者認為科爾書中給出 的1957年兩個死亡人數與相關數字間存在着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爾作以新的解釋前是這樣的。

經筆者對1957年死亡人數進行技術性修訂，即按表5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樣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統計的1957年平均人口為63741萬，依照科爾重 估的這一年死亡率19‰計算，死亡人口為1211萬人。把這個數字與科爾計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萬聯繫計算　則1958年至1964年的線性死 亡人口為6462萬人^[7]，與科爾估計的這6年實際死亡人口8620萬相比，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158萬，約為2200萬(這一數字的修訂由筆者負責)。

蔣正華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研究的結果，請看表6和表後說明。

蔣正華依照生命表和參數估計模型估計的1953至1963年實際死亡人口為8299萬人。 減去正常死亡人數6602萬人。 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697萬人，約為1700萬人。

現將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我國人口死亡情況的研究結果，以及筆者在科爾研究的基礎上對1957年數字修訂後所得的數字，作一簡要比較。請看表7。

從表7可以看出：

一、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總數的估計相差不算大。科爾估計為862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8299萬人，相差321萬人，占死亡 人口總數為3.8％。這個差額，在兩人估計的非正常死亡差額983萬人中， 約占1／3，是一個次要因素。同戶口登記的6年死亡人口5740萬相比，科爾的估計數增加了2880萬，即增加了50.2％，蔣正華估計數增加了2559 萬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都相當大，只是增幅高低有些不同。

二、兩使學者對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計差距懸殊，這是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研究結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爾估計6年的正常(線性)死亡人 口為594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6602萬人，相差662萬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 這個差額約占兩人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額983萬人的2／3。

三、 按照筆者的研究，科爾計算6年正常死亡人口中，在1957年的有關數字間存在着難以理解的矛盾。如針對這一矛盾加以修訂，則6年正常死亡人口應為 646.2萬人，與蔣正華估計的6602萬人只差140萬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2.2％，從而使6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差距縮減到461萬人。

(三)關於兩位學者選用資料和採用方法的比較

科爾的研究， 主要以國家計生委1‰生育率抽樣調查中的生育史資料和三次全國入口普查的人口總數為依據，以其他資料作參考；蔣正華的研究主要以1982年全國人口普查取 得的上年分性別、年齡的死亡數據和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分性別、年齡的實有人口數為依據，以其他資料作參考。應當說，兩位教授所依據的主要資料都是經過反覆 檢驗、國內外幾乎所有專家公認為具有高度可靠性的資料。兩位教授都是以準確度高的數據來檢驗、估算和修訂準確度低的數據，他們所用的檢驗和估算方法，也各 有其科學依據　但把兩種方法加以比較，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不同點。

第一，科爾是從生育率開始，經過一系列推導，求得兩個普查間隔期的不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總數。蔣正華則直接利用了三次人口普查所得出的兩個普查間隔期分性別的、各個相應的單年齡組的留存人數和死亡人數。

第二，科爾在推算出兩個普查間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記平均漏報率之後，對於如何將平均漏報率分配到各個年度 (作為推算每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主要依據)這一重要問題上，是根據未作詳細說明的“假設”來作出的　蔣正華對於兩個普查間隔期各個年齡別的死亡人數，是通過 建立參數估計模型，編制出各個年度的一歲為一組的完全生命表來分布於各個年度的。

第三，科爾對各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估計，始終是圍繞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進行的，而沒有研究每個年齡組人口的死亡率。他雖然編制了 兩個普查間隔期(1953　1964，1964　1982)的5歲為一組的簡略生命表， 但沒有編制各個年度的生命表，因此無法用來推算各個年度的死亡人數。蔣正華對各個年度死亡人數的研究，始終是圍繞生命表來進行的。由於各年度間完全生命表 中各個年齡人口留存數、死亡數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繫，因而比直接估計各年全部人口的粗死亡率較少隨意性。據了解，蔣正華根據生命表推算的1962年和 1963年死亡人口漏報數，與公安部為準備1964年人口普查進行整頓戶口查出的死亡人口漏報數大致相合，從　個側面證明了他的估計方法具有較高的科學 性。

第四，科爾對於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數，認為是線性趨勢，按兩點間直線來計算。 因此，起點年數值與終點年數值的高低，對6年總數起決定作用。這兩個點的數值估計，因種種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偶然性、隨意性，從而對計算結果產生 較大影響。蔣正華對於各年正常死亡人數，是按歷年生命表中各年齡別死亡人數來估算，6年正常死亡人數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線， 而是一條由許多點組成的曲線，個別點的偶然性不會對整個推算結果產生較大影響。

根據以上幾個方面的比較，筆者認為，科爾教授在80年代初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包括“大躍進”人口後果的研究，是開拓性、具有重要價值的；蔣正華教授在 後來的研究中所使用以歷年生命表為中心、通過參數估計模型進行細緻計算的方法，科學性更高一些。當然，更加深入的研究還有待於今後的努力。

(本文作者為國家統計局原局長　北京100826)

注釋：

主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