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土话博有篇“聊一聊中国共产党”，下面有为大博有个评论，他说“客观评价中国的体制，那么方法上不能"断章取义"的偷，不能以政治宣传的手段看 历史评历史。将中国的体制等同秦制(秦暴政)，是可以煽动情感，不喜欢秦始皇的很多，但它无助于客观评判历史。秦暴政短命，统计的角度并不具有代表性。中 国人称为汉人，汉朝的体制更具有代表性，是汉人的"族标"。汉朝的成功也决定了体制的走向，tested的体制有track record，经受住考验才有生命力，这个角度更能理解中国的体制可以流传千年。过往的两三千年，80%的时间，中国是站在前排，体制的优势功不可没。这 个体制不仅有弊，它也有利。认清利弊，有了比较，才有客观的基础。简单的黑白化，将焦距对准弊去煽情对认知其实并无帮助” 。好像很有道理不是吗？

但 是这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笔下的封建主义一样，基本把中国传统思想家思想和传统汉字的用法打翻在地。 中国古人用“封建“，从来是对着秦后”郡县“，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硬要把中国历史塞进马克思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中去， 虽然一时成功，但随着”改革“开发，越来越成为一场笑剧。

上 面大博有点值得称赞，至少知道秦朝是暴政。但是秦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说法不是某个要煽动人情感的人发明的， 儒家思想家和近代思想家，包括朱熹，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把秦朝看成中国历史的一个分界点。 毛泽东也明明白白说”秦制行百世“，不知道到了某位大博那里，怎么变成汉制行百世了， 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都错了， 大博新理论开创中国史学的新篇章？

谭嗣同抨击秦制和荀子极为猛烈，为清末民国初年人所崇拜，原来他是以政治宣传的手段看历史评历史，无助客观评价历史。所谓客观评价历史，就是把历史上所有认为秦朝为中国历史分界的人一笔勾销。

我只能说这叫数典忘祖，自称中国人但对中国历史毫无所知。 或者知道中国历史，但为了为秦制变相辩护，有意歪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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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熹回答：“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

朱熹在《论治道》的谈话中说，“封建则根本较固，国家可恃；郡县则截然易制，然来来去去，无长久之意，不可恃以为固也”；“封建实是不可行。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似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

朱熹认为三代圣贤的施政完全本于仁义，三代之治尽善尽美；而后世如汉唐之治尽管看起来规模宏大，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中悖理乱伦之处比比皆是，故朱熹对西 周以后的君主政治一概持否定态度：“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33]。而后世君主之所以能成就功 业享国久长，并不是因为所行的是仁德之政，而只是他们的作为碰巧与天理人道“暗合”，实际上他们的用心多出于利欲：“汉唐之君虽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 只是在利欲上”[34]。“后来所谓英雄......但在利欲埸中头出头没”[35]。朱熹还特别提到唐太宗，对这位千古明君的评价是“无一念不出于人欲”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法》篇中曾明确写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 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 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 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