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何许人也？ 他不是金融大师，不是政府高官，甚至不是个活人。 他是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1910年曾在中国周游八个月，最后写了一本”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距今已有102年。我们不妨看一下他当时的观察。

1910年中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但罗斯对中国人有些非常有意思的评价。 

比如在第二章，他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在长期而严酷的优胜劣淘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某种特殊的种族生命力或基因一定程度上铸造了中国人坚毅的精神。...增强了他们受伤后复原的能力，抵御疾病传染的能力以及适应不卫生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能力，但并没有因此增加他们的体能“。

第三章他说”我们美国人的性格，通常表现为缺少灵活多变的情感，处事不够圆滑，缺少对美好事物敏锐的感觉。 在这些方面，南欧人恰恰弥补了我们美国人的不足。 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中国人也属于那种具有稳重而可靠品德的人。他们的行为不会过于激烈，不仅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且懂得等待时机，他们处事绝不忽冷忽热，虽然他们不轻易行动，但一旦行动起来，则有不可遏制的动力”。

他又说“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人结识了生活在东亚的各个民族。西方人发现，黄种人拥有与白种人一般高低的智商和能力，他们将成为威胁西方人已占有地区的重要力量，将成为西方人的对手。 总之，未来世界的主宰这和先进文明的创立者将不只是白人，而是白种人和黄种人，未来的世界将不再由一个民族控制，而是由两个种族共同主宰。”

又说“在中国生活的那些对其他民族具有同情心的白种人被中华民族优良的品质所打动，都成了中国人的好朋友，他们觉得中国人是非常可爱的，如果你和他们相处久了，便会喜欢他们。相比之下，那些粗暴地贬低他们，污辱他们的白人，总是属于那些心胸狭窄而深具偏见的人。白种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与对日本人不尽相同，他们往往被日本人优雅的举止，细腻的情感，精美的艺术给折服”。

但是褒奖之外也有另外一些观察。 下面一几段非常重要

他有说“笔者庆幸我们西方人的个人主义可以让自己自由地作出某种决定，自由地采取某种行动，而不会有任何来自家庭成员方面的阻力。同时只为自己的过失负法律上的责任，不会因为亲戚的犯错而被牵连。而中国人则没有这么幸运，所以，无论是从个人发展还是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西方的个人主义优于中国人的大家庭主义。当然，我也觉得西方的老年人时常被一种悲凉忧郁的心情所笼罩，总觉得自己成了他人或社会的负担，遭到人们的遗弃....我们西方社会现行的家庭伦理的确存有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的那些曾到西方旅行或留学的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只要全盘照搬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法律制度，中国人的能力，财富和普通百姓的智慧，就会立刻达到现在西方人的水平。这种想法的出现是由于不了解我们西方国家富强的真正原因。其实，即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奇迹般地变成了积极的变革者，都愿意引进国外所有先进的食物，中国人赶上西方人的工作效率，养成西欧各国或美国人在生活，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价值观念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把因商业机会多而人口数量少所带来的社会繁荣归功于我们的法律及社会制度。 我们将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于古代的中华文明及其社会制度，但实际上，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有限的土地上养活了过多的人口“

”在人口数量与就业机会之间做一次彻底调整至前，希望中国社会出现西方社会的种种繁荣景象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必须采取种种措施延缓人口增长的速度。 这些措施包括： 放弃祖先崇拜，非常家族制度，女子受教育，提高妇女的地位，提倡晚婚，篇；普及义务教育，限制童工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培养家庭成员个性的措施，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假如中国人有幸经历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这一阶段不被任何内忧外患所打断，那么至多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就会有希望接近美国平民的生活水平。“

下面只再引第五章工业发展中的一段“于是众多的西方人士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一个不能实践自己诺言，不守信用的国度“。 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当然有些牵强，有些片面，但中国人在商业贸易方面的所有行为始终与收取酬金，索取回扣这一劣习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这显然是促使西方人形成上述认识的重要原因。

....在社会的诸多关系中，裙带关系无法回避，但一旦生效就势必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中国，裙带关系这一对社会极其有害的病魔缠住了新兴的工矿企业，并以它的毒素危害各个环节...."

略去第四章生存现状，第六章禁烟运动，第七章中国女性，第八章基督教，第九章西部中国，第十章教育方式。

很明显罗斯并非白人种族主义者，他看到当时贫困的中国，但也看到中国的潜力，100年后再看他的预言，不能不承认他的眼力。 唯一能说的就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稍许乐观了一点。

另一方面，大概他也没有预料到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之那么艰难一件事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又如此顽强，以致中国法律制度和西方法律制度仍旧南辕北辙。“收取酬金索取回扣以及裙带关系”又成为中国大地流行时尚的一部分。

中国朝代末期的战乱极具毁灭性。 中国大朝代一两百年积累的财富多化为灰烬，这是中国历史黑暗的一面。 但中国历史似乎又有浴火重生的一面，一旦重生，又能在短期内创造和积累大量财富。至少对于位居上层的人来说，可以过上极端奢华，极端享乐的生活。 但这又如昙花一现，短短几十年或百年之后，了无痕迹。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初期都表现出相当的朝气。 前朝末期战乱往往留下一片废墟，甚至首都京畿化为一篇鬼域，但新朝建立后几十年，新都就以世界有数大城的姿态重现予世。 如果这种精神，这股潮流能坚持百年，中国不知能创造多少奇迹。 但悲哀的是蓬勃向上的另一方面就是腐化，朝代能走多远经常取决多重力量的对比，取决腐败发展的速度，取决于盛世表象下危机发展的速度。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成就，也表现出两重性。 而这种两重性又因引资和外援变得更为复杂。当人们说起前三十年的成就的时候，我们无法把国人奋斗的成就和苏联援助分开，当人们讨论后三十年的成就，其实也无法把开放国门引进外资和国人努力分开。 很少人会问一个浅显的问题，如果没有苏联援助，或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引进外资和技术，光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勤奋，我们又能达到如何的高度？

早晚一天，中国的主要推动力要来自内部，无论是传统道德经儒家中庸学说也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也罢，接受了西方主流观念的一派也罢， 那时也许才是真正判读中华文化活力的时候。

罗斯提到人口数量与就业机会的关系。 遗憾的是，一百年后，中国仍旧无法为自己有才华年轻人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就业机会。 文革后前几代大学生的自得是因为他们得到最有前景的就业机会（无论官或商），现在社会的不满主要其实也来自就业，来自年轻人工作回报和期望的距离。

由于人口，中国能走出国门和外国先进文化接触的只能是少数，其比例远低于很多小国。 现实的说，推动中国演化的主要力量不太可能来自外国，只能来自内部，不管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上层人士，还是教育程度比较差，对外国缺少真正了解的本土派。 对于一个严格控制舆论的国家而言，控制越严，传统文化精神影响就越大，历史的影响也就越大。越是开放，就越有选择的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