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何許人也？ 他不是金融大師，不是政府高官，甚至不是個活人。 他是美國社會學家，威斯康辛大學教授，1910年曾在中國週遊八個月，最後寫了一本”變化中的中國人“（1911），距今已有102年。我們不妨看一下他當時的觀察。

1910年中國還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但羅斯對中國人有些非常有意思的評價。 

比如在第二章，他說”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在長期而嚴酷的優勝劣淘的自然進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某種特殊的種族生命力或基因一定程度上鑄造了中國人堅毅的精神。...增強了他們受傷後復原的能力，抵禦疾病傳染的能力以及適應不衛生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的能力，但並沒有因此增加他們的體能“。

第三章他說”我們美國人的性格，通常表現為缺少靈活多變的情感，處事不夠圓滑，缺少對美好事物敏銳的感覺。 在這些方面，南歐人恰恰彌補了我們美國人的不足。 與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樣，中國人也屬於那種具有穩重而可靠品德的人。他們的行為不會過於激烈，不僅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且懂得等待時機，他們處事絕不忽冷忽熱，雖然他們不輕易行動，但一旦行動起來，則有不可遏制的動力”。

他又說“在這種背景下，西方人結識了生活在東亞的各個民族。西方人發現，黃種人擁有與白種人一般高低的智商和能力，他們將成為威脅西方人已占有地區的重要力量，將成為西方人的對手。 總之，未來世界的主宰這和先進文明的創立者將不只是白人，而是白種人和黃種人，未來的世界將不再由一個民族控制，而是由兩個種族共同主宰。”

又說“在中國生活的那些對其他民族具有同情心的白種人被中華民族優良的品質所打動，都成了中國人的好朋友，他們覺得中國人是非常可愛的，如果你和他們相處久了，便會喜歡他們。相比之下，那些粗暴地貶低他們，污辱他們的白人，總是屬於那些心胸狹窄而深具偏見的人。白種人對中國人的認識與對日本人不盡相同，他們往往被日本人優雅的舉止，細膩的情感，精美的藝術給折服”。

但是褒獎之外也有另外一些觀察。 下面一幾段非常重要

他有說“筆者慶幸我們西方人的個人主義可以讓自己自由地作出某種決定，自由地採取某種行動，而不會有任何來自家庭成員方面的阻力。同時只為自己的過失負法律上的責任，不會因為親戚的犯錯而被牽連。而中國人則沒有這麼幸運，所以，無論是從個人發展還是從社會進步的角度看，西方的個人主義優於中國人的大家庭主義。當然，我也覺得西方的老年人時常被一種悲涼憂鬱的心情所籠罩，總覺得自己成了他人或社會的負擔，遭到人們的遺棄....我們西方社會現行的家庭倫理的確存有着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中國的那些曾到西方旅行或留學的知識分子天真地認為，只要全盤照搬西方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法律制度，中國人的能力，財富和普通百姓的智慧，就會立刻達到現在西方人的水平。這種想法的出現是由於不了解我們西方國家富強的真正原因。其實，即使所有的中國人都奇蹟般地變成了積極的變革者，都願意引進國外所有先進的食物，中國人趕上西方人的工作效率，養成西歐各國或美國人在生活，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價值觀念也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我們把因商業機會多而人口數量少所帶來的社會繁榮歸功於我們的法律及社會制度。 我們將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歸於古代的中華文明及其社會制度，但實際上，中國貧窮落後的主要原因是有限的土地上養活了過多的人口“

”在人口數量與就業機會之間做一次徹底調整至前，希望中國社會出現西方社會的種種繁榮景象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人必須採取種種措施延緩人口增長的速度。 這些措施包括： 放棄祖先崇拜，非常家族制度，女子受教育，提高婦女的地位，提倡晚婚，篇；普及義務教育，限制童工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培養家庭成員個性的措施，所有這些都需要時間和精力。假如中國人有幸經歷一個持續，穩定的社會發展階段，而且這一階段不被任何內憂外患所打斷，那麼至多需要兩代人的時間，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就會有希望接近美國平民的生活水平。“

下面只再引第五章工業發展中的一段“於是眾多的西方人士從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是一個不能實踐自己諾言，不守信用的國度“。 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當然有些牽強，有些片面，但中國人在商業貿易方面的所有行為始終與收取酬金，索取回扣這一劣習聯繫在一起，而且成為一個習以為常的普遍現象，這顯然是促使西方人形成上述認識的重要原因。

....在社會的諸多關係中，裙帶關係無法迴避，但一旦生效就勢必對社會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在中國，裙帶關係這一對社會極其有害的病魔纏住了新興的工礦企業，並以它的毒素危害各個環節...."

略去第四章生存現狀，第六章禁煙運動，第七章中國女性，第八章基督教，第九章西部中國，第十章教育方式。

很明顯羅斯並非白人種族主義者，他看到當時貧困的中國，但也看到中國的潛力，100年後再看他的預言，不能不承認他的眼力。 唯一能說的就是他對中國人的看法稍許樂觀了一點。

另一方面，大概他也沒有預料到學習西方先進事物之那麼艱難一件事情，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又如此頑強，以致中國法律制度和西方法律制度仍舊南轅北轍。“收取酬金索取回扣以及裙帶關係”又成為中國大地流行時尚的一部分。

中國朝代末期的戰亂極具毀滅性。 中國大朝代一兩百年積累的財富多化為灰燼，這是中國歷史黑暗的一面。 但中國歷史似乎又有浴火重生的一面，一旦重生，又能在短期內創造和積累大量財富。至少對於位居上層的人來說，可以過上極端奢華，極端享樂的生活。 但這又如曇花一現，短短幾十年或百年之後，了無痕跡。

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初期都表現出相當的朝氣。 前朝末期戰亂往往留下一片廢墟，甚至首都京畿化為一篇鬼域，但新朝建立後幾十年，新都就以世界有數大城的姿態重現予世。 如果這種精神，這股潮流能堅持百年，中國不知能創造多少奇蹟。 但悲哀的是蓬勃向上的另一方面就是腐化，朝代能走多遠經常取決多重力量的對比，取決腐敗發展的速度，取決於盛世表象下危機發展的速度。

中國過去三十幾年的成就，也表現出兩重性。 而這種兩重性又因引資和外援變得更為複雜。當人們說起前三十年的成就的時候，我們無法把國人奮鬥的成就和蘇聯援助分開，當人們討論後三十年的成就，其實也無法把開放國門引進外資和國人努力分開。 很少人會問一個淺顯的問題，如果沒有蘇聯援助，或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引進外資和技術，光靠我們自己的智慧和勤奮，我們又能達到如何的高度？

早晚一天，中國的主要推動力要來自內部，無論是傳統道德經儒家中庸學說也罷，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也罷，接受了西方主流觀念的一派也罷， 那時也許才是真正判讀中華文化活力的時候。

羅斯提到人口數量與就業機會的關係。 遺憾的是，一百年後，中國仍舊無法為自己有才華年輕人提供足夠多足夠好的就業機會。 文革後前幾代大學生的自得是因為他們得到最有前景的就業機會（無論官或商），現在社會的不滿主要其實也來自就業，來自年輕人工作回報和期望的距離。

由於人口，中國能走出國門和外國先進文化接觸的只能是少數，其比例遠低於很多小國。 現實的說，推動中國演化的主要力量不太可能來自外國，只能來自內部，不管是受過較好教育的上層人士，還是教育程度比較差，對外國缺少真正了解的本土派。 對於一個嚴格控制輿論的國家而言，控制越嚴，傳統文化精神影響就越大，歷史的影響也就越大。越是開放，就越有選擇的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