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社會基本建立在“三權分立“的理論之上。 就所謂”上層“而言，明顯分成幾個截然不同的集團，法官，政府高官，管理經濟的企業家，高級經濟管理人員，以及研究各種“統治術”的“思想家”。 從財富的角度，法官，政府高官，”思想家“雖然過着相對優厚的生活，但很難說”巨富“。 真正能賺大錢的只有管理經濟的企業家和高級經濟管理人員。  其他幾個“集團”各有自己的追求。

這點和中國不同，無論中國秦後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權和錢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中國歷史上的巨富，多是權臣權宦，發家極快，但鮮有能延續幾代的。 說到報酬，中國似乎非要落到物質享受上。 越成功者，就越有錢，越奢侈放蕩。

中國並非一直如此，春秋戰國則大不一樣，我們有延續十餘代的貴族世家，也有呂不韋這樣的跨國豪富。當時求名者有點求利，但也有求名不求利或求利不求名的。 為什麼春秋戰國和秦後傳統社會涇渭分明，人民精神又有哪些變化，這都是歷史研究的大主題。

秦後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 官僚集團中人的大部分財富來自潛規則或非法途徑，公開的收入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有越來越少的趨勢（至少到明代官僚俸祿低到了極點）。 另一方面，中國官僚之間財富差別之大到了驚人的地步，清官可以一貧如洗， 貪官可以富可敵國。 中國官僚財富之間差別擴大的過程也就是一個王朝潰敗的過程。

日本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後，對隨自己打天下的家臣講並不慷慨，對”前敵人“也不算殘酷。 他在創立德川幕府的時候，也創立了規則，即有權不能有錢，有錢不能有權。 實踐而言，德川幕府的中樞由譜代大名擔任，這些大名常常是小大名。 而富裕的外樣大名從沒有接近政治權力中心的機會。 有錢而無權，很難反抗幕府，有權而無錢，自然也無法背叛幕府。從某種意義，只有對人性了解極深的人才能想出這種制度。

歐洲封建社會演化到國家，國家和國王也知道物質獎勵的極限。 人活着，要錢又要名， 歐洲文化傳統名利經常不能雙收，對貴族的獎勵，有些花樣翻新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比如賞賜貴族在國王面前不脫帽的特權，犯法能有個與眾不同大講排場死刑的恩賞等等。這也需要對人性有深刻的了解，知道有時人爭得就是個面子。 純粹物質賞賜只能刺激人的貪慾，互相攀比，用無止境。

從報酬角度講，西方所謂”上層“中的一些集團為了”名“而放棄了”利“。 “集團內部”沒有顯著財富分化，對維繫一個“集團”的“尊嚴”和凝聚力有相當好處。

中國似乎有完全不同的一套規則。 王朝伊始，官僚比較自律。 但中國的富人或官僚不斷試探國家公開的規則執行底線，一旦找出漏洞和突破點，就前仆後繼擴大戰果， 潛規則則是無數官僚前仆後繼創造出來的。 結果，最膽大妄為者雖風險最大，但報酬最為豐厚。中國王朝從簡入奢，也就是冒險家蹂躪國家規則，“劣幣驅良幣”的過程，類似傳染病不斷擴展的過程。 中國“潰敗”的過程，就是“統治階層”內部分崩離析，逐漸喪失凝聚力的過程。

當我們談法制，談法治，談平等，且不可忘記一點，在中國傳統社會模式之下，“上層”內部就沒有平等而言，守法者被懲罰，違法者得到獎勵。 因此，在精神上，中國傳統社會大有精神分裂者的症狀，公開談論的並非私下實踐的，而且越來症狀越重。

為什麼如此，為什麼國家，皇權，統治階級自己也不把自己的“意志”當回事情，這還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