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社会基本建立在“三权分立“的理论之上。 就所谓”上层“而言，明显分成几个截然不同的集团，法官，政府高官，管理经济的企业家，高级经济管理人员，以及研究各种“统治术”的“思想家”。 从财富的角度，法官，政府高官，”思想家“虽然过着相对优厚的生活，但很难说”巨富“。 真正能赚大钱的只有管理经济的企业家和高级经济管理人员。  其他几个“集团”各有自己的追求。

这点和中国不同，无论中国秦后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权和钱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中国历史上的巨富，多是权臣权宦，发家极快，但鲜有能延续几代的。 说到报酬，中国似乎非要落到物质享受上。 越成功者，就越有钱，越奢侈放荡。

中国并非一直如此，春秋战国则大不一样，我们有延续十余代的贵族世家，也有吕不韦这样的跨国豪富。当时求名者有点求利，但也有求名不求利或求利不求名的。 为什么春秋战国和秦后传统社会泾渭分明，人民精神又有哪些变化，这都是历史研究的大主题。

秦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 官僚集团中人的大部分财富来自潜规则或非法途径，公开的收入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至少到明代官僚俸禄低到了极点）。 另一方面，中国官僚之间财富差别之大到了惊人的地步，清官可以一贫如洗， 贪官可以富可敌国。 中国官僚财富之间差别扩大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王朝溃败的过程。

日本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对随自己打天下的家臣讲并不慷慨，对”前敌人“也不算残酷。 他在创立德川幕府的时候，也创立了规则，即有权不能有钱，有钱不能有权。 实践而言，德川幕府的中枢由谱代大名担任，这些大名常常是小大名。 而富裕的外样大名从没有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 有钱而无权，很难反抗幕府，有权而无钱，自然也无法背叛幕府。从某种意义，只有对人性了解极深的人才能想出这种制度。

欧洲封建社会演化到国家，国家和国王也知道物质奖励的极限。 人活着，要钱又要名， 欧洲文化传统名利经常不能双收，对贵族的奖励，有些花样翻新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比如赏赐贵族在国王面前不脱帽的特权，犯法能有个与众不同大讲排场死刑的恩赏等等。这也需要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知道有时人争得就是个面子。 纯粹物质赏赐只能刺激人的贪欲，互相攀比，用无止境。

从报酬角度讲，西方所谓”上层“中的一些集团为了”名“而放弃了”利“。 “集团内部”没有显著财富分化，对维系一个“集团”的“尊严”和凝聚力有相当好处。

中国似乎有完全不同的一套规则。 王朝伊始，官僚比较自律。 但中国的富人或官僚不断试探国家公开的规则执行底线，一旦找出漏洞和突破点，就前仆后继扩大战果， 潜规则则是无数官僚前仆后继创造出来的。 结果，最胆大妄为者虽风险最大，但报酬最为丰厚。中国王朝从简入奢，也就是冒险家蹂躏国家规则，“劣币驱良币”的过程，类似传染病不断扩展的过程。 中国“溃败”的过程，就是“统治阶层”内部分崩离析，逐渐丧失凝聚力的过程。

当我们谈法制，谈法治，谈平等，且不可忘记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模式之下，“上层”内部就没有平等而言，守法者被惩罚，违法者得到奖励。 因此，在精神上，中国传统社会大有精神分裂者的症状，公开谈论的并非私下实践的，而且越来症状越重。

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国家，皇权，统治阶级自己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当回事情，这还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