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伐林博发了“戊戌变法是一场儿戏，实际是两场政变”一文。在转引的雪珥文章之前，高博概述了最近反对主流”戊戌变法“研究的几篇文章，从高博的概述，似乎可以听到迟来史学革命的脚步，中国终于有跳出康梁”戊戌变法“研究架构的可能。

这里不再重覆雪珥的观点。我早就提过戊戌变法和文革革命类似的地方。这里只想从人才，从政治事件运作角度谈点感想。

清末洋务运动几十年，虽有成果，但成果无法和明治维新后成果相比，其中一大原因是人才问题。中国缺少明治维新后日本涌现的实务人才。 洋务运动的资源很大一部分落入经手人的私囊。

这个问题如此严重，以致清朝不得不把海关交英人赫德督办。在赫德手下，中国海关高效廉洁，三十年间，收入从每年700万增加到2700万，几乎为清朝财政收入1/3，为洋务运动和清朝西北平定“回乱”提供了财源。当然，从清朝角度，这是丧国辱权之举。清朝对海关创举大概是清朝所能为的极限。就控制人才来源培养人才，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仕途仍旧掌握在科举人士手中。

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引进大量外国教师，创办西式大学，为日本培养了现代化人才。中国现代化大学的创办和发展比日本晚了二三代，其后果不言自明。

人才是任何改革运动成败关键。不谈光绪眼里翻天覆地的革命，就拿洋务运动讲，成败也取决少数人才。清末洋务运动中文祥是我眼里最出色的人才。他是满人，进士出身，清廉，懂实务，亲身督办京师大学堂，又能率领八旗大爷出关剿匪。无论官场洋务，他都有清晰认识并有操作的能力。1876年病死到1884甲申枢局之变，恭亲王束手束脚，未尝不是手下再没有文祥这样的人，宝鋆和恭王关系虽密，但能力操守远不如矣。

恭亲王对启用荣禄出了力气。从渊源讲，荣禄多数时间站在恭王对立一面。但人才难得，如果没有荣禄，清朝也许还要早亡几年，所以荣禄为文忠，也说明洋务运动和清末改革的困境。

戊戌变法缺少能做实务的人才。康有为和光绪派基本是毫无实际管理经验的文人，光绪派似乎对洋务运动的得失，对洋务运动中培养出来的一点点人才毫无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光绪变法建立在否定前人努力要全面重新的基础上。从现在史料看，光绪从来没有就洋务运动和改革咨询过恭亲王的意见，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

文祥死前上过奏折，谈政体，谈洋务，谈改革。我们不妨看一下文祥的思路。

文祥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其人心固也。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任性，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间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蟲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於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这大概是中国最高层最早对西方政治制度正面论述。不仅如此，我觉得其中包括文祥最重要的判断，即中国要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以及上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为什么如此？ 文祥对中外冲突和官场又做了如下描述。 他说“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於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很明显，文祥眼里，中国自己“应对”是各国“渐敢恣肆”重要原因。而根基颇深。

文祥又说”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讬於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於任事之人“。 当时“秋后算账派”面貌跃然纸上。

所以文祥的改革方案是“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

“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名是实非，不如不办。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这才是办实事人的至理名言。

光绪但凡读过文祥奏折，咨询过恭亲王，吸收一批洋务运动的精华，也不至于有如此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