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薄粉把薄熙來看成毛後最適合領導中國前進的人物， 我不知道。

薄熙來是我這代人，據說雙百考進北京最好的中學男四中，很不容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男四現在排名已經不如北京人大附中，但幾十年前，無疑是北京最好的中學。 薄家三兄弟都進了男四，足見薄家智力基因不錯。

那個時代走後門遠不像今天這末容易。 據說習近平姐姐差一分沒有考上101中，只能上河北北京中學。 劉少奇的兒子沒有考上高中，101隻答應復讀一年再考，劉少奇本人不同意，最後去了良鄉農業學校。

如果比較毛和薄，不能不說還是有許多類似之處。 比如，兩個人都無法控制太太，婚姻處於半破裂狀態，但從“政治"上太太又因老公而呼風行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應該說薄熙來政治生命最後一段，王立軍是薄熙來的重臣，但關係演化到如此尷尬地方，王立軍被迫出逃，薄熙來在法庭上公然承認老婆和王立軍有點”曖昧“，也頗為別致。 毛呢？ 江青借了不少林彪之力，但最後兩人又矛盾重重。 毛把自己最”忠實的接班人“逼到投奔“俄國”，除了和王立軍事件比，我還真想不出其他類似的例子。

重慶經驗據說不錯。 重慶打黑穩定了社會秩序。 從重慶打黑規模之大，我想到的是鎮反肅反。 1950年，毛提出要殺總人口千分之零點五到千分之一的反革命，最後以官方殺70-87萬代價“穩定”了中國社會，建立毛的絕對權威。 薄熙來80天內打黑，破獲刑事案件三萬多，拘捕近萬人，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有報道說薄熙來在重慶前後拘捕數萬人，逮捕上萬人，從打擊面占總人口比例而言，大體也是千分之一這個量級，殺人當然還頗有不足。

如果有人搞定量政治學，也許千分之一是“穩定”中國的一個閾值。順便說一句，智利皮諾徹克的軍政權前後殺害三千多人，國民黨到台灣後實行“白色恐怖”先後殺害數千人，受害者在總人口比例也是萬分之幾這個量級。

“嚴打”後社會秩序一般都會好轉，大概因為潛在犯罪分子不敢以身試法。 文革中碰到“嚴打”的倒霉鬼不少，有為搶頂軍帽被槍斃的。 重慶“打黑”也如此。 任何“法治社會”大概都不能創造如此寒蟬效應吧！

重慶“打黑”創造了奇蹟。 至於重慶“打黑”是否超出重慶司法系統能承受的負荷，以致冤案重重，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於“大躍進式的奇蹟”，我是抱懷疑態度的。 如果被告把自己罪行都整理在案，以供司法機關“嚴打”，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常理犯罪分子總是百般抵賴，希望能找到法網漏洞。 重慶一萬警察，80天破獲三萬多起刑事案，對我總有點匪夷所思。

要知道1950-1952全國破獲的刑事案件不過20萬起。 中國鎮反有不少冤案，大批國民黨起義投誠者都被槍殺，重慶“打黑”也應該有冤假錯案。 是否比例高到能全盤否定“打黑”，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知道的只是被“平反”的警察就有一兩千起。

重慶經驗的另一“奇蹟”表現在經濟方面。 坦率的說， 中國五十年代經濟也不錯。 中國五十年代前半的經濟活力來自土改，不管土改如何殘酷，至少相當貧苦農民是受益者， 整個地富地租大概有八百億斤。 當然這八百億斤後來又以公糧形式返回國家， 翻身農民的“好日子”持續了很短時間。 歷史上，中國糧食稅收比例不高，明朝3000萬石不過相當30億斤。 1949年後中國公糧比例是高是低，還有待專家研究。

五十年代經濟另一刺激力量來自蘇聯的經濟援助。 不管蘇聯動機如何，156項經濟援助打下中國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的基礎。

第三個刺激動力當然來自沒收的國民黨資產。

從經濟學角度，某一階級之所得常常一另一階級之所失為條件。 但是沒收國民黨官僚資產，重新分配土地，蘇聯援助都是一時性的刺激，借債要還，不可重覆， 真正的經濟動力還來自經濟內在的持續增長。 所以，五十年代中國經濟飛躍的條件並不能保證六十年代的發展。 即使沒有大躍進，60年代中國經濟也會遇到不少問題， 包括城市就業問題。 是否中國和蘇聯晚決裂十年會有影響，這裡不予討論。

我想毛等中共領導多少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才有一系列運動和“右傾”帽子。 “右傾”者，多少主張不要拔苗助長，要給經濟發展創造內在動力，另外一派急功近利，要把一切可控制的財源都抓在黨手裡，要從全國百姓“榨出”最大的價值。 中國工業發展過於偏重重工業，所以斷了靠輕工業賺錢積累這條路。 公私合營，等於有償沒收資本家和小手工業者的資產，其實對長期經濟發展也沒有好處。 和東歐國家比，中國的工農業政策相當激進。這裡就不多討論了。

重慶經驗是否可行？ 關鍵要進行真正會計核算。重慶高速發展資金來自何處，國家撥了多少，銀行借貸多少，債券如何，外資多少？這些資金如何使用，受益多少？ 只有細算才有真正結論。 現在在經濟學家之間對重慶經驗爭議頗多，多還沒有深入到真正數據上。 要判斷重慶高債務和對外資許諾優惠政策的全盤後果，並不比估計1950年代蘇聯援助，土改，官僚資本改造等政策後果容易。

至少，薄熙來整肅重慶民企絕對是無法持續的政策。

我缺少專門知識，我猜，如果拋開過於明顯政治外表，當年中國和薄熙來重慶時代發展應該都是先高后低的曲線，何時能做到資金流的平衡，何時能建立經濟內在的發展動力，轉入下一個高速發展階段，我不知道。當然，薄熙來也許並不在意， 按照他原來計劃，18大他應該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從經濟而言，重慶經驗也許和毛的五十年代有類似的地方吧！

五十年代，毛在經濟上就已經和同僚們分道揚鑣， 毛急於求成，適得其反，最後把原來堅定支持者劉鄧逼成他心目中的“走資派”。 薄熙來在重慶如此強勢， 是否有許多對他路線有懷疑而在高壓下不得不跟隨的同僚部下呢？

我們知道很少。 但從薄熙來使用警方的辦法看， 從薄熙來對民企的整肅看，很有這種可能。王立軍能和薄熙來決裂，證明薄熙來部下，和薄貌合神離的人不止一個。薄熙來在成功的同時也把很多同僚部下逼到反面。

討論到這裡，我們應該止筆，等待專家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對毛和薄的對比也只能到此，唯一事實，兩個人都倒在老婆身上，手下大將“叛國”成為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如果有左派願意捧薄熙來為新一代左派運動的領袖，我也覺得順理成章，畢竟薄熙來還有不少和老毛一致的地方。 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