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王道霸道”之分。 君主真深悟“王道”之真谛者寥寥无几，能掌握“王道”者都是明君。对“霸道”无师自通者甚多，但“暴君”不少。毛泽东的思想也源于霸道，源于法家，源于假定人性恶的一套。

法家的出发点是人性恶，但要在人性恶的世界里面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又必须假定有一个超越”善恶“理性的或代表善的君主。这样，法家理论自己就陷入悖论。

商鞅自己的悲剧就在于此，当他得宠的时候，他是立法执法者，代表超越善恶的君权。但当新君上台，他就变成法律的对象，代表只能用奖罚刺激的臣下。他之死，远不是他变法得罪保守派这末简单的事情，而是法家体系内在矛盾必然的结果。

法家体系，君主靠威逼利诱来驱使臣下，而利诱总有尽头，当赏无可赏，臣下就只有死。 不管多有能力的臣下，君主总能找到足够欲求不满野心勃勃的代替者。又便宜又好用。所以，刘邦朱元璋大杀功臣，所以历来权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秦后“无数”朝代实践的结果发现社会必须以“儒家治国”，至少要“儒表法里”，因为不这样社会就太不稳定，朝代就只能是个短命朝代。

毛泽东的局限之一就是他过于沉浸“霸道”，过于热衷“权术”，而无法领悟中华文化中的“王道”。当他嘲笑孔夫子颂扬秦始皇，他其实嘲笑的是他自己。始皇建立的秦朝持续不过十五年，曹操之子建立的曹魏不过46年，毛泽东自己的”时代“也不过27年。正如我上篇所说，毛泽东始终是个”造反者“，热衷破坏，而拙于建设。在把中国旧社会打个稀烂后，他热衷的是世界”革命“事业，或者世界“破坏”事业。 只是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他最后几乎毁掉了共产党同僚力图建立的党国。文革十年，不见曙光，毛自己不得不启用老干部，把他破坏的制度再勉勉强强恢复起来。把毛看成神的，也许不愿意正视毛自己的悲剧。但用毛自己的标准，这也是悲剧。

洪秀全死前，癔语连篇。最后自杀去见“上帝”。希特勒死前认为德国人配不上自己的“伟大”，毛晚年对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狂热，都是失败的”先知“型领袖最后阶段的特征。

但从本质讲，毛的成功是”霸道“的成功，毛的失败也是”霸道“的失败。

具体分析，如果毛更现实更理性一点，毛本来不比那么悲剧的。毛个人的悲剧，源于他的幻想和狂热，一旦领导人的决策成为笑剧，而旁边又有无数”虎视眈眈“的助手，往往要做出很戏剧性的行为来弥补，经常创造出更大的悲剧。

我觉得，如果没有大跃进，毛的威信就不至于受到如此之大的损害，也就不必在庐山批判彭德怀和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没有七千人大会，也就没有退居二线，也就不必“创造性“的发展”阶级斗争理论“。而”阶级斗争“理论明显无法说服高层领袖，所以又不得不发动文化革命。

有人为毛辩护，支持刘邓也是大跃进积极鼓吹者。问题是，不管毛嘴上说了什么，毛对邓子恢潘复生周恩来陈云等的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打击给全党发了清楚的信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毛真心承认错误，五十年代末就应该平反对上述被批判者的处分，但是毛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纠正。 对所谓”右倾“极狠对”左倾“极段宽容的干部路线，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就是“霸道”的矛盾。

但为什么毛如此不现实，不理性呢？ 这就又涉及毛的教养，毛的眼界，毛的反智倾向。 在共产党领袖里，作为”文人“，毛算博学多才的，但毛的整个知识体系，过于实用，过于”反智“，过于倾向传统底层知识分子。我不太能想象，任何一个庶吉士出身的会相信汉书中张鲁实行了社会主义？

就旧学讲，延安四老中董必武谢觉哉是秀才，董必武后来还得到清朝学部授予拔贡（新式拔贡）。 也许，董必武后来力主建立法制而遭受批判也和真正读进书有关。洪秀全毛泽东等”自学成才“的“枭雄”的知识结构常有相当大的缺陷。

1958年彭真罗瑞卿等不指名批判董必武，同年毛泽东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等等，都反映中国共产党内部草莽精神（甚至到不了法家层次）占了上风，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刘少奇似乎很快就意识到批判董必武太出格了，而文革刘彭罗又尝到自己酿成的恶果，算是报应，但毛至死不悔。

这是历史局限吗？ 恐怕不是。 就“王道”"霸道“的认识，毛不仅比不上朱元璋的马皇后，而且比不上朱元璋。 斯大林是现代历史上的”暴君“，但前苏联的法律也比中国健全得多。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中国基本只学苏联坏的地方，不学尚有可学的地方，这大概也是毛和中共一大错误（“罪恶”？）。

崇拜毛的人常常以毛时代“二弹一星”做证据，其实，当时军事工业各部，恐怕唯有二机部和七机部海归力量最强，影响最大，整个研发也最顺利。我不知道问什么崇拜毛的就看不到这点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