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大躍進”的看法基本已成定評。即使最崇拜毛澤東的，似乎也很少有願意為”大躍進“辯護的， 頂多說些沒有餓死那麼多人之類的”蠢話“。 最新的一種說法，無非是認為劉鄧是”大躍進“罪魁禍首，應該對大躍進承擔最大責任。 毛呢？ 據說發表過反左的講話，所以，始作俑者，是劉鄧而不是毛。

劉鄧少奇在”大躍進“中有很多過頭講話，這是事實。鄧小平掌管書記處，主持黨的日常工作，把”大躍進“的板子打在這兩個人身上，應無大錯。但是否他們是罪魁禍首？

要是劉鄧是”大躍進“的罪魁禍首，那需要改寫黨史。 比如七千人大會，大家矛頭應該指向劉鄧而不是毛，毛也可以藉機壓劉鄧做出檢討承擔”罪責“，收回大權。 但似乎七千人大會的參與者昏了頭，而毛倒成了”千夫所指“，只有林彪出來”保駕“。七千人大會包括當時黨內多數有實權的幹部，如果劉鄧真是”大躍進“的”罪魁禍首“，他們為什麼有這末大的“誤解”？ 毛為什麼又要為劉鄧的“錯誤”或“罪惡”承擔罪名，而且後來退居二線，給二位”罪魁禍首“更大權力呢？

要是劉鄧是”大躍進“的罪魁禍首，廬山會議彭德懷就完全打錯了對象，本該攻劉鄧，但板子打向了毛。而毛不僅沒有自辯，反而替劉鄧擔下”罪名“，不僅如此，還”力抗千斤鼎“，用”右傾機會主義的罪名“打倒了彭德懷。

所以，要把劉鄧說成是”大躍進“的罪魁禍首，需要改寫黨史很多部分。難就難在很難自圓其說。

毛精通權術，常常把兩面話說盡。究竟他內心意圖何為，硬扣字眼無濟於事，要看的還是他的幹部路線。

如果一個領導言辭偏左，提拔的也儘是”左派“，那麼，他是心口如一的左派。如果一個領導偏右，提拔的多是”右派“，那麼，他是心口如一的右派。 如果一個人言辭動人，常說些”右派“的話，但提拔的多是”左派“，打擊的多是”右派“，那可得小心。如果犯了“左”的錯誤容易被“平反”，反了“右”的錯誤很難翻身， 那麼這位領導有點口是心非，絕不能從字面理解他的意思。

毛是個很複雜的人，有幾重個性。1949年後一段扮演斯大林的角色，而大權旁落後又從托洛斯基主義獲得某種靈感。 有意思的是，現在一部分人要把1949年後中共建設的功勞全部歸於毛，而把共產黨罪孽全都算到劉鄧身上，說起來，反面可能更真實一些。 1949年後建設的功勞大部分歸於蘇聯和毛的同事，闖出來的潑天大禍倒十有八九和毛胡指揮有關。

如果站在毛的角度，最大的悲劇就在於他不是一個行政全才，不像劉鄧周等能做艱苦具體的行政工作。當共產黨尚未取得政權，這也許不是大問題，中共中央做指示而地方黨政軍大員有相當自由。但當中共取得政權，大部分工作轉為經濟建設，大量工作是極其枯燥的行政工作，毛的缺陷似乎就越來越成為一個大問題。 毛需要有親信給他打雜，劉鄧的“崛起”和“隕落”，毛和周恩來的複雜關係，鄧的復出與下台，江青集團，都有毛缺陷的影子。 毛不是不想抓權，但屢試屢敗。要想培養自己人為自己掌權，又發現和那些人漸行漸遠，連一貫忠心的鄧也要裝“耳聾”，敷衍了事。

也許，這是晚年毛思想越來越“玄妙”，越來越“理想主義”的一大原因，要是像朱元璋那樣大權在握，似乎也不至於在打倒資產階級法權上走得那麼遠吧！

文化大革命是毛最後一場“豪賭”，初期可以說取得“全勝”，橫掃"劉鄧陶等“。如果文革真能湧現出一批”新人“，哪怕只有斯大林大肅反後那批年輕人的水準，毛也就不用讓“舊人”復出。但是，出乎毛之設想，透過文革新人”狂熱言論，看不出“造反派”能有足夠能取代“舊人”的能力，看不出真正的忠誠，自律，管理能力，遠見，團結他人的能力。“破壞”力有餘，“創造力”有限，而光靠“破壞”是創造不了“新世界”的。 

從毛的角度，這就是毛的“悲劇”。

現在還有人把毛看成不世出的偉大“天才”，這是個人自由。也許這些人能把自己的信念傳到兒孫，一家幾代敬仰膜拜毛澤東。但從我文革經驗看，中國對“毛”的崇拜尚沒有達到朝鮮金家王朝那個水平。毛左的前途，說到底，還是取決於毛的理論是否能說服最有才華的一批人。

下面一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