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制”的后遗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欣赏风景，必须拉开距离。并不是因为“距离产生美”，而是因为一旦将自己置身风景之中，就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此时，我们所看到的往往不是风景，而是我们自己的影子，“顾影自爱”，是也。另一方面，如果距离被观察对象太近的话，视野会受到很大局限，“只见树木，难见森林”，就像拍照，只有在很远的地方，才能有全景式的景象，而不至于以偏当全。

    风景如此，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应该避免“身在此山”——“双轨制”设立之初，在坚硬的计划经济坚冰之下，打开了一个“温暖”的缺口，原先被禁锢的民众追求财富的“暗流”，终于汹涌而出，并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势不可挡。应该说，今天中国的改革潮流，是从“双轨制”的缝隙里释放出来的，“双轨制”是市场经济打入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反叛的楔子”，因为这个“楔子”，铁桶一样的计划体制终于松动了，并有了瓦解和颠覆的迹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选择。不如此，改革就没有办法推进，因为，在中央计划体制的巨大阴影下，任何放权于市场的经济改革，在“左倾革命者“看来无异于给资本主义“放水”，而保持计划体制的主导地位，则是“把根留住”——只要根基不动，市场的反对派也就无话可说了。

     或者说，改革者的如意算盘是，“冷水煮青蛙”——把青蛙放在冷水里，逐渐加温，青蛙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水煮开了，此时，青蛙想反抗，已经晚了，因为，青蛙的腿脚在高温煎熬下，绵软无力了。可，要是突然把青蛙扔进开水里，因为水温的强烈刺激，青蛙一下子就从开水里跳出来，溜之乎也。欲速不达，就是这个意思。

     “双轨制”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开关”，在这个意义上，“双轨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赞誉载道。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将近30年后，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远处”重新审视“双轨制”的历史价值时，我们不得不说，今天中国之好，并非托“双轨制”之福；而今天中国之坏，则尽由“双轨制”而来。

    “双轨制”的想法，是在1984年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提出的。不过，会议期间，并没有“双轨制”的提法，只是提出了有关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即：“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在当时的市场背景下，有两种价格水平，市场价高，计划价低，一上一下，形成了非常大的价格和利益落差。“放”是指放开计划外和新增产品和产量的价格控制，使市场价格自觉、平稳地向下浮动；“调”是指调整计划内产品价格，使其向上浮动。一抑一扬，最终实现计划价和市场价的“并轨”。

     可是，落到实处的“双轨制”，是执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同一产品，两种价格，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空间。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的“双轨制”，也是“双轨制”实施之后的经济现实。虽然，与设计者的“美好愿望”相反，但也不能因此磨灭“中青年经济学者”为此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尤其是，这些人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并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才智。特别是，2005年以来，当初参会的某些骨干分子，已经为争夺“双轨制”的发明权起了纷争，可见，在他们看来，“双轨制”是一个很有创新的思想发现。

     “双轨制”本来就是一个怪胎，而它所降生的土地，也是一个被各种奇迹充斥的“乐土”，因此，“双轨制”天生残疾，却有很多人待见它、赞颂它。其中，还有外国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克利斯教授说：“双轨制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不应埋没”。

     在对待外国人的评价时，某些人也是“双轨制”。凡是说中国好话的，都笑纳了；凡是说坏话、批评中国现实的，他们的反击很艺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有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的资深经济学家，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吴敬琏先生说：“双轨制”等于在一条车道上，一部分车靠左行，另一部分车靠右行，双重规则也就是没有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同时，双重价格必然导致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把“公共权力”通过市场渠道“变现”。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吴敬琏先生，虽然他年长了一些，可是，他的目光依然犀利，能够透视出“双轨制”的内伤；外国友人位高气粗，可显然是“隔岸看花”，“看上去很美”。其实，不然。

     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多轨制”并不是什么坏事。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多轨制”的国家，诸侯林立，“小国寡人”，各行其政，自谋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形势一派大好。也有人不高兴，打心眼里不高兴，例如孔子，他说：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坏得不能再坏了。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书同文车同轨”，中国才走上了“单轨制”，“天下归一”。

     在中国，是“单轨制”好？还是“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好？结论不言自明。可是，“双轨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按地域划分的，是自然和自发的市场分割；另一种是人为“制造”的、是“无中生有”的经济壁垒。“经济特区”、“一国两制”属于前一种，84年以来实行的“双轨制”属于后一种。因为存在空间上的距离和天然的屏障，前一种“双轨制”虽然有空隙和漏洞，但并不容易被人利用成为“寻租”的“热土”。后一种“双轨制”，两个市场是连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巨大的利益落差很容易在转手之间就落入权势阶层的腰包，这正是第二种“双轨制”的弊病所在。

    “双轨制”的始作俑者是“好心办坏事”，想得挺好，真正付诸实施之后，才发现“原来如此”，背离了设计者当时的初衷。我们不应怀疑设计者的良好用心，但也不能由于动机高尚就对“双轨制”失去了评判的准星。可经济问题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路径依赖”，即“双轨制”已经将巨大的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虽然大多数人对“双轨制”不满意，可是，既得利益集团凭借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强势，继续维持“双轨制”的运行。

       今天看来，“双轨制”的危害，已经大大超出了经济领域，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其它方面。

     “双轨制”的思想基础，是不平等的，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的。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国家，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是对基本人权的最大压制和摧残。而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必定是没有奴隶的国家，必定是人人平等的国家，必定是一个人民可以自由决策的国家。一位曾经访问欧洲的18世纪的作家，在描述新大陆的气象时，不无羡慕地说：美国梦，就是在自己的农庄里，像国王一样骄傲并自由巡视的农夫，他认为自己是最棒的，任何人都不能对他的工作说三道四。在中国，平等应该意味着没有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阶层天然具有优势地位，没有哪一种经济必须处于主导地位。任何两个经济主体之间、个人之间的交易，应该完全遵循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不能因为有一方拒绝交易而被媒体称之为“钉子户”。由此观之，“双轨制”在思想上的危害是十分深远的。

     “双轨制”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裂痕，与和谐社会的构想背道而驰。国际上，表征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79年之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16，此后逐年增加。2004年以来，已经在0.5的高位运行。如果收入差距完全是市场化的结果，是个人能力和地区禀赋差异引起的，那么，全社会的不公平感就相对较小。反之，收入差距就会加剧社会各阶层的不理解和敌对情绪。不幸的是，“双轨制”恰恰是加大贫富差距的“看得见的手”。吴敬琏先生说：垄断和腐败是导致收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而“双轨制”正是腐败分子施展权力魔杖的巨大空间。

     “双轨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导致公共服务的低效、无效和失效。任何一项制度都需要维护成本，有缺陷的制度维护成本更高。以高考为例，因为各省市的录取分数差别很大，出现了很多“高考移民”。如果“高考移民”的数量太大，一方面现行的高考制度就无法继续维持，另一方面，“高考移民”接受地的考生的“既得利益”也受到损害。为了制止“高考移民”，教育、公安等部门必须拿出相当的精力制定法规并监督实施，而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是毫无意义的，但也必须纳入政府支出之中。“双轨制”或者“多轨制”就是在市场中，设置篱笆，篱笆越多越高，所付出的无效的社会成本越高。中国政府的庞大低效，每每被人诟病，重要原因之一是“没事找事”的结局——先分割市场，设置篱笆，然后，再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把守，设想，中国有多少“篱笆”，需要多少人值守，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但公共服务的效率却十分低下。

     “双轨制”将“国家利益部门化、区域化”，固化了特殊阶层的利益，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损失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率。以人口迁移为例，进城打工的农民，要办“暂住证”。“暂住证”被搞臭之后，改名叫“居住证”，换汤不换药，一样要交钱。1990年起，深圳市每个“暂住证”收费300元，大街小巷都是代办暂住证的广告，连居委会的大娘也跑得呼呼生风。仅这一项，深圳市每年就要从农民身上拿走10个亿。这10亿，给了财政，是一大笔收入；到了部门的“小金库”，更是一笔横财。就局部而言，深圳市和主管“暂住证”的相关部门所获不菲，可是，收取高额“入门费”的做法，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损坏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是得不偿失的。

    “双轨制”起于价格改革和经济领域，可它的最大危害并不在经济方面，而是对自由、平等价值观的摧残以及制度创新的阻碍。“双轨制”不除，中国的市场制度就难以完善；“双轨制”常在，其后遗症就会像癌细胞一样，继续扩散，直到弥漫并侵害整个社会肌体。“世界是平的”，中国不平，“双轨制”就是竖立在平坦市场中的难以清除的篱笆。

2008年3月18日,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