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中美兩國政府換屆結束，新一屆政府上台。中國的習李政權將宣示其新的外交思維，處理與美國的關係將是其核心；美國這邊，奧巴馬如得神助，看來贏得本次大選，繼續主政白宮四年已定，而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問題將是處理與中國的關係。那麼，中美如此重視雙方的關係，其前景可預測嗎？

強國需要敵人

美國每月可以花450億美元到伊拉克打仗，卻不能出資改造升級紐約古老的地鐵設施。一旦颶風“三弟”掃過，災難降臨，民主共和兩黨就會放下大選爭執，共同商量恢復當地經濟的政策，紐約的地鐵改造問題大概也可以順理成章的得到解決。

但颶風不常有。

民主政治的優勢是利益多元化，通過國內政敵之間和平競爭解決國內政治。政府儘量不參與經濟活動，官員直接腐敗現象少；但同時，民主政治也有其內在的缺陷，法制和政治競選並不能解決國家面臨的所有問題，尤其是和平時期的經濟問題。現代經濟下，政府必須參與國家經濟活動，而美國憲法禁止政府從事國會沒有授權的任何經濟活動。所以出現國會不同意增加政府借債上線，財政就準備跳懸崖的種種怪事。

當人民發現離開政府活得也不錯時，會漸漸失去對政府的信任，尤其當全民就國家重大問題無法達成共識時，會產生執政危機。民主政治下，對外戰爭成為迅速解決內部爭端，凝聚國力的手段。本次美國大選中，羅姆尼一句“美國出兵中東，不是占領，而是去推翻獨裁政權，解放那裡的人民”，雖然是假話，卻馬上為其贏得信任，帶來大量選票。

近代歷史上，蘇聯主動放棄美國為敵人，蘇聯隨之就解體。公元前84年，羅馬帝國擊敗其強敵米特里達梯，幾十年之後自己就滅亡。美國強盛的過程，就是高居自由世界領袖大位，與蘇聯邪惡帝國爭鬥的過程。一旦蘇聯帝國消失，美國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影響力也隨之消減。

西方人解釋美國需要外部敵人的根本原因時認為，人性需要愛，也需要恨，尋找敵人就是尋找自我的過程；與敵人競爭，就是定義自己的過程；只有戰勝強敵，才能稱雄世界。

中國近三十年來沒對外沒用兵，弱國如菲律賓都認為可欺，更不要說日本南韓等強國。中國要成為國際政治中的強國，成為國際行為規則的制定者，必須經受戰爭的洗禮。中國也需要敵人。

在美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出現重大變革之前，無論從對內和對外的角度，美國都需要塑造中國這樣一個外部強敵，這也是奧巴馬治下，美國重返亞洲的背景。

落後的冷戰意識形態思維

當年東西方冷戰，西方使用理想主義的價值觀-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反歧視，法制等，實際是西方的理想主義者與西方國家政府合流，共同對付蘇聯。但是，西方理想主義者與政府的利益並非完全一致。

理想主義者堅持人權大於主權，實際上是說個人權利高於政府。流行的說法是，政府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這種說法並不為西方政府認可。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全球化時代，某些精英正把美國作為一個工作平台而不是祖國來消費。美國政府正在密切注視猶太裔，西語裔，印裔，華裔，日裔，俄裔等傾向母國，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的現象。

實際上，在西方，理想主義價值觀有其相應的對沖機制，就是一系列注重現實的保守主義價值觀。理想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相互牽制與平衡，才能結出文化的碩果-中間道路。單純地堅持理想主義或保守主義，或者將兩者極端化，對立化，只能是道德價值觀大忽悠。還好，中國千百年來已對理想主義的忽悠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因為整個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理想主義。當西方用其理想主義價值觀批評中國的時候，中國並不像蘇聯那樣無力地辯解對抗，而是承認西方理想主義價值觀的合理性，官方認可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反歧視，法制等是好東西。

其實，中國正在用儒家的理想主義，如德，大同，和為貴等，對抗西式的理想主義，而且其概念有源頭，中國周圍的國家和人民都聽的懂。如果中國某天突發奇想，用儒家理想主義指責西方的某些國內政策，也不奇怪。

由此來看，用冷戰意識形態打擊有深厚文化背景的中國，已是大大落後於時代的做法。奧氏新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人權和民主意識形態將進一步淡化。

宗教堡壘

美國的興衰在於如何對付伊斯蘭和中國兩個敵人。當代政治學大師杭寧頓已意識到，利用西方理想主義意識形態對抗中國和伊斯蘭的局限性，也看到了理想主義給西方社會帶來的副作用，所以提出了文化衝突的新理論：用文化替代意識形態對抗中國和伊斯蘭。

西方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其宗教。我們已看到美國新保守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會看到西方躲進宗教的堡壘，與中國對抗。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西方文化中，幾乎所有的大師級思想家，如早期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近代的培根，斯賓諾莎，伏爾泰，康德，叔本華，斯賓塞，尼采等，全是不相信宗教的人物。

儘管奧巴馬是位理想主義者，但在他大選連任之後，第一個刺激中國的動作也許是會見達賴喇嘛；而中國政府，面對國內外的亂局，也許同時會拿佛教做故事。

中美文化軟實力較量已出現刀光劍影，但總比直接的拼刺刀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