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问题，自卢梭以来，一直被当作消除人类不平等，消除阶级剥削与压迫，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等种种社会问题的核武器。文革之后，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本质上是所有制问题，即国有企业能否改制，私人企业是否准许，农村是否可以分田到户等一系列与所有制有关的政策问题。邓小平以暂时不争论，其他的理论家们以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互不冲突为借口，绕道走，避开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开始了改革。
但是，暂时不争论不等于问题消除。直至今日，所有制的问题，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学术界，一直是个待解未解的重大理论问题。
公有与私有之间并非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洛克作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理论奠基人之一，在其《政府论》中谈到私有制，大致认为世上所有财产本来是公有的，从公有到私有是一个发现过程，私有的第一个原则是谁先发现谁拥有；第二个原则是，私人拥有财产的数量应以足够自用为准，过多的私人财产积累是不道德的。洛克在其所有制的论述中，即没有提到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更为后世限制私有财产的使用和再分配留下了口子。
马克思是东西方公认的大思想家，很大的一个遗憾是他一心设计建立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却没有探讨公有制与私有制结合的问题。在马克思的公有制世界里，在生产力足够发达，社会足够富裕，以至于国家消失的时候，公有制才会发挥出它最大的潜力。而在国家消亡之前，在社会主义阶段，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说白了就是公有制中存留下来的私有制因素，小的是大家拿，为私家多某些福利，多得些收入；大的是公器私用，利用职权搞贪污腐败。
一些极端知识分子将公有制与私有制定义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对立制度，中国的左派怀念文革时期的公有制，认为邓小平走资派不上台，公有制如果坚持下来，中国社会会比今天平等，同样会取得今天的经济繁荣；中国的右派则认为中国的私有制不彻底，是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中国改革的方向该是加大私有制在经济中的份量，应该减少政府对企业和社会的干预，应该用法制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共生关系
事实上，公有制与私有制本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共生和互生的关系。
前苏联和中国都在某段时期试图建立理论上纯正的公有制社会，但是，无论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是其它的混合型经济体制，一直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文革后期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曾作为毛氏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依据。
相对于家族个人企业，西方的大股份公司带有公有制的成份。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大股份公司制度下存在，只不过名字不同，西方学术界称之为代理成本（AGENCY COST），许多时候指的是大上市公司的高层，为个人或管理层利益计，不惜损害企业的利益。理论上，国家是个全民性质的股份大公司，在股份公司公有制成份出现的同时，代理成本相应也出现了，这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共生状态。
现在的中国是否比西方更资本主义？
所有制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一个理论假设，即所有制决定财富的分配。一般认为，私有制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马克思学派更认为私有制导致剥削和阶级压迫；而当私有制改成公有制的时候，上述私有制的种种财富分配弊端可以消除。
事实上，二十世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证实，公有制有均贫富的优势，同时与私有制相比，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如风险集中，政府决策正确时比资本国家发展得快，决策失误时则损失巨大；如缺少正常的市场竞争，导致技术落后，应对市场需求迟钝，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贪污腐化严重，因为绝大部分经济资源掌握在少数政府官员手中等等。
实际上，均贫富的办法有许多种，改变所有制只是其中的一种。从现在的社会实践来看，在所有制改造之外，由政府出面，采用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办法，做财富二次分配，是另外一种均贫富的渠道。从这个角度看，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现在的中国更具社会主义性质。
下面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合作研究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各国政府可支配财富（税收和预算）占本国经济总量（GDP）的比重。对研究世界经济的人来讲，全世界有近190个独立的经济体，但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不到20个。本人只摘录20国集团成员国经济数据，显然，政府预算越大（下面的政府预算中不包括政府投资支出，如工业企业，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通过政府实现财富二次分配的数额会同比例增大。
上表说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今天都比中国更具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没有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个用牺牲和失败换来的事实是，消除人类的不平等，不止变更所有制这一条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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