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節假日，看到國內旅行高峰期間川流不息的人群，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位因貪腐入獄的劉志軍。本人與劉志軍沒有任何瓜葛，想起他是因為新舊對比，想起幾十年前上大學時乘火車的艱難。那時，家住東北邊城，乘火車加中間換車的時間，到學校的單程至少需要19個小時。沒有直達車，換車之後是站票，至少要在空氣混濁，人群擁擠的車廂內站上5個小時，有時甚至10多個小時。和現在快速清潔的高鐵相比，可以說是天上地下。

有時想，當初用焦裕祿替換劉志軍，能有中國今天的高鐵嗎？讀者馬上會說，離開誰地球都會轉，沒有劉志軍，中國照樣會有今天的高鐵。其實，歷史沒有絕對的必然，不然人類在世界各大洲的發展會是平行的，偶然性在歷史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偶然性決定了中外發展的不同道路。

那麼，可不可以問，劉志軍是社會制度的犧牲品？

西方如何在制度上解決劉志軍的貪腐問題？

如果一個國際資本企業承接建造中國高鐵，聘用劉作總裁，劉因此收到數億或更高額度的報酬，理所當然，不會受到任何質疑。問題是劉受僱於政府，不是私企，從經營中獲利屬於貪腐犯法。如何充分利用劉志軍這樣的創業型領導者，又不至於讓他觸犯法律入獄，西方的做法是把工程承包出去，承包給由劉掌管的企業。這樣，劉得到的利益都是合法的。

其實，西方現代社會已經從傳統社會中分離出兩套並行的社會機制，一套是政治上統一的，公共的政府管理社會機制；另一套是私有制下經濟上分權的資本主義經濟機制。如果更細緻地考察西方政府同私企的關係，我們會發現，政府主導的政府採購合同中，極度重視社會效應，而不是簡單費用節省；也就是說，政府通過採購，既得到自己需要的物質財富和服務，同時又在有意地扶持私企。

顯然，將國有萬億高鐵資產交給私企建造和管理，中國目前缺乏這樣一種機制和社會心理準備。

讓劉志軍這樣的人一生老老實實地打工，伺候資本家，可能嗎？但是，沒有合理的政府與私企的關係，必然導致劉志軍成為制度下的犧牲品。其實，在劉志軍之前，著名企業家褚時建也有類似的遭遇，只不過褚經營煙草，類似製造毒品，與劉志軍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缺乏創新人才和企業家嗎？劉志軍與褚都是，相信類似的人才眾多，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適當的社會機制撫育他們的成長壯大。經常聽說，中國的許多貪官是非常有能力且非常敬業的。坦率地講，只要徹底地施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大部分有能力的貪官就可以漂白，就可以成為企業家，就可以有更多的創新和創造，這就是制度的魔力。

制度層面的建設

那麼，與傳統機制相比，能讓劉志軍們大顯身手的新資本主義機制，到底有何區別？從現實和歷史的角度考察，主要有兩點：一個是去道德化，二是經濟分權。

去道德化：企業是否應承擔社會責任，一直到今天仍是西方經濟學界爭論的話題。現實中，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公開認可發財光榮，受窮狗熊的制度。當企業利潤下降或虧損的時候，甚或企業主看到某位員工不滿意，他可以大大方方地隨時解僱員工。雇主可以不考慮員工曾經的重大貢獻，可以不考慮員工失業後可能造成的家庭災難等道德因素。類似蘋果公司，它可以將成本幾十美元一個的手機以七八百美元的價格賣出去，碰到寧願賣腎也要買一部蘋果手機的SB買主，蘋果公司也絲毫沒有道德上的愧疚。可以說，資本主義讓企業主徹底解除了道德包袱，只要合法，企業可以選擇不負擔任何額外的社會責任。

經濟分權：它的分權，實際是財產權和利益權在社會精英之間的分散，由原來的國家和寡頭權力壟斷，轉變成更多社會精英對權力和資源的多元分散控制，原來的極少數人獨裁轉變到了更大範圍社會精英的獨裁，幾個大霸主的權力被分散到眾多小霸主身上。

國企之所以沒有活力，是因為領導人不能犯錯，小霸主們最多只能欺負下屬，多吃多占，但缺少承擔風險和創新的機制。國企如果經營失敗，或大的決策失誤，輕則丟掉位子，重則承擔法律責任入獄。私企的決策失敗每天都在發生，但最差的結果是企業倒閉，但同時那些敢於承擔風險，有遠見的企業家，則更具競爭性，更有活力和創造力，風險是個人的局部風險，而社會整體則能有效地規避更大的系統風險。

經濟分權之後整個國家能夠保持經濟活力，按照亞當.斯密的解釋，是市場的作用。市場的無形之手將分散的經濟權力整合起來，每個小的經濟權力中心承擔起一定的社會分工責任，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整體的大經濟循環。

與經濟的去道德化和分權相匹配，一套完整的，保障私有制合法性的法律體制是必須的。

除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嗎？

那麼，這種去道德化和經濟分權是不是一種歷史進步呢？我們首先要看結果。

傳統社會中，一男人不參與農耕，另一人就可能挨餓，一女人不紡線編織，另一人就可能受凍。皆由生產力低下所致。但今天的商業社會裡，2%的美國農民，許多為65歲以上的老人，種出來的糧食可供全國98%的人口食用，並且還有富餘。溫州一小部分的人口製造的一次性打火機，可供世界95%的使用。

生產力的大幅提高要求一個適應大規模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社會機制。顯然，焦裕祿領導下的公有制企業無法適應這樣的生產力發展。

人類勝於其他動物是人與人之間合作與溝通的結果，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是任何社會擺脫不了的剛性約束。社會的類型和性質是圍繞着分權和集權的量化程度來定義的。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有兩種簡化的社會經濟模式。一是自私與分權的組合，是資本主義；二是公正與集權的組合，是傳統集權社會的基礎。

從某個角度看，以自私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是反傳統道德的，其實踐中也有諸多內在的弊病，如貧富懸殊，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失業，國家債務，資源浪費，環保等等問題。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去道德化和經濟分權的核心是個人自由的進一步解放。

那麼，除資本主義制度之外，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相信習老大重提焦裕祿，是對抗自私加集權貪腐的一種無奈之舉。人人都知道焦裕祿式的幹部不可能成為民族的脊梁，大家對未來的設計一定有更現實的考量。也許，現今的資本主義制度是跨不過的一個坎，主要看對其如何規範和利用。因為，在經濟制度之外，還有一套與私有經濟制度相制約的公共的國家政府管理制度。

另一個不好解決的難題是社會平等。一旦現代化的私有製法律制度確立，隨着時間的推移，富二代們將會自動繼承上輩傳下來的財富，資本因時間被漂白。無論這些原始積累是父輩貪腐的結果，還是街頭擺小攤的辛苦錢，二代們無罪。但是，社會需要為私有制付出平等正義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