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节假日，看到国内旅行高峰期间川流不息的人群，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位因贪腐入狱的刘志军。本人与刘志军没有任何瓜葛，想起他是因为新旧对比，想起几十年前上大学时乘火车的艰难。那时，家住东北边城，乘火车加中间换车的时间，到学校的单程至少需要19个小时。没有直达车，换车之后是站票，至少要在空气混浊，人群拥挤的车厢内站上5个小时，有时甚至10多个小时。和现在快速清洁的高铁相比，可以说是天上地下。

有时想，当初用焦裕禄替换刘志军，能有中国今天的高铁吗？读者马上会说，离开谁地球都会转，没有刘志军，中国照样会有今天的高铁。其实，历史没有绝对的必然，不然人类在世界各大洲的发展会是平行的，偶然性在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偶然性决定了中外发展的不同道路。

那么，可不可以问，刘志军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西方如何在制度上解决刘志军的贪腐问题？

如果一个国际资本企业承接建造中国高铁，聘用刘作总裁，刘因此收到数亿或更高额度的报酬，理所当然，不会受到任何质疑。问题是刘受雇于政府，不是私企，从经营中获利属于贪腐犯法。如何充分利用刘志军这样的创业型领导者，又不至于让他触犯法律入狱，西方的做法是把工程承包出去，承包给由刘掌管的企业。这样，刘得到的利益都是合法的。

其实，西方现代社会已经从传统社会中分离出两套并行的社会机制，一套是政治上统一的，公共的政府管理社会机制；另一套是私有制下经济上分权的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如果更细致地考察西方政府同私企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政府主导的政府采购合同中，极度重视社会效应，而不是简单费用节省；也就是说，政府通过采购，既得到自己需要的物质财富和服务，同时又在有意地扶持私企。

显然，将国有万亿高铁资产交给私企建造和管理，中国目前缺乏这样一种机制和社会心理准备。

让刘志军这样的人一生老老实实地打工，伺候资本家，可能吗？但是，没有合理的政府与私企的关系，必然导致刘志军成为制度下的牺牲品。其实，在刘志军之前，著名企业家褚时建也有类似的遭遇，只不过褚经营烟草，类似制造毒品，与刘志军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缺乏创新人才和企业家吗？刘志军与褚都是，相信类似的人才众多，问题是我们是否有适当的社会机制抚育他们的成长壮大。经常听说，中国的许多贪官是非常有能力且非常敬业的。坦率地讲，只要彻底地施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大部分有能力的贪官就可以漂白，就可以成为企业家，就可以有更多的创新和创造，这就是制度的魔力。

制度层面的建设

那么，与传统机制相比，能让刘志军们大显身手的新资本主义机制，到底有何区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考察，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去道德化，二是经济分权。

去道德化：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一直到今天仍是西方经济学界争论的话题。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认可发财光荣，受穷狗熊的制度。当企业利润下降或亏损的时候，甚或企业主看到某位员工不满意，他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时解雇员工。雇主可以不考虑员工曾经的重大贡献，可以不考虑员工失业后可能造成的家庭灾难等道德因素。类似苹果公司，它可以将成本几十美元一个的手机以七八百美元的价格卖出去，碰到宁愿卖肾也要买一部苹果手机的SB买主，苹果公司也丝毫没有道德上的愧疚。可以说，资本主义让企业主彻底解除了道德包袱，只要合法，企业可以选择不负担任何额外的社会责任。

经济分权：它的分权，实际是财产权和利益权在社会精英之间的分散，由原来的国家和寡头权力垄断，转变成更多社会精英对权力和资源的多元分散控制，原来的极少数人独裁转变到了更大范围社会精英的独裁，几个大霸主的权力被分散到众多小霸主身上。

国企之所以没有活力，是因为领导人不能犯错，小霸主们最多只能欺负下属，多吃多占，但缺少承担风险和创新的机制。国企如果经营失败，或大的决策失误，轻则丢掉位子，重则承担法律责任入狱。私企的决策失败每天都在发生，但最差的结果是企业倒闭，但同时那些敢于承担风险，有远见的企业家，则更具竞争性，更有活力和创造力，风险是个人的局部风险，而社会整体则能有效地规避更大的系统风险。

经济分权之后整个国家能够保持经济活力，按照亚当.斯密的解释，是市场的作用。市场的无形之手将分散的经济权力整合起来，每个小的经济权力中心承担起一定的社会分工责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的大经济循环。

与经济的去道德化和分权相匹配，一套完整的，保障私有制合法性的法律体制是必须的。

除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那么，这种去道德化和经济分权是不是一种历史进步呢？我们首先要看结果。

传统社会中，一男人不参与农耕，另一人就可能挨饿，一女人不纺线编织，另一人就可能受冻。皆由生产力低下所致。但今天的商业社会里，2%的美国农民，许多为65岁以上的老人，种出来的粮食可供全国98%的人口食用，并且还有富余。温州一小部分的人口制造的一次性打火机，可供世界95%的使用。

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要求一个适应大规模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社会机制。显然，焦裕禄领导下的公有制企业无法适应这样的生产力发展。

人类胜于其他动物是人与人之间合作与沟通的结果，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任何社会摆脱不了的刚性约束。社会的类型和性质是围绕着分权和集权的量化程度来定义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有两种简化的社会经济模式。一是自私与分权的组合，是资本主义；二是公正与集权的组合，是传统集权社会的基础。

从某个角度看，以自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反传统道德的，其实践中也有诸多内在的弊病，如贫富悬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国家债务，资源浪费，环保等等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去道德化和经济分权的核心是个人自由的进一步解放。

那么，除资本主义制度之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相信习老大重提焦裕禄，是对抗自私加集权贪腐的一种无奈之举。人人都知道焦裕禄式的干部不可能成为民族的脊梁，大家对未来的设计一定有更现实的考量。也许，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跨不过的一个坎，主要看对其如何规范和利用。因为，在经济制度之外，还有一套与私有经济制度相制约的公共的国家政府管理制度。

另一个不好解决的难题是社会平等。一旦现代化的私有制法律制度确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二代们将会自动继承上辈传下来的财富，资本因时间被漂白。无论这些原始积累是父辈贪腐的结果，还是街头摆小摊的辛苦钱，二代们无罪。但是，社会需要为私有制付出平等正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