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玉忠，经济分析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与房宁、王炳权合著《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北京出版社，2003年6月）。IT产业研究多收入《失去联想》一书（王育琨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11月）。博客网址 - zyz.caogen.com E-MAIL：zggjzyz2002@hotmail.com 2008-06-15 历史是偶然事件和必然事件相互作用的集合。 有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微小事件，会在后来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持久而强烈的影响，它和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相类。事实上，当我们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的时候，这种“历史的蝴蝶效应”的存在就成为必然。 在过去五千年里，没有一个事件像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召集的盐铁会议一样对人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一场宫庭斗争，它改变了中华文明的颜色；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中国，它催生了目前仍占西方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左、右政治之争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盐铁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的议题——读史明智，我们悟到了许多困扰现代人问题的症结所在。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中，让我们一起回顾两千多年前的这次会议！目的在于返本开新，为人类寻找可替代道路，正在建筑的新文明提供有益的，甚至是核心的思想资源。 历史永远定格于公元前81年 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让历史永远定格于此。 农历二月一天的大早，世界上最大城市长安（比当时的罗马城大3倍），天气还很冷。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他们各自的属员丞相史和御史，还有去年刚刚选举出来的60余位贤良、文学匆匆赶往大汉王庭，参加13岁的汉昭帝下诏召集的经济会议，议题是讨论是否结束盐、铁、酒类由国家专卖给事宜。班固《汉书· 昭帝纪》记载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没想到，一场经济会议很快跑了题，在一次次激烈漫长的讨论中，议题延伸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到政治、从法律到外交，从历史观到生活方式…… 大约十年后，汉宣帝时的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会议资料及参加此次会议的同乡好友朱子伯的追述，这位研习《公羊春秋》的儒者出于“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语出《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的宏愿，推衍增广，整理出了洋洋数万言的《盐铁论》，使我们有幸如临其境地了解这场会议的真相。后世又称《盐铁论》为《贞山子》或《桓宽盐铁论》。 桓宽，生平不详，据《汉书》所记，他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博通典籍，善于文章，平生研习《公羊春秋》，与同乡朱子伯交游深厚，后被荐为郎官。汉宣帝时，官至庐江太守丞。 或许桓宽本人也没有想到他铸就了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中国以道家为内术，法家为外术的原生文明形态逐步落下了帷幕，儒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思想逐步垄断中国人的全部生活。《盐铁论》的每一章节都显示出两种治世理念的针锋相对：在“分水岭”的一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官方法家思想力量集团，另一边，是正在兴起的民间儒生思想力量集团。难怪东汉王充称本书是“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语出《论衡·案书篇》）。 公元前81年的时候，没有人相信那些儒生会成为中国政治的主导力量。儒生们反对盐铁专卖，但盐铁会议之后盐铁官营的政策并没有丝毫改变，只是五个月后才有限度地取消了酒类专卖，撤销了主管酒类专卖的官员，改为实行价格控制，限酒价每升四钱 盐铁会议上儒生的所有主张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政策，这时他们还只是一只只漂亮的蝴蝶，在以法家治国的大汉王庭中拍了几下翅膀，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的确掀起了一场席卷世界历史的急风骤雨！ 那么盐铁会议是如何实现“历史的蝴蝶效应”的呢？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一下盐铁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盐铁会议的缘起 六年前，公元前87年武帝驾崩。 一代天娇汉武大帝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后，匈奴从此无力大举南下，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的局面。至少在表面上，外部的威胁基本上消失了，这在现实层面增加了儒者奢谈以德治国的可能性。因为从孔子到孟子，再到汉初诸儒，在外部强大的威胁之下，他们的主张显得过于迂腐。 这不是说，匈奴的威胁已经不存在，机动性强的匈奴人寇边之事仍时有发生。汉昭帝即位的第一年冬天，匈奴就入侵朔方郡，杀戮吏民，掠夺财物。汉朝廷不得不发兵进驻西河郡，并命左将军上官桀巡查北部边疆。据《汉书·昭帝纪》载：“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 从汉朝内部看，当时儒生尽管还没有深入文官队伍，但其社会影响力已经极为强大，如董仲舒的思想成为一时显学——通过私学教育手段影响社会进而影响政治轴心，是儒家最后实现独尊地位的历史路径。 在盐铁会议上，主要代表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显然深受董仲舒这位一代儒宗的影响。王利器先生在《盐铁论译注》序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参加这次会议的60 多个贤良、文学，他们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除了心不离周公，口不离孔、孟之外，还宣扬当时“推明孔氏”的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董仲舒是向汉武帝建议要“盐、铁皆归于民”的始作俑者。他攻击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他在对策时，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说教，反对“与民争利”，认为“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但他的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本书《禁耕篇》所谓：“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复古篇》所谓：“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正好是董仲舒的“为民请命”这一观点的注脚。盐铁会议一开场，贤良、文学、即主张：“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个贤良魏相，得官之后，还一贯地“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董仲舒等所奏，请施行之。” 不仅民间儒家思想盛行，汉昭帝本人似乎已不再重视黄老，从一年前（公元前82年）他在下令察举盐铁会议上这60 多个贤良、文学的诏书中我们看到，这位少年天子所列举的自己所读之书，都是儒家经典，包括《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无一西汉初年流行的黄老法家作品。《汉书·昭帝纪》收录了这一诏书： 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公元前81年，从上到下，儒家思想已经侵入整个社会机体。当外部条件适合的时候，这一思潮终将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盐铁会议的召开变成儒家思想爆发的导火索，点燃它的是当时手握朝庭权柄的霍光。 盐铁会议的始作俑者霍光 参加盐铁会议的权臣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但幕后的始作俑者却是当朝的主政大臣霍光。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异母兄弟。正是年轻有为的一代名将霍去病将霍光带入了宫庭。他没文化、没功绩，只有忠诚。靠小心谨慎得以在权力的中心步步高升，最后竟成为汉武帝的五位托孤大臣之一（当时昭帝年仅八岁），其他几位分别是车骑将军金日磾（音dī），左将军上官桀，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 这些人中，丞相车千秋是个明哲保身的专家，同霍光一样，没有什么才能，连匈奴人都称他“妄一男子”。昭帝即位后，他每每讨论政事总是一言不发，将权力让给霍光，霍光也乐此不疲，投挑报李，总是寻机嘉奖他。《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载：“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 在关系国家政治方向的盐铁会议上，车千秋照样几乎一言不发，结果盐铁会议成为桑弘羊同儒生集团的单打独斗。连《盐铁论》的作者桓宽都指责说：“车千秋丞相处于周公、吕望的地位，在会议中像车轴一样处在中间，闭口不言，保全自身，他呀！他呀！”（《盐铁论·杂论第六十》原文：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彼哉！彼哉！） 车骑将军金日磾在昭帝上台后不久（公元前86年）就死了。盐铁会议会第二年，左将军上官桀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在宫庭斗争中一起被诛杀，最后霍光得以独揽大权。 据《汉书》，最早向霍光提出召开盐铁会议的是霍光亲信的属吏杜延年。杜延年出生于法律世家，却不赞成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他的两个哥及其父杜周办案以严闻名，其独宽厚。杜延年主张召末盐铁会议的理由是汉武帝年间战争费用太高，要回归汉初的政治，所谓“孝文明政”，这显然是个幌子，因为盐铁会议上的民间力量没有一个治黄老法家的学者，倒是请来一大批儒生。《汉书·杜周传》载： 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 此后，汉代儒生常常通过抬高文帝的办法贬低武帝的法家治国政策。问题是汉文帝施行的是黄老法家治国思想，而不是儒家治国，二者有天壤之别。盐铁会议召开的真实目的是以儒家治国理念代替法家治国理念，桓宽干脆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语出《盐铁论?杂论第六十》）。 盐铁会议“历史的蝴蝶效应” 细心的学者早就发现，盐铁会议的影响在汉代就显示了出来。不仅仅是有限度的开放酒类专卖这一项。比如，盐铁会议上遭儒生猛烈抨击的均输制度，此后很少有人提及，元帝时罢除被儒者反对的盐铁官和常平仓。均输之制到西汉末年已渐废弛，东汉初年正式省罢。盐铁会议召开160多年后，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86)尚书张林建议恢复，因遭到自己的副手（尚书仆射）、“进止必以礼，诸儒称其高”（语出《后汉书·朱乐何列传》）的朱晖的坚决反对而未能施行。 朱晖反对的理由仍是重复儒家传统的不与民争利的放任主义经济理论。整个事件中，儒生以宗教般的道德狂热反对政府调控国家经济，儒家“道德正确”与士族现实利益完美结合，使均输（平准）政策的恢复成为泡影。《后汉书·朱乐何列传》详载此事说： 当时谷子很贵，官府日常用度不足，朝迁对此很担扰。尚书张林向皇帝提出：“谷子所以贵，是因为钱贱的缘故，可以将钱全部封存，一律采取布帛作为租赋，用来统一天下的财用。盐是必须食用的东西，虽贵人们却不得不买，官府可以自己出售。另外应利用交趾、益州上计吏之往来，买卖珍宝，收取他们的税利，这就是武帝时的均输制度。”于是皇帝诏令诸位尚书共同商议。朱晖上奏说依据张林的主张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事情便放在一边不提。后来又有汇报工作的人重新提起张林的奏议，认为这对国家有利。皇帝也表示同意，下诏实行。朱晖又单独上奏说：“按照先王礼制，天子不说有无，诸侯不说多少，享受俸禄食邑之家不同百姓争夺利益。如今均输之法同贩卖没有区别，盐的利益归官府，那么下边的百姓就会贫穷怨恨，用布丝绸作为租赋，那么吏就会邪恶偷盗，实在不是圣明之主所应当施行的。”章帝听罢大怒，不仅对朱晖，就连尚书台的其他官员们全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于是朱晖等人全都自投监狱等待问罪。三天后，章帝又下诏将他们释放，并说：“我乐于听反对的意见，老先生并没有罪，只是诏书的斥责过分罢了，你们为什么要自投监狱！”朱晖于是自称病重，不肯再在奏议上署名。尚书令以下官员十分惊慌恐惧，对朱晖说：“如今正面临谴责，怎么可以称病，此祸不小！”朱晖说：“我年近八十，而蒙受皇恩，能够参与尚书机密，应当以死相报。如果我心知事不可行，却顺从旨意附合，那就违背了做臣子的大义！如今我耳不听，眼不见，伏身等待诛杀。”便闭口不再说话。尚书们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一同上书弹劾朱晖。章帝怒气已平，便将此事搁置。（原文：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帝卒以林等言为然，得晖重议，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 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 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寑其事。） 儒家主张的放任的、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影响社会阶层平衡的兼并之徒兴起。西汉成、哀年间已经出现了罗裒 （音póu）这样 往来京师、巴蜀间，“訾至巨万”的大盐商。至东汉，儒学士族门阀集团崛起，儒生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成为一种常态，并延续达两千年之久。 如果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这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直接受到盐铁会议的影响，可能大多数人会以为是天方夜谭，但从马克思到熊彼特，世界上却很少有人能够否定，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来自法国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直接受到了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就魁奈关于经济过程的观点与他的政策意见而论，十丸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 在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中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一如今天美国在许多中国学者心中的地位。在这种历史氛围中，西方文明受中国的影响当是自然而然的。 1746年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到法国旅行时就结识了重农学派的核心人物杜尔哥和魁奈，亚当·斯密的传世名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实际上是仿效杜尔哥的著作《关于财富的形式和分配的考察》而作；他本想将《国富论》献给魁奈，可惜该书出版时，魁奈已去世。 十八世纪法国重农主义代表人物魁奈受中国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专门写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看作榜样。1946年，美国的Lewis Maverick教授在该书的英译本绪论中谈到自己的研究路径时这样写道：“我在阅读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著作时，发现他的论述与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论述非常相似。于是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决心去探索中国人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了这些法国人。”（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英译本绪论，第1页） 事实上，19世纪末就有人注意到重农学派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1896年，亨利·希格斯以鄙视的态度，在他的《重农学派》一书中提到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特别强烈的影响”。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潮在二十世纪才真正开始。Lewis Maverick教授1938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史》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明确指出：在20世纪经济学家从法国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遗产中，仍保留有来自东方的沉淀物；因些，西方经济学家不应把研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思想看作是与西方文明毫不相干的外来物，而应认识到它们对于西方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直接贡献。（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译本序言，第4~5页） 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及盐铁会议时代的儒家，从儒化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到法国重农学派，再到英国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形成，盐铁会议这只蝴蝶的影响所及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清楚可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在中国，它支撑起了庞大而保守的儒家文官集团——他们常通过抑商手段阻止资本（商业）集团垄断政权。 在西方，它为资产阶级垄断世俗权利铺平了道路——他们通过公务员制度将文官集团排斥在权力中枢之外。 从东方到西方，从经济到政治，人类历史是怎样的奇妙啊！两千多年前一小撮儒生反对盐铁专卖，今天新古典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历史似乎显得过于久远，又过于新近…… ——本书以桓宽《盐铁论》原书章节为顺序，跨越两千年的时空，为您展现盐铁会议深远的世界史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