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反腐，自康/徐/令之下，超大老虎纷纷入牢，现在又牵扯到江公子撤职，江的心腹贾廷安被《炎黄春秋》揭露用军委主席办公室的名义强令提拔军队腐败分子王守业等等。江胡习各路人马的博弈新闻在海外每天不断，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但看家一直存有一个疑问，打老虎何时为止？习大和江太上皇是否终有一战？

重构政治生态的理念之争

江氏在六四之后上任，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其上任之初，唯唯诺诺，极左保守，没有作为。邓大人看不下去，不得不亲自出马南巡，江氏因此差点丢官。邓氏南巡为江指出了一条路，出现了“三个代表”的理念。理论上讲，“三个代表”并无新意，就是以党为依托，大家合伙一起发财，是邓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具体体现。说它没有新意，是它类似西方党派的常规做法，党派与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

“三个代表”理念的结果比较极端。例如，一方面是刘志军领导的铁道部建成了使整个中国从国家到百姓均受益的现代化高铁系统，另一方面是其亲信极端的贪腐；再例如，高官的子女纷纷下海，一方面有效地抵御了海外资本对诸如电讯，能源，金融等国家关键行业的侵蚀，同时又发展了裙带资本主义，富了一大批太子党官二代。

江氏是刘志军的重复版，只不过位置更高而已。

必须承认，江按“三个代表”治国，中国近二十年来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是真金白银的真成就，不只是党刊上自夸的GDP 大小多少; 但同时也出现了官员严重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客观上看，“三个代表”造成了极端的善恶共生，与现今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可分割。如果想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提出新的治国理念。

胡氏掌权之后，江氏成了太上皇，坐在军委主席位置上，手握小枪，随时准备动用勾动扳机的权力。大意该是邓小平退位之后可以罢免胡耀邦和赵紫阳两届领导人，他江氏也可以。但现在回头来看，胡氏确实平庸，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本是句空话，不能成为国策，在位十年不能摆脱江氏的束缚。因此可以说，二十多年来，中国只有一个治国理念，就是党派与利益集团紧密结合的“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理念产生了恶性的腐败和两极分化，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只能是过渡性质的。习氏上台之后提出了中国梦，至今我们刚刚看到其大梦的睨端，就是铲除“三个代表”带来的副作用，重构政治生态。

规矩之争

江氏破坏了邓氏订下的一个重要权力交接规矩，领导人年龄退休制。即使在邓氏时代，邓退下来之后，只有在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干政，逼退胡耀邦和赵紫阳，但自觉尽量不插手具体事务。但江氏不同，在胡锦涛执政期间，一直掌握着军权不放，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好像温家宝坐镇震区，连军队的一个连也调动不了。

江氏破坏权力交接规矩的恶果之一是政府内小圈子，小宗派团体横行，遇事很难秉公处理，加剧了极端腐败，如不制止，后患很可能是党内大分裂，甚或政变。

习氏正在试图改变这一点。

习氏变法能否成功？

从根本上讲，习大与江太上皇之间应该是治国理念和规矩之争。但使用什么理念替代江氏的“三个代表”，如何在制度上保证中国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江太上皇或终身总统普金，仍像习的中国梦一样，是有待观察的未解之谜，也是习氏变法是否成功的关键。

历史上，多数变法不成功的关键是难以找到各方利益集团均能接受的新治国理念。习氏现在的权宜之计是仍提社会主义理想，要求官员像焦裕禄一样，无私地为百姓服务。但我们不相信，习氏会天真地认为这种理想的现实性。而新的治国理念，可能需要将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其真实政绩成正比地挂钩，打造一个既符合现代社会道德规范，又具体可行的制度。制度创新是极难的事情，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也无法山寨，也有失败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习氏之后的政府文件不该再出现马列主义，毛邓思想，三个代表理论，科学发展观等套话排列，它没有可持续的生命力。

中国经济萎缩，不得不靠政府大力救治之时，该是本次打虎告一段落之日。至于江氏，大喊东山再起，是错误地判断了时局，结果落个江公子就地被免职。江氏应该清楚，年纪不饶人，本来是历史的机遇造就一段传奇，并非自己创造了什么不朽的丰功伟绩，自动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也不失之为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