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拿人性做文章，常常指责某些政策，体制，道德等等不符合人性。人性和制度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确实值得一番探讨。

人性在堕落吗？

人性是人的内在动机与想法，其客观结果即为道德。有人落水，旁观者可以救人，也可以选择冷眼旁观，还可能有其它多种选择。但是，只有实际的选择和行动才产生客观结果，并且人们可以根据这种结果作出道德判断。

如果上述成立，人性和道德是同一事情的两个面，就像一枚钱币有正反两面一样；人性的总和等于道德。

人们倾向于拔高道德，将道德理想化。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有道德今不如昔的看法，至今仍有许多人赞同；而自1960年以来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8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一直在下降。按这种理解，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一直在倒退中，美国一直怀念一九五十那个旧年代，报怨种种社会道德问题，也似乎在走与中国相同的路。

道德和人性相通，道德败坏就是人性的堕落。但是，人性真的一直在堕落吗？事实上，在汶川大地震发生过后，我们目睹通往汶川的路上来往着两股人流，一股是难民从灾区向外走，另一股是志愿者不顾危险，前往救人。那些救人者当中，一定有不少我们曾称之为缺少道德的人。古今中外，这类的例子不枚胜举。

人一直是人，人类数千年的道德文明不可否认地一直在进步，而不是倒退。

巴西蝴蝶翅膀的振动能引起太平洋上的风暴吗？

古今中外为何如此重视人性和道德呢？道德，在一人身上看起来微不足道，像一滴晨露，类似巴西上空一只蝴蝶的翅膀振动，能量微弱；但一滴道德晨露离开个人之后，聚集起来就成为云雾，成为雨水，成为河流，甚至成为洪水。而对社会来讲，晨露和洪水虽属同源，但它们处于两个极端，产生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如何引导民众的行为，使之成为滋润生命万物的春雨，而不是贻害人类的洪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大难题。

对待这一难题，历史上有两种主要做法，一是树榜样，二是制度建设。儒家的做法是立圣贤，树榜样，最低也要求儒生们成为温廉恭俭让的君子；西哲如柏拉图认为该由哲学家执政，由理性的领袖启蒙和指引民众。

道家反对儒家式的圣贤榜样，认为最好的策略是不尚贤，使民不争，庄子更视圣贤如粪土；法家一派则另辟蹊径，突出强调制度和公共机构的功能。同样地扬善抑惡，法家不是由领导人做榜样，为民众示范，而是建立一套制度，为国家立功，就是善，就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奖赏。这一做法不尽人情，但客观有效。

显然，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第二套方案上，就是制度和执行这些制度的机构设置，而非道德。

制度高于道德

如果我们认识到道德与人性是相通的，道德的缺失源于人性内在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会知道，鞭挞不道德现象，做道德城管，无论是否有收入，永不会失业。但真正解决办法不在于抱怨，不在于将制度问题道德化，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的与时俱进。

老子有言：“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已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而新成。”  制度革新更像是一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