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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是人们面临的困境，往往是两难抉择。一个社会随时面对三个现实冲突，一是贫富差距，二是个人社会地位的可变性，三是国家外交。文化并不直接解决这三个问题，但它围绕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形成各种意见，产生各种学说和理论，间接地指导和处理这三个问题。有人喜欢老庄，也有人喜欢孔孟；有支持富人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也有照顾底层民众就业的凯恩斯经济学说；有人念念不忘贵族精神，暗喻那是高级文化的化身，也有人秉持共和理念，反世袭皇权完全彻底；有人偏向于传统的保守主义，也有人趋向于革命和创新的自由主义。在成熟的文化当中，解决一个冲突时你至少能发现两种答案，而且两者之间往往相互对立或制衡。世界如此复杂，任何一种学说都类似盲人摸象，只有当对立学说出现时，相互诘难，并发展出一套免疫系统，才可能逐渐摸索到一个可行的道路。

因此我们看到，从文化的角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只是那些倾向于富人和名人的理论往往成为时尚，易于为大多数人认可。造就奥运明星高富美的理论永远比救济穷人的理论更易让人接受，你无法反对和阻拦时尚。

历史是文化的过滤器

现实中，我们正遇到中西文化之间的竞争，西方文化丰富了中国人处理社会问题的选择方案，同时也产生了使用哪种选择的困惑。《列子》有歧路亡羊的寓言：

杨子的邻居丢失了羊，于是带着朋友，还请杨子的僮仆一起追赶。杨子问：“呵！丢一只羊，干嘛要这么多人去追？” 邻居说：“岔路多。” 不久邻居回来了，杨子问：“找到羊了吗？” 回答：“丢了。” 又问：“怎么会呢？” 回答：“岔路之中还有岔路，我们不知道朝哪边追，所以不得已回来了。” 杨子为此郁郁不欢多时，感叹追求真理的歧路太多。

歧路亡羊的哲学意义也许是：真理像那只羊一样难寻。抽掉追羊的时间和历史背景，一切皆有可能；任何离开特定时空的抽象推论，都可能导致悖论和谬误。

面对社会冲突，解决的方案有多种，但哪种方案有效，只有时间和历史能给出真实的答案。所幸，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很长，对有些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可供参考的答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大人物们的必修功课；显然，他们在使用历史这个过滤器来淘金解惑。古今中外确实有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大事的智者，他们一定是那些通达历史的人。据说老子著《道德经》之前曾是周朝的史官，孔夫子更是述而不作，通过整理历史上的礼乐诗书和历史文献，得到智慧。西方的大哲人如休谟，黑格尔，马克思，罗素，都对历史有精深的研究。

文化靠历史得到真理，类似于科学靠实验得到真理。

全盘西化的捷径

面对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征集和参考古今中外的所有答案，在此基础上研究相关的历史案例，看清每个方案的可能利弊之后，寻求一个最佳的答案。这在现实中涉及到大量的智力资源投入和财力，决策的时间受限制，本认为最佳的答案还是可能出错。因此，理想很好，实践中则不可能。

那么可否走一条捷径？各个国家面对着类似的社会问题，西方成功地解决了某些问题，中国是否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案，直接跟进？这涉及到所谓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中国是否需要全盘西化等争论。比如，如果抛开时空，以解放个人创造力为旗帜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非常完美。一些人以反共和帮助平民为初衷，大力向国人推销这套为维护和增加富人利益的理论，但是，中国的富人就是现今的统治者，这些西方概念的推销者究竟在帮助谁？这套理论对于解决三十年前当时中国的问题非常有效，因为那时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但如果在今天把这套理论更广泛地施行下去，会再度增加中国的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可能高到连中国的富人都不好意思接受的程度。

任何文化的精髓-学说和理论，需要在考虑其特定的时空之后才可以采用，不然，抄近路走捷径，其结果的好坏与意外难以预料。时空就是历史，是当事人的历史，而不是理论发明人和倡导人的历史。因此那些使人一劳永逸的所谓普世方案和价值是不存在的，就像永动机不可能存在一样。

文化共识是国家至宝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认为中国的最大优势不是资源，不是技术，不是市场，而是全民在发展经济问题上达成的社会共识。一旦政府放松经济管控，人民会自发地行动起来，推动经济发展。那么，这个共识从哪里来？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某天早上从床上起来，全国人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共同的想法。共识是从历史教训和失败中来，它已是文化的一部分。有了共识的基础，国民内部的矛盾就容易通过非暴力，非革命的方式解决。文化上共识是一个国家的至宝。一个国家失去文化共识，轻则带来社会运转效率低下，严重则带来暴力，革命，分裂，甚或战争。

中西文化结合的决定因素

文化-学说-历史三者之间互动，形成一个动态机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个机制本身也在不断地进化中，并在全球化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碰撞融合。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必然趋势，其融合的速度与程度取决于能否解决中国面对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我们单纯的主观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