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拿人性做文章，常常指責某些政策，體制，道德等等不符合人性。人性和制度之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關係，確實值得一番探討。

人性在墮落嗎？

人性是人的內在動機與想法，其客觀結果即為道德。有人落水，旁觀者可以救人，也可以選擇冷眼旁觀，還可能有其它多種選擇。但是，只有實際的選擇和行動才產生客觀結果，並且人們可以根據這種結果作出道德判斷。

如果上述成立，人性和道德是同一事情的兩個面，就像一枚錢幣有正反兩面一樣；人性的總和等於道德。

人們傾向於拔高道德，將道德理想化。孔子提倡“克己復禮”，有道德今不如昔的看法，至今仍有許多人贊同；而自1960年以來的蓋洛普民意調查表明，80%以上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社會整體的道德水平一直在下降。按這種理解，兩千五百多年來，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一直在倒退中，美國一直懷念一九五十那個舊年代，報怨種種社會道德問題，也似乎在走與中國相同的路。

道德和人性相通，道德敗壞就是人性的墮落。但是，人性真的一直在墮落嗎？事實上，在汶川大地震發生過後，我們目睹通往汶川的路上來往着兩股人流，一股是難民從災區向外走，另一股是志願者不顧危險，前往救人。那些救人者當中，一定有不少我們曾稱之為缺少道德的人。古今中外，這類的例子不枚勝舉。

人一直是人，人類數千年的道德文明不可否認地一直在進步，而不是倒退。

巴西蝴蝶翅膀的振動能引起太平洋上的風暴嗎？

古今中外為何如此重視人性和道德呢？道德，在一人身上看起來微不足道，像一滴晨露，類似巴西上空一隻蝴蝶的翅膀振動，能量微弱；但一滴道德晨露離開個人之後，聚集起來就成為雲霧，成為雨水，成為河流，甚至成為洪水。而對社會來講，晨露和洪水雖屬同源，但它們處於兩個極端，產生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如何引導民眾的行為，使之成為滋潤生命萬物的春雨，而不是貽害人類的洪水，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大難題。

對待這一難題，歷史上有兩種主要做法，一是樹榜樣，二是制度建設。儒家的做法是立聖賢，樹榜樣，最低也要求儒生們成為溫廉恭儉讓的君子；西哲如柏拉圖認為該由哲學家執政，由理性的領袖啟蒙和指引民眾。

道家反對儒家式的聖賢榜樣，認為最好的策略是不尚賢，使民不爭，莊子更視聖賢如糞土；法家一派則另闢蹊徑，突出強調製度和公共機構的功能。同樣地揚善抑惡，法家不是由領導人做榜樣，為民眾示範，而是建立一套制度，為國家立功，就是善，就受到精神和物質上的獎賞。這一做法不盡人情，但客觀有效。

顯然，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點放在了第二套方案上，就是制度和執行這些制度的機構設置，而非道德。

制度高於道德

如果我們認識到道德與人性是相通的，道德的缺失源於人性內在的矛盾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就會知道，鞭撻不道德現象，做道德城管，無論是否有收入，永不會失業。但真正解決辦法不在於抱怨，不在於將制度問題道德化，而在於社會制度本身的與時俱進。

老子有言：“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已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而新成。”  制度革新更像是一門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