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談因果關係。因果關係是存在的，只是人們有時常會得出錯誤的因果結論，其中一種情況是會如休謨指出的那樣把時序的現象解釋因果的關係，另一中情況將特點條件下的因果關係推廣到其它的不同的條件下所產生的困惑，還有一種情況是前兩種情況的混合體。先談第二種情況。大家耳熟能詳的雞和蛋的悖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人類不具備生物進化的知識之前，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個所謂的千古疑題一直是邏輯上沒解的悖論。當人們知道了地球上原本既沒有雞也沒有蛋之後，不論雞和蛋是怎麼在進化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從邏輯上來說就已經不再是一個悖論了。儘管在現實生活中因為雞生蛋（不考慮人造假雞蛋的情況），雞成為了蛋的因，再因為蛋孵出雞來（不考慮克隆的情況）雞又成為了蛋的果，也就是說在現實的局部情況下，蛋為雞的因與雞為蛋的因都對，但是如果硬要把這個在現實生活中的因果邏輯上推到在“最開始的時候”是什麼樣的那麼就不對了，那就是要把現實中的一個因果關係運用到它所不成立的條件之中了，所以就產生了那個雞和蛋的悖論。

再來談休謨所指出的混淆了時序與因果的現象，也就是把完全沒有因果關係的表面上先後時序不同的事件視為因果，這是一種邏輯上過於簡單的情況。比如有人每天在太陽出來之前唱歌，結果你說他把太陽唱出來了，這就屬於休謨所說的那種情況。

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是前兩種情況的混合而產生錯誤的因果結論的情況。也就是把彼此之間有一定影響的因素之間的關係說成是必然的因果關係。這裡要舉的例子就是本文標題中提到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的關係。我們知道一個人的價值觀對於一個人的思維方式有一定的影響，因而很多人在很多時候就把這種影響誇大上升到必然的因果關係。比較典型的就是人們常會在帶有政治色彩的道德說教中強調價值觀決定了思維方式，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中國大陸的文革時期的歷史資料就可以發現那個時期的政府在政治宣傳中把價值觀作為了思維方式的決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那種強制性的思想環境下，價值觀與思維方式之間確實有很大的相關性，因而普通百姓可能不會察覺這裡有什麼邏輯上的不妥。但是一旦脫離了那樣的強制性的思想環境，價值觀與思維方式之間的相關性就會大大下降。最近我在網上與有位網友的交流中發現他否認自己相信“科學至上”，這表明在價值的層面上他不認可甚至鄙視“科學至上”這個概念。但是在與他的交流中他的言論卻充滿着一切都要服從科學的標準而且科學能夠揭示一切的“科學至上”的思維，這表明他的實際思維方式是“科學至上”的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這種價值觀與思維方式之間的矛盾其實在人類世界非常普遍，在海外華人網站的網站上我們也常看到人們在批某種文化特色的時候使用的就是那種文化特色語言和論證模式。當然這裡可能存在着中國人常說的“賊喊捉賊”的情況，即有人自己喜歡抬槓卻要指責他人抬槓，自己從不認錯卻要指責他人不認錯的情況，但是更一般地卻是自己很難擺脫自己在價值觀層面上不喜歡的思維方式。即便是那種賊喊捉賊的情況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正是自己所不屑的那種情況。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有必要指出價值觀的改變對於思維方式的改變確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是人們的思維方式的改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光有表面上的價值觀的改變是不夠的。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如果一個人在每一個思維細節的價值觀上都發生了改變，那麼他的思維方式一定改變了。但是，那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現實中人們的價值觀的改變是從抽象的整體慢慢地滲入具體的細節之中的。這個過程有可能是一輩子的事兒。另外，人們的思維慣性恐怕比人們想象的要大得多。雖然成年人的思維方式固然比年輕人更難改變，但是年輕的時候已經形成的思維方式如果沒有特殊的環境的影響也不是很容易改變的。在上面提到涉及到“科學至上”的思維的討論的例子中，對方是一個大概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在他博客置頂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對於哲學的熱愛，而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寫的一篇關於什麼是哲學的文章。儘管他寫了很多表面上聽來滿有激情挺有道理的話，文中出現的“哲學要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並接受科學的檢驗”這樣一句帶有“科學至上”的科學主義特色的話有可能表明他對哲學和科學的意義缺乏基本的了解。既然他標榜自己熱愛哲學，那麼我就拿他文中的這句話出來和他討論，果然對這句話的討論引出了他的一整套“科學至上”的言論---儘管他明確反對“科學至上”。在討論中，他一開始先是要以理服人，所以從邏輯上為自己辯護，引用了休謨的經驗決定認識的觀點，當我指出經驗決定認識並不等同於科學決定認識之後，他可能覺得從理上說不通了，便用諸如“他本不是學哲學的，對哲學興趣也沒有那麼大，人沒有完人，他也一樣，以及他寫的是他自己的思維，別人管不着”這些可以說是屬於情這方面的理由來為自己文章在邏輯上的漏洞進行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