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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科学时报》刊载了对李约瑟影响较大的维特福格尔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当月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内举行了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李约瑟作了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讲演。他批驳了“泰西与中国学人”的“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点，指出：“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获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国也。”这实际上已提出了1964年发表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近代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和工业革命，而是产生在西方？”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1945年，竺可桢发表了《为甚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指出：“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灿烂的一个时期。但是，由於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至於在战国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也未能发展，则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异。”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诈”，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所以“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这个时期的学者们明确化到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并归因于社会经济制度。

从1949年到70年代末，中国自己的研究没什么进展，可是在海外，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出了前四卷和第五卷中的三个分册，还有一系列论文。欧、美、日本、南韩的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直到在1975年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第三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各两分册。

此后，中国学者又来了兴趣。1980年，陈平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科学落后的历史根源。

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出版。此书论述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在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

同年10月，“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召开。新一代学人开始了新的探讨。有代表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提出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并列的，内部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相互发生作用。

此后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的内在缺陷，诸如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等方面。由此开始反思《创新》这个问题本身，例如李约瑟提出的缺少自然法概念，传统模型除了核心理论，是否包含文化传统，科学演化的开放、非线性、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李约瑟难题”上，并试图从哲学上寻找，越来越多的文章深入到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有的大学哲学系还设立了专门论坛，“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

近几年来，国内又兴起了各种创新意识的探讨，从产品制造包装到行销推广、从内部管理到社会调控、从物质生活到文化产业，甚至政府成立相关部门，例如文化资产管理办公室，其中包括对文化创新意识的支持，发表的书籍与文章比较多。人们对山寨的东西越来越敏感了，光一个春节晚会的吐槽，就批评了好几个节目的山寨问题。

从上面这几段的研究变化看，至少有三点启发。

一、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的有关《创新》的研究，特别是与西方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涂抹着难以抗拒的魅力色彩的话题，只因它是实现生活的需要。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一次社会心理的觉醒，对科技落后的质疑探讨，正是这种觉醒的要求。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国又一次发生了从要求独立解放到民主自由的社会心理的觉醒，科技救国的深入研究，触及到了社会经济制度。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整个中国推向了与世界接轨，其变化是整体的，对落后的研究，已不仅仅限于科技领域了，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科技创新的同时，还探讨管理创新、思维创新、教育创新，特别是把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来探讨创新的努力，都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凸显状态，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难以抗拒，实在是躲不过去的现实需要。所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将来一定还会继续探讨下去的。

二、从变化的深入来看，探索者的理念越来越触及到科技存在背后的东西，扩展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

从简单的归纳法到历史制度、再从外在制度到内在心理、再从内在思想到思想方法、再从思维方式到整体束缚、再从系统结构到相互作用，逼得研究者运用科学哲学的方法，已是必然的。同时，这种深入，把原来的简单询问“科技落后”扩展到了制度观念的落后，又把人为的落后扩展到了生活方式的落后，“李约瑟难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领域的问题。把这个难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难题，就反转了这个难题的另一面，“科技落后”的本质是“缺少创新”。

三、从创新的方式上看，研究者丢弃了以往的“中国人多，不模仿咋办”的思维，开始运用自主创新的思维机制，并形成社会的基本共识。

以前我和国内专利局的朋友去访问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时，总有些无奈。但近几年来，我们改变了许多，双方谈起来比较接近，共同点比较多了。虽然国内现在还有很多模仿、盗版的现象，但无论从立法执行看，还是从社会期望看，人们对山寨的做法，不再看作是脸红不红白不白的事情了。这应该是走向世界的一个大变化。

然而，经过差不多上百年的探讨，中国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学习、吸收西方科学而产生足够的创新呢？尤其是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的程度空前，移植了很多西方的东西，甚至是某些体制，可中国的整体还是主要的是山寨呢？所以，有三个问题值得考虑。

一、研究角度问题

“科技落后”是相对于西方的科学观念得出来的，如果对比自身的前后，中国不一定得出“落后”的结论。这就需要弄清四大发明是种什么样的创新，同西方的科技创新有什么不同，发现四大发明与发现蒸汽机、万有引力的中西思维观念、方式有何不同等问题。尤其是不应只停留在科技的内部，用“科技”来解释“科学落后”。

二、研究层次问题

“缺少创新”被“李约瑟难题”缩减为“科技落后”的问题，限制了探讨的广度，由此而来的是研究者都关注仅仅与科技有关的直接原因探索。如果只抓住直接原因，就会把《创新》视为一种单纯的改造自然的工具，就会同李约瑟一样，归于中央官僚体系压抑了工商阶级的发展与其社会地位，当然也提到民间意识与世族感情阻碍了城市中工商行会团体的成长等，可是这至多能解释科技的接受、应用，不涉及艺术、宗教的想象和意志，不能真正理解这个难题的本质的创新。中国近代没有科技，不仅缺少创新，还缺少真正展示人的艺术，没有真正“以信称义”的上帝呢。

“缺少创新”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理性认知层面的经济、政治功能性问题，而且必须是涉及情感想象、意志坚信层面的文化意义性问题。

三、研究方法问题

从发展脉络的变化来看，虽然目前研究者都非常强调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合，引进了系统学方法，把科学看成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适应的、自组织调节系统，提倡研究科学与哲学、科学方法与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管理、方法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及共同演化等，但所依据的还是实证式的科学思维。因为不管是按照现代科学本身的建立及贡献来分析，还是根据当时研究工作的条件及背景来考量，都需要从人们对当时自己生活环境的理解寓意去理解，尤其是要研究它与后代人理解寓意的继承与变异的关系。

理解这样的认知与寓意的关系，就需要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在生活的世界里，《创新》就表现为人们的生活如何存在与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蔡伦、牛顿等人内在生活观念与群体生存方式的关系到底怎样；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角色，自己所属的民族精神文化气质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前一代与后一代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

如果进入关系性思维，你不仅会明白单一归因的失误所在，会懂得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生成，而且会真正理解这样的生成，既包含着理性对对象的含义认知，也必然包含着情感、意志对对象的意义释义、升华、赋予。没有后一个过程，人与动物没什么两样，会有对环境的改变，不会有真正的发明创新。

由此可见，如果把发明创新，仅仅视为科技里面的概念，那就只会从科技的直接规定上理解这个概念，以此引出的因果关系是单一的，因为你假定了别的因素是无关的、不变的。找来找去，都会陷入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苦恼里。“蛋生鸡”，从生物学理解是有足够理由的，“鸡生蛋”，从动物学来考虑也有确定道理的，可为什么争论不休呢？“父先子后”，在生理学也是千真万确的，可是，你真的以为你可以任意地充当这个“父”吗？没有子，这个父，是没有得到任何父亲规定的，空的，是自己封的。如果还在纠缠于一个概念的规定在于何时、何地、何人、何种条件提的，那这种思维运用的是科学的惯性，不是哲学的方式。甚至都用不着什么科学思维，一种科学史式的叙述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