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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科學時報》刊載了對李約瑟影響較大的維特福格爾的“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一文。當月在貴州湄潭浙江大學內舉行了中國科學社湄潭區年會，李約瑟作了題為“中國之科學與文化”的講演。他批駁了“泰西與中國學人”的“中國自來無科學”的論點，指出：“古代之中國哲學頗合科學之理解，而後世繼續發揚之技術上發明與創穫亦予舉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響。問題之癥結乃為現代實驗科學與科學之理論體系，何以發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國也。”這實際上已提出了1964年發表的“李約瑟難題”：“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近代為什麼沒有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而是產生在西方？” 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1945年，竺可楨發表了《為甚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一文，指出：“從戰國到漢初，一方面是工商業發達時期，一方面也是中國思想最燦爛的一個時期。但是，由於漢武帝厲行了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工商業的發展被扼殺。至於在戰國思想解放的時代，科學的思潮也未能發展，則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古代帝王認為“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詐”，因此提倡重農抑商，農業社會勢力大，求知之心不得發達，而科學思想亦無從發展。所以“中國農業社會的機構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生自然科學。

這個時期的學者們明確化到現代實驗科學與科學之理論體系，何以發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國，並歸因於社會經濟制度。

從1949年到70年代末，中國自己的研究沒什麼進展，可是在海外，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出了前四卷和第五卷中的三個分冊，還有一系列論文。歐、美、日本、南韓的不少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直到在1975年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一卷、第三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各兩分冊。

此後，中國學者又來了興趣。1980年，陳平從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哲學傳統三個方面，探討了中國科學落後的歷史根源。

1982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出版。此書論述了中國科學技術在近代落後的原因在於長期封建制度的束縛。

同年10月，“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討論會召開。新一代學人開始了新的探討。有代表性的是金觀濤、樊洪業、劉青峰的《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的演變》一文，提出中國落後的眾多因素並不是線性並列的，內部有結構的子系統，它又與社會中其他子系統相互發生作用。

此後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國傳統的內在缺陷，諸如重實用，輕理論，思辨性思維，用元氣和陰陽學說來解釋一切，缺乏嚴格的邏輯推理，缺乏科學實驗精神，格物學說背離實踐方向，教育和科舉制度、社會鄙棄或禁錮科學技術等方面。由此開始反思《創新》這個問題本身，例如李約瑟提出的缺少自然法概念，傳統模型除了核心理論，是否包含文化傳統，科學演化的開放、非線性、遠離平衡態的自組織系統。

這一時期的研究集中在“李約瑟難題”上，並試圖從哲學上尋找，越來越多的文章深入到哲學和科學的關係。有的大學哲學系還設立了專門論壇，“李約瑟專題研究基金”。

近幾年來，國內又興起了各種創新意識的探討，從產品製造包裝到行銷推廣、從內部管理到社會調控、從物質生活到文化產業，甚至政府成立相關部門，例如文化資產管理辦公室，其中包括對文化創新意識的支持，發表的書籍與文章比較多。人們對山寨的東西越來越敏感了，光一個春節晚會的吐槽，就批評了好幾個節目的山寨問題。

從上面這幾段的研究變化看，至少有三點啟發。

一、從新文化運動到今天的有關《創新》的研究，特別是與西方的比較研究，始終是一個既有學術意義、又有現實意義的塗抹着難以抗拒的魅力色彩的話題，只因它是實現生活的需要。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向現代轉型的一次社會心理的覺醒，對科技落後的質疑探討，正是這種覺醒的要求。抗戰勝利前後的中國又一次發生了從要求獨立解放到民主自由的社會心理的覺醒，科技救國的深入研究，觸及到了社會經濟制度。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把整個中國推向了與世界接軌，其變化是整體的，對落後的研究，已不僅僅限於科技領域了，涉及到了經濟、政治、文化等所有領域。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研究科技創新的同時，還探討管理創新、思維創新、教育創新，特別是把文化作為一個產業來探討創新的努力，都反映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凸顯狀態，對這個問題的興趣難以抗拒，實在是躲不過去的現實需要。所以，隨着中國社會的變化，將來一定還會繼續探討下去的。

二、從變化的深入來看，探索者的理念越來越觸及到科技存在背後的東西，擴展的研究範圍越來越廣。

從簡單的歸納法到歷史制度、再從外在制度到內在心理、再從內在思想到思想方法、再從思維方式到整體束縛、再從系統結構到相互作用，逼得研究者運用科學哲學的方法，已是必然的。同時，這種深入，把原來的簡單詢問“科技落後”擴展到了制度觀念的落後，又把人為的落後擴展到了生活方式的落後，“李約瑟難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科學領域的問題。把這個難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難題，就反轉了這個難題的另一面，“科技落後”的本質是“缺少創新”。

三、從創新的方式上看，研究者丟棄了以往的“中國人多，不模仿咋辦”的思維，開始運用自主創新的思維機制，並形成社會的基本共識。

以前我和國內專利局的朋友去訪問美國專利與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時，總有些無奈。但近幾年來，我們改變了許多，雙方談起來比較接近，共同點比較多了。雖然國內現在還有很多模仿、盜版的現象，但無論從立法執行看，還是從社會期望看，人們對山寨的做法，不再看作是臉紅不紅白不白的事情了。這應該是走向世界的一個大變化。

然而，經過差不多上百年的探討，中國為什麼不能很好地學習、吸收西方科學而產生足夠的創新呢？尤其是自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放的程度空前，移植了很多西方的東西，甚至是某些體制，可中國的整體還是主要的是山寨呢？所以，有三個問題值得考慮。

一、研究角度問題

“科技落後”是相對於西方的科學觀念得出來的，如果對比自身的前後，中國不一定得出“落後”的結論。這就需要弄清四大發明是種什麼樣的創新，同西方的科技創新有什麼不同，發現四大發明與發現蒸汽機、萬有引力的中西思維觀念、方式有何不同等問題。尤其是不應只停留在科技的內部，用“科技”來解釋“科學落後”。

二、研究層次問題

“缺少創新”被“李約瑟難題”縮減為“科技落後”的問題，限制了探討的廣度，由此而來的是研究者都關注僅僅與科技有關的直接原因探索。如果只抓住直接原因，就會把《創新》視為一種單純的改造自然的工具，就會同李約瑟一樣，歸於中央官僚體系壓抑了工商階級的發展與其社會地位，當然也提到民間意識與世族感情阻礙了城市中工商行會團體的成長等，可是這至多能解釋科技的接受、應用，不涉及藝術、宗教的想象和意志，不能真正理解這個難題的本質的創新。中國近代沒有科技，不僅缺少創新，還缺少真正展示人的藝術，沒有真正“以信稱義”的上帝呢。

“缺少創新”不僅僅是停留在一個理性認知層面的經濟、政治功能性問題，而且必須是涉及情感想象、意志堅信層面的文化意義性問題。

三、研究方法問題

從發展脈絡的變化來看，雖然目前研究者都非常強調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的結合，引進了系統學方法，把科學看成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非線性的、複雜的、適應的、自組織調節系統，提倡研究科學與哲學、科學方法與理論、科學與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管理、方法與政策之間的互動及共同演化等，但所依據的還是實證式的科學思維。因為不管是按照現代科學本身的建立及貢獻來分析，還是根據當時研究工作的條件及背景來考量，都需要從人們對當時自己生活環境的理解寓意去理解，尤其是要研究它與後代人理解寓意的繼承與變異的關係。

理解這樣的認知與寓意的關係，就需要進入人們的生活世界。在生活的世界裡，《創新》就表現為人們的生活如何存在與發展的問題:一方面是作為一個個體的人，蔡倫、牛頓等人內在生活觀念與群體生存方式的關繫到底怎樣；另一方面是作為一個社會的角色，自己所屬的民族精神文化氣質與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前一代與後一代之間的關繫到底怎樣。

如果進入關係性思維，你不僅會明白單一歸因的失誤所在，會懂得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生成，而且會真正理解這樣的生成，既包含着理性對對象的含義認知，也必然包含着情感、意志對對象的意義釋義、升華、賦予。沒有後一個過程，人與動物沒什麼兩樣，會有對環境的改變，不會有真正的發明創新。

由此可見，如果把發明創新，僅僅視為科技裡面的概念，那就只會從科技的直接規定上理解這個概念，以此引出的因果關係是單一的，因為你假定了別的因素是無關的、不變的。找來找去，都會陷入在“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苦惱里。“蛋生雞”，從生物學理解是有足夠理由的，“雞生蛋”，從動物學來考慮也有確定道理的，可為什麼爭論不休呢？“父先子後”，在生理學也是千真萬確的，可是，你真的以為你可以任意地充當這個“父”嗎？沒有子，這個父，是沒有得到任何父親規定的，空的，是自己封的。如果還在糾纏於一個概念的規定在於何時、何地、何人、何種條件提的，那這種思維運用的是科學的慣性，不是哲學的方式。甚至都用不着什麼科學思維，一種科學史式的敘述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