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高伐林博主多年來在其博客堅持轉載一些有思考價值的文章。今天有幸讀到北明先生祭余英時教授文：中國激進思想九問。

本人初來美國時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附近的一所小學校。同學中有住在普林斯頓大學附近的朋友，朋友的姐夫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好像是余英時先生幫助從上海某高校資助過來的。朋友在當地一家叫“好友記”的中餐館兼職，余教授時常到這家餐館買外賣，有數面之緣，但從未有過深入交談。

先是聽說余先生專攻中國斷代史，後來聽說他往來於美中之間，是趙紫陽總理的座上賓，尤其與趙派的智庫學者交往甚深。“六四”之後趙下台，余從台灣籌集到幾百萬美金，成立基金會，資助一些六四後從中國流亡到美國的學者。

回答北明的問題，首先要理清什麼是“激進思想”。如果一個家庭信奉伊斯蘭教，把它改信基督教；或者多子多福改為計劃生育一胎政策；或從地球中心說改為太陽中心說，這些都是激進思想。激進思想就是革命思想，就是破壞性建設。

一場帶有破壞性的革命在實踐中能否成功，不在於它多麼美好，而在於其是否能夠被當時社會的人，尤其是精英和大眾百姓所接受。那麼，當時的人為何願意犧牲某些現實利益，接受一種新的革命性的，也許是外來的新思想？這大概因為每個社會都有一個抽象的，集體的民族或國家理想模式，或者叫集體意識。

如果這一革命能夠順從集體意識，更有效地實現這個理想模式， 革命就可能成功；反之，遭致失敗。當然，這一集體意識可能在不斷地進化之中，偉大人物的出現，諸如戰爭瘟疫，新科技發明創造等重大歷史事件和自然環境的變遷等等，都可能大幅度地改變或重塑這種集體意識。

從美國建國的例子來看，個人權利和自由（Individual Right 和 Liberty） 本是個西方世界自古希臘文明傳承下來的抽象哲學道德概念。這個概念在落地美洲之前，在歐洲已有廣泛深入的討論和實踐。先賢傑弗遜將這個概念落地於美洲，使其具體化，合理化，讓普通百姓聽得懂，實踐當中做得來；這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圍繞個人自由，定義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係，並中庸各方的利益衝突。這些定義的任何一點點差異，都可能造成後來實踐過程中的巨大歧見；另一位傑出的人物麥迪遜則將傑佛遜的解釋法律化，規範化，這樣造就了美國今天以個人權利和自由為中心的集體意識。 

中國社會也有自己的集體意識，即天下大同觀，它選擇集體利益高於個人權利。 大同觀貫穿儒家經典，造就了與西方文化不同的文明系統。但可惜的是，儒家文化的繼承者中至今並未出現類似美國先賢傑佛遜一樣的大思想家，能夠重新審視世界現實，摸清中國人的集體脈搏，重新塑造或更新這個集體意識。反而以偷懶的方式，借用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殼，裝上中國特色，下意識地置換成傳統的儒家大同觀，未能與時俱進，名不正，言也不順。

即使這樣，中國人的天下大同意識依然濃厚，在其之下的文明仍然具有強大的活力。

這次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多，可以比較出中西不同集體意識造成的區別：大同觀世界下的中國選擇限制所有個人的權利，最大程度地力爭整個集體的安全；西方選擇以個人權利為主的集體意識，犧牲淘汰一小部分新冠病毒抵抗力弱的人群。這裡無法簡單地證明兩種不同社會意識下文明的優劣， 但從根本上看，西方人難以接受中國人的做法，反之亦然。

集體意識是社會希望達到的終極目標，是人本位的問題。從技術層面講，達到該終極目標都存在集權和分權兩方面問題。西方的選舉制度，三權分立，宗教機構；中國的幹部選拔制度，郡縣制度，科舉/升學制度，官位年齡強制退休制度等等，都屬於方法論和技術問題。 

回到北明的九問，仔細明辨，其問題的實質不在於激進思想，而在於中國傳統文明為什麼如此頑強（一至三問），西方現代政治制度為什麼無法紮根中國，徹底改變中國（四至九問）。

中西方的集體意識都帶有幾千年的文明累積，就像一個建築物，先有一個集體意識的蘭圖，接着一磚一瓦地建造，期間也許拆建翻修改建過多次。如果西方世世代代夢想建造一座摩天大廈，現代已完成的建設雖然未達最高理想，但也初見成效；而中國世世代代夢想建造一座天堂才有的園林，目前已建成蘇州園林模樣，現階段尚可接受。你能夠說服中西兩個文明下的人民，讓他們放棄自己的夢想，轉而模仿對方嗎？如果中西方所擁有的建築材料，技術和場地環境完全不同，雙方的建造方法可以互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