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先例，日本政府監視與信息搜集行為已波及普通民眾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今年4月17日，在眾議院內閣委員會審議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時答辯稱：“僅因參與反對政府政策的遊行、集會，就讓‘普通民眾’成為調查對象，這種情況難以設想。”但她僅僅只是表示“難以設想”，並未明確表態不會開展此類調查。

◆◆自衛隊情報保全隊對普通民眾開展監視、情報搜集工作

上述高市早苗這份答辯採用了措辭圓滑的表述，暗含一層意思：是否將相關人員列為調查、即監視與情報搜集對象，需視具體個案酌情判斷。

此外，“普通民眾”這一概念本身極其模糊。究竟由誰、依據何種標準判定一個人是否屬於普通民眾？相關界定極易交由當局憑主觀隨意裁量。很難認為這份首相答辯能夠約束各類情報、諜報機構針對民眾開展監視與情報搜集活動。

事實上，2003至2004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期間，曾發生過多起案例：各地參與反對自衛隊派駐伊拉克遊行、集會的普通民眾，遭到陸上自衛隊情報保全隊（現自衛隊情報保全隊）的監視與信息搜集。

僅僅因為參與了反對政府政策的遊行或集會，日本普通市民就被列為調查對象，也就是遭到監視、信息搜集。由此便能看出前文提到的高市首相的答辯根本不可信。

家住青森、岩手、秋田、宮城、山形、福島東北六縣的共計107名市民作為原告，於2007年10月5日向仙台地方法院提起“自衛隊監視國民停止訴訟”。這些市民的真實姓名出現在陸上自衛隊情報保全隊用於監視、搜集情報的內部文件中，他們也曾參與過被該部隊列為監視、情報搜集對象的團體舉辦的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

他們針對國家（政府）提起訴訟，主張其人格權、隱私權、知情權，以及言論與表達、集會與結社、思想與良心的自由——連同和平生存權——均受到侵害並因此遭受精神痛苦；他們請求法院發布禁令，制止“信息安全部門”的監控活動，並要求賠償損失（即國家賠償請求）。

◆◆監視市民、搜集情報屬於侵犯隱私

此外，仙台地方法院判決（2012年3月26日）與仙台高等法院判決（2016年2月2日）均認定，情報保全隊開展的情報搜集行為侵害人格權、個人信息自決權與隱私權，具備違法性及違憲性，並判令國家向部分原告支付損害賠償金。

不過法院並未支持停止相關行為的訴訟請求。政府至今也未向遭受人權侵害的原告作出道歉。

今年4月17日，眾議院內閣委員會審議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期間，日共議員鹽川鐵也就眾議院全體會議審議該法案時高市大臣作出的“各府省廳的情報活動均開展得當”這一答辯提出相關質詢。鹽川鐵也提及前述陸上自衛隊情報保全隊監視市民、搜集民眾情報一案，指出仙台高等法院已判定該案侵犯民眾隱私權與言論自由、責令國家予以賠償，並質問政府是否已向案件當事人致歉，但高市大臣未就是否道歉一事作出任何回應（《赤旗報》2026年4月18日）。

也就是說，政府既沒有為僅參與過反對政府政策的遊行、集會的普通民眾列為監視、情報搜集對象一事道歉，也沒有對此進行反思。高市早苗作出的“各省廳的情報相關工作均合規開展”這一答覆缺乏說服力。而正是這樣一屆政府，設立了國家情報會議與國家情報局，該機構會強化對民眾的監視與情報搜集，進而催生壓抑窒息的社會環境。

2021年6月8日，在參議院內閣委員會會議上，日共議員山添拓提及前文提到的仙台高等法院判決，隨後質詢情報保全隊“如今是否已經停止相關情報搜集活動”。時任防衛大臣政務官松川瑠衣並未正面回應，而是含糊其辭作出如下答辯：

“情報保全隊的業務均在防衛省管轄事務範圍內開展，但如若公開各項具體活動內容，可能會對相關工作造成妨礙，因此不便予以答覆。”

外界普遍認為，自衛隊情報保全隊這種無法公開具體行動細節的監視、情報搜集工作至今仍在持續開展。

■個人信息在本人不知情、未獲得本人同意的情況下被收集

正如本連載（一）中所指出的，在高市政權推動出台的《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中，明確將各類情報與諜報機構（含國家情報局、公安警察等）搜集的情報，核心劃定為兩大範疇：一是“重要情報活動”相關情報（涵蓋安全保障、反恐、緊急事態應對領域）；二是“應對外國情報活動”相關情報（即防範境外間諜相關情報）。

◆◆各類信息均可被列為收集對象的制度架構

日本《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在“重要情報”的範疇中新增了“其他有助於本國重要政務運營的相關信息”，由此構建出一套隱蔽機制：只要相關部門認定某類信息與政務事務相關，那麼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列為收集、調查的對象。

政府在國會答辯中，也證實了這種無邊界的信息搜集模式，具體內容如下。

今年5月12日，參議院內閣委員會會議上，立憲民主黨議員鹽村文夏提出質詢，內閣官房內閣審議官岡素彥作出答辯。其表示，若為開展國家情報會議主導的“重要情報活動”（收集安保、反恐等相關情報）以及“應對外國情報活動”（處置間諜相關事務）確有必要，相關部門向各省廳調取被調查人員稅務、醫療、福利、教育領域的個人信息，“在法律層面不存在限制”，同時還稱“各省廳從地方自治團體、民間企業獲取的信息也包含在可調取範圍內”（摘自《東京新聞》2026年5月13日晨報）。

此外，在今年5月21日的參議院內閣委員會會議上，日共議員大門實紀史就《設立國家情報會議法案》中一項規定提出質詢：法案允許國家情報會議、國家情報局要求政府各省廳移交其持有的個人信息。對此，內閣官房內閣審議官岡素彥答辯稱，《個人信息保護法》原則上禁止超出使用目的的信息利用與對外提供，但依據《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相關個人信息“可以予以移交”（引自《赤旗報》2026年5月22日報道）。

從高市政府的上述答辯內容不難看出，相關條款存在令人不安的隱患：國家情報會議與國家情報局可違背《個人信息保護法》禁止超目的使用、提供個人信息的立法初衷，在當事人毫不知情、更未取得其同意的情況下，調取各政府部門掌握的各類個人信息；這些信息會源源不斷流入一個無從知曉用途、也無法開展核查的信息黑箱。

經日本國會審議相關流程已明確，各政府省廳移交至國家情報會議、國家情報局的信息，視需求會包含個人編號相關個人信息，以及依據《主動網絡防禦法》收集的網絡通信記錄。

◆◆對個人信息保護態度消極的政府

日本《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中未設置任何有關個人信息、隱私及人權保護的相關條款。因此，在國會審議階段，在野黨方面出於對隱私遭侵犯、人權受侵害等問題的擔憂，紛紛呼籲在法案中增設個人信息保護等人權相關條款。

然而，高市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於今年4月17日的眾議院內閣委員會上表態，不考慮對法案進行修訂、加入個人信息保護等相關規定，並指出“若相關機構因擔心被認定為不當收集個人信息而畏縮不前，或將對國民安全與國家利益造成嚴重損害”（引自《日本經濟新聞》2026年4月18日早報）。

這無非是一種思路：相較於保護個人信息、維護公民隱私，優先保障以國家情報局為指揮中樞的各類情報、諜報機構順利開展監視與信息搜集活動。相關機構還試圖找藉口將這種行為合理化，聲稱若各機關在信息搜集時有所遲疑，“可能會對國民安全與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害”。

然而，高市政權在當事人毫不知情、未取得其許可的情況下被大量收集、匯總的海量個人信息，究竟如何與“國民安全、國家利益”掛鈎，既不存在具備說服力的解釋，也未設立客觀有效的核查機制。（未完待續，下轉“三”，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