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90%以上的中国理工科学人都是“政治白痴”？

这里所谓“90%以上”，不是统计学数字；所谓“政治白痴”，也不是说中国理工科学人的智力低下。恰恰相反，我所要讨论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现象：

为什么一个人在数学、物理、工程、计算机甚至人工智能领域可以具有极高的智力，一进入政治领域，却可能立即失去他在专业领域中最珍视的怀疑、验证和逻辑精神？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现象。

一、科学知识不等于政治判断力

首先必须破除一个迷信：一个人在科学上聪明，并不意味着他在政治上也聪明。

科学家研究的是相对确定的对象。一个工程师面对一座桥，可以计算承重；程序员面对程序，可以寻找 bug；物理学家提出一个理论，要考虑实验是否能够检验它。

但是政治完全不同。

政治的对象不是电子、数字和机器，而是人、权力、制度、利益、历史和语言。这里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公式：

输入正确数据 → 计算 → 得到唯一正确答案。

因此，从自然科学跨入政治，并不是从一个简单问题进入另一个简单问题，而是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

中国历史上甚至长期存在明显的“技术官僚”传统。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具有工程和理工科背景，学界也专门研究过中国的 technocracy（技术官僚政治）。

问题正在这里：

技术能力可以帮助一个国家造桥、修路、发射卫星，却不能自动回答“谁应该决定造这座桥”“谁承担代价”“权力怎样受到约束”“错误决定怎样被纠正”这些政治问题。

这些不是工程问题。

二、理工科教育最容易产生的一种错觉：社会也是机器

工程师习惯于寻找最优解。

机器效率低，就改进机器；程序运行错误，就修改程序；系统混乱，就重新设计系统。

久而久之，一部分人容易把这种思维带入社会：

国家是不是也可以像一台机器？

如果可以，那么只要找到一批最聪明的人，让他们掌握充分的数据，再通过科学规划和人工智能进行计算，不就可以得到最佳社会了吗？

这正是技术主义最危险的诱惑。

因为机器没有意志，而人有。

机器的零件不会反对设计师，人会；零件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有；机器不存在尊严、自由、权利、恐惧和欲望，人却存在这一切。

所以政治制度最深刻的问题，从来不只是：

“怎样找到最聪明的人？”

而是：

“如果掌权的人错了怎么办？”

一个制度如果只能在“领导者永远正确”的前提下运行，那么无论设计它的人多么聪明，这个制度本身都存在一个没有解决的逻辑问题。

三、中国理工科教育训练了大量“解题者”，却未必训练“问题提出者”

中国教育的一项突出能力，是培养解题能力。

题目已经给出，条件已经给出，标准答案也已经存在。学生的任务，是尽可能快速而准确地找到答案。

这种训练对数学、工程和考试极其有效。

但真正的政治思考往往恰恰相反。

它首先要求问：

谁出的题？

为什么问题必须这样表述？

题目的前提是真的吗？

有没有一些条件故意没有写出来？

所谓“标准答案”是谁规定的？

甚至——

这道题本身是不是一道假题？

这一步已经从“解题”进入哲学。

一个人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可以发表几十篇 SCI 论文，可以设计芯片，可以研究量子计算，但如果他从来没有受到系统的逻辑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历史和认识论训练，那么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他仍然完全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

学历不能自动跨学科兑换。

四、政治教育也不等于政治思考

中国大学当然并不是没有政治教育。恰恰相反，政治和思想教育长期存在，而且已经进入包括理工科在内的课程体系。

但这里必须区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学习政治结论与学习怎样进行政治思考。

真正的政治教育至少应该使一个人能够理解权力、国家、法律、权利、自由、责任、合法性、制度、利益集团、公共财政、战争与和平，同时能够比较不同政治传统，并判断相互冲突的论证。

已有关于中国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研究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某些公民意向和表达存在关联，但对投票等政治参与并没有显示出清晰效果。

这说明“接受政治课程”与“形成成熟的公民政治判断”不是同一个概念。

如果政治教育主要告诉学生应该得到什么答案，而不是训练学生怎样判断答案是否成立，那么它培养的是结论记忆，而不是政治思维。

五、真正奇怪的地方：科学方法到了政治门口突然停止

这才是我认为最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会问：

证据在哪里？

数据可靠吗？

样本多大？

有没有对照实验？

这个理论能不能证伪？

有没有其他解释？

论文是否经过同行审查？

但是同一个人打开手机看到一条符合自己政治立场的信息，却可能立即转发。

为什么不问：

消息来源是什么？

原始资料在哪里？

有没有删掉上下文？

统计口径是什么？

相反证据是什么？

如果这一信息来自我不喜欢的政治阵营，我还会相信吗？

这时候问题已经不是知识不足。

而是科学方法没有被贯彻到底。

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应该在走出实验室之后结束。

如果一个物理学家只在物理学中怀疑，一个计算机专家只在程序中检查错误，而面对权力、宣传和自己最相信的政治观念时停止怀疑，那么他拥有的是专业技术，还不一定拥有完整的科学精神。

六、还有一个原因：政治思考的成本远高于专业思考

在专业领域犯错误，通常只是专业问题。

政治问题却不同。

它涉及身份、国家、历史、家庭、职业、人际关系乃至个人安全感。因此，人面对政治问题时，很容易首先寻找心理上的确定性，然后才寻找事实。

而且这种现象绝不仅存在于中国。

世界各国都有极聪明的科学家相信非常幼稚的政治理论，也有杰出的工程师支持后来被证明问题严重的政治运动。

所以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人不聪明”。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

为什么人的专业理性如此容易被限制在专业边界之内？

中国的特殊性，则在于技术主义、考试教育、专业分科以及政治社会化等因素可能同时发生作用。关于中国科学传播的研究甚至提出过一种“credibility paradox（可信度悖论）”：科学活动与政治制度环境之间存在复杂张力，科学家的公共表达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实验室中的科学判断。

七、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把专业权威误认为普遍权威

普通人说错一句政治话，并不可怕。

真正危险的是一个极有成就的科学家认为：

“因为我在科学上比你聪明，所以我在政治上也一定比你正确。”

这是逻辑错误。

诺贝尔奖不能证明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正确。

科学院院士身份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历史判断正确。

同样，哲学教授也不会因为懂康德，就自动懂芯片制造。

专业权威只能在专业证据能够支持的范围内成立。

越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越应该明白自己知识的边界。

八、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把怀疑精神带出实验室

因此，本文所谓“政治白痴”，真正批评的并不是某一种政治立场。

支持政府的人不因此就是白痴；反对政府的人也不因此就是聪明人。

一个人甚至可能得出了正确的政治结论，却使用了完全错误的推理过程。

真正的分界线应该是：

你是否允许自己的政治信念被事实推翻？

如果允许，你仍然在使用科学精神。

如果不允许，那么无论拥有多少博士学位、发表多少论文，你在这一问题上已经离开科学。

科学最伟大的地方，从来不是告诉人类：

“我是正确的。”

而是教会人类：

“我可能是错的，请给我证据。”

如果中国理工科学人能够把实验室里的这句话真正带入历史、社会和政治，那么中国增加的就不仅仅是更多工程师和科学家。

它还会增加一种更加稀缺的人：

具有科学精神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