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打天下，是否应该永远暴力治天下？ ——写给中共建国77周年 202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7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已经足够漫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仍然只是历史的一段。但是77年已经足够让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一个依靠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政治力量，是否应该永远按照革命和暴力的逻辑治理国家？ 这个问题不是要否定历史，而恰恰是要区别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怎样得到天下，与怎样治理天下，是两回事。 一、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 这一点并不需要由批评中共的人来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自己明确记载：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2021年关于百年党史的决议同样把这一过程称为经过28年的奋斗而建立新中国。 因此，武装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历史的一部分。 问题不在于承不承认这一历史，而在于： 1949年的革命逻辑，是否应该成为2026年的永久治理逻辑？ 战争时代需要军队，需要敌我区分，需要高度组织，需要服从，需要在极端情况下以暴力决定胜负。 可是和平时代治理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另一套东西： 法律、程序、权利、协商、监督，以及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制度。 革命所回答的是： 谁能够夺取政权？ 现代政治必须进一步回答： 取得政权以后，谁来约束权力？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能推导出“枪杆子里面永远保政权” 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最著名的政治命题之一，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把它放回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军阀混战、内战和外国侵略的历史环境，我们可以理解它为什么产生。 但即使承认一个政权最初通过战争建立，也不能从中推出： 因为枪杆子产生了政权，所以枪杆子就永远是政权合法性的最后来源。 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 一个事物的历史来源，并不等于它的永久正当性来源。 一个国家可能产生于战争，但不意味着国家必须永远处于战争逻辑之中。 一部法律可能产生于革命，但不意味着革命者永远高于法律。 一个政党可能因为历史功绩取得政权，也不意味着历史功绩本身能够无限期替代今天的制度责任。 否则，“革命成功”就会变成一个永远无法结束的政治授权： 昨天的胜利，自动证明今天正确； 今天掌权，又自动证明明天应该继续掌权。 这样一来，历史就不再是历史，而变成了永久的政治许可证。 三、真正伟大的革命，最终应该结束革命 这里存在一个看似矛盾、实际上非常深刻的命题： 革命真正成功的标志之一，恰恰是社会最终不再需要革命。 如果一个革命建立国家77年以后，国家仍然必须不断依靠革命时期的敌我思维证明自身，那么这个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战争的目的应该是结束战争。 革命的目的应该是建立秩序。 强制的目的应该是最终建立不必依靠任意强制也能够运行的制度。 因此，一个成熟政权真正值得自信的地方，不是它仍然拥有多么强大的强制能力，而是： 即使不使用政治暴力，社会仍然能够保持秩序；即使允许批评，政府仍然能够工作；即使存在不同意见，国家仍然不会瓦解。 这才是真正的制度力量。 四、共产党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否定革命”，而是“能不能超越革命” 2026年的中国共产党，与1921年的共产党、1949年的共产党已经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中。 今天的中国有现代工业、高速铁路、互联网、人工智能、世界级城市、庞大的大学体系和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 治理这样一个社会，越来越不能仅仅依靠革命时代形成的政治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自己的官方语言也已经发生了这种转变。今天官方强调的关键词越来越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现代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那么，这种现代化最终会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治理现代化究竟只是治理技术的现代化，还是权力本身也必须越来越制度化？ 这是比经济现代化困难得多的问题。 五、从革命合法性走向制度合法性 中国未来真正深刻的一次政治转变，未必表现为再次发生革命。 它完全可能表现为另一种变化： 革命合法性逐渐转化为制度合法性。 也就是说： 过去是“因为我们打下了天下，所以我们拥有政权”； 未来则应越来越成为： “因为我们按照共同承认的制度治理国家，并接受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所以我们拥有执政的正当性。” 两句话看起来只差一点，实际上代表两种政治文明。 前一种合法性的根在过去。 后一种合法性的根在现在。 前者需要不断讲述当年的胜利。 后者每天都必须重新回答：今天的权力怎样受到约束？今天的人民如何表达意愿？今天出现错误以后如何纠正？ 历史功绩当然可以纪念。 但是任何历史功绩都不能代替现实制度。 六、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必须面对一个简单问题 中国宪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描述为中国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历史转折，同时现行宪法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那么，77年以后，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就是： 怎样使党的领导、国家权力与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依靠公开、稳定、可执行的制度来实现？ 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口号回答。 因为现代政治最终必须落实到制度： 权力有没有边界？ 公民有没有依法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 法律能不能约束掌握权力的人？ 政治错误能不能公开纠正？ 国家能不能把不同意见者与暴力破坏者区分开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能说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从革命走向治理。 七、77周年真正值得纪念的，不应只有过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77岁了。 1949年的中国需要回答的是： 这个国家能不能站起来？ 1978年以后的中国需要回答的是： 这个国家能不能富起来？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 一个已经强大的国家，能不能让强大的国家权力越来越受到制度约束？ 这不是要中国重新回到1949年。 恰恰相反，这是要求中国真正走出1949年。 不是忘记革命，而是让革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不是否定共产党曾经依靠武装斗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而是追问：一个已经执政77年的政党，是否能够证明自己最终可以依靠制度、法律和人民的持续认可治理这个国家，而不需要把革命时期的暴力逻辑永久化。 一个政党能够夺取政权，证明的是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政治和军事胜利。 一个政党能够建设国家，证明的是它具有治理能力。 而一个政党如果能够主动让权力受到稳定制度的约束，则证明的是另外一种能力： 它有能力从革命党真正走向现代执政党。 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我想提出的并不是一句反对共产党的口号，而是一个共产党自己也值得认真回答的问题： 暴力可以打天下，难道就必须永远暴力治天下吗？ 我的问题更进一步： 如果一个政权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民，为什么不能让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由法律解决，而不是由力量解决？ 如果一个政党真正相信自己的历史功绩，为什么不能让历史功绩成为历史，而让今天的执政正当性更多接受今天的制度检验？ 如果一个国家真正已经强大，为什么不能把“国家强大”进一步发展成“制度强大”？ 77年前，中国结束了一个时代。 77年后的今天，中国面对的也许不是怎样再进行一次革命，而是怎样完成一次更加困难的转变： 从革命走向制度； 从夺取政权走向约束权力； 从依靠历史证明今天，走向用今天回答今天。 这或许才是一个革命政权最终成熟的标志。 因为暴力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却不能永远回答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治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