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同朋友们去了一场拳击赛，普普通通的赛事，稀稀拉拉的观众，档次不高。其中一场比赛很血腥，一位拳击手头部太阳穴受伤，血流不止。观众们闻到血腥味很兴奋，人群中时而发出的阵阵吼叫声，加上有节奏的音乐，让你搞不清是娱乐还是野蛮的狂欢。

像美国的各种大小体育赛事一样，赛程中间总会安排一次全体观众起立，面向国旗，高唱国歌。每当这个时候，你能体会到来自不同各色人种，不同宗教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党派，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们，即刻转变他们的心态，庄严，虔诚，自豪；你能看到美利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此时此刻生根发芽。

它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美国人如何将多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

解放思想  必然带来道德价值观的混乱

中国过去百年来，从极度积弱贫穷，民不聊生，山河破碎，军阀与列强割据，到今天的重新振作，开始扮演世界强国角色，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思想解放即是道德价值观的开放。百年来，中国人敞开胸怀，古今中外世界各政治流派，各思想潮流，各宗教信仰，都有机会在开放的中国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逐渐富裕而道德价值观混乱。

解放思想是对各种价值观的尝试，必然意味着道德价值观的混乱，意味着某些人心目中传统信仰的崩溃。梁启超曾于辛亥革命前发表过一篇题为“暴动与外国干涉”的文章，谈到革命可能带来的混乱：“谓以一二人之力，能左右此大众，使一丝不紊，为规律的行动，此真书生之见，架空之理想也。” 解放思想同时又保持价值观的纯洁与道统，仅存在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乌托邦世界，是不现实的。

解放思想是好事，中国人已尝到它的甜美果实，价值观混乱也是好事，它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多元化。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价值观混乱的现实，如何处理价值观混乱带来的副作用，如何从大乱尽快走向大治。

价值观多元化   源于中国文化的宽恕包容

宽恕包容在儒家是圣德仁义理智信，在道家是河纳百川，为天下谷，在墨家是兼爱。这种精神直接导致千百年来儒释道三教并存于同一寺庙，导致了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合并，与南方百越民族的结合，与西方藏回民族的联盟，至有今日中国广袤的疆土。

另一方面，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显示，思想解放，引进新的道德价值观，往往意味着改朝换代，战争或国家分裂。

思想解放的主导者面临两个挑战，一是挑战执政者的权威，二是伪价值观念。 

国家利益不容挑战

我们有幸亲身目睹二十世纪两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实验，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几乎在同一段时间里，分别主导了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开放。邓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让数亿人民从极度贫困走向逐渐富裕，让国家疆土逐趋稳定，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从国家利益角度，苏联解体，戈氏主导的改革开放公认为一场败局。

人们在评论中苏改革开放的得失时，往往特别注意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先后次序问题，渐进式改革与震撼疗法的方法论问题。实际上，关键在于改革开放的主导权。

邓氏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解释它的真实涵义，它毫无内在逻辑，没有民意基础，它显得极左，是独裁者的护身符，可由共产党来随意解释，作为其反对甚至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基础。

邓氏举着“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叫停了“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讨论，实质是开放多元意识形态，89年“六四学运”时，邓氏愿主动背负屠杀无辜学生侩子手的千古罪名，果断动用军队，90年初看到江氏和共产党内日趋保守，萎缩不前，邓氏又果敢地出山南巡，发表不继续改革死路一条的言论，威胁撤换政治局领导班子，逼迫江氏走上改革开放的正路。

现在没人讲四项基本原则了，替代它的是和谐二字。但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邓氏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主导权问题。邓氏始终握有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并顶住外界的种种压力和贬褒，领导国家走出四分五裂的高危地带。

四项基本原则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维护执政权力。它曾被某些人描绘成共产主义暴政和专制主义结合的怪胎，但究其实质，它有一个华丽的名字，叫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

无独有偶，国家利益理念的首次实践源于邓氏曾经留学和打工过的法国。

国家利益是全体国民的利益。在法国人提出国家利益理念之前，国家需要道义或宗教的支持，才能发动战争。道德或宗教等意识形态超越单纯的利益。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写了一本著名的《君主论》，挑战道德第一，利益第二的传统理想主义教义，阐述了为维护执政地位，可采用各种有效的现实主义手段。这意味着使用国家机器时，可以抛开道德与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束缚，它为法国人提出国家利益理念提供了基础。

1618 –1648期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为国家利益理念的实践铺平了道路。在国家利益理念之下，战争不再有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为开辟贸易通道和新的海外市场，国家可以动用军队，发动战争。这是后来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理论基础，是英法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逼迫中国开辟通商阜岸，出让租界的基础，是中美参与朝鲜战争的基础，也是美国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基础。

国家利益原则虽然在许多国家为执政集团所乱用，但它仍然是现今国际政治军事博弈的基础。

国家利益的地位高于意识形态之争，苏联的戈氏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邓公时刻记住这一点，宁肯个人背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独裁，“六四”屠城，灭绝西藏文化，压制新疆少数民族等罪名，为中国的初步崛起奠定了基础。

当有人以民主，文化或宗教等意识形态来推销台独，藏独或疆独等理念时，无论你的立场是左是中还是右，是自由还是保守，只要你清楚国家利益的内容，搞清自己认可的国家，就会立马清楚自己的立场。

关于多元意识形态之下的伪价值观和新价值体系重建，本人将另辟一篇短文，提出几点初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