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仅供参考。不代表本人观点） 《南斯拉夫残骸--不断被建构的民族仇恨》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期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弹和三名中国记者的遇难，在国内掀起反美民族主义浪潮。自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初爆发内战开始，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就区别于西方主流媒体谴责塞族对其他民族的侵略的“人权”视角，而是以“主权”为框架对西方肢解南斯拉夫表达愤怒。互联网还并不发达的1990年代，普通中国公众对遥远的巴尔干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人们把在国际社会上被标记为种族屠杀始作俑者的塞族领袖米洛舍维奇视作南斯拉夫反抗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英雄。塞尔维亚在1999年于科索沃制造的针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清洗不为中国公众所知。人们也不知道牵动他们对南斯拉夫最炽热情感的萨拉热窝，在经历了南斯拉夫人民军长达四年的围城战后，已经脱离了这个叫做“南斯拉夫”的即将消失的国家——在支持南斯拉夫反抗北约侵略的种种场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标语仍屡被中国公众举起。事实上，彼时的南联盟仅仅剩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 今年是科索沃战争20周年，我们走访了前南斯拉夫，希望进入南斯拉夫解体与种族战争的内部语境，并还原这场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所掀起的纷争，尝试将其带回中国的争论现场，成为内生于中国社会之南斯拉夫问题意识的补充。南斯拉夫解体后，民族仇恨成为巴尔干出现在国际视野中时，难以绕开的议题。自公元7世纪陆续迁移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因所处地缘位置在历史上总是被不同的文明所争夺而信仰不同的宗教，形成塞族、穆族和克族。在通常的叙事中，种族民族主义浪潮19世纪初在这里崛起，经历了铁托时代的无神论的压抑，伴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以最血腥的方式回归了。而直到今天，这场战争还在以一种更加静默的方式在后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存续着。 战争废墟在旅途中随处可见。 伍勤 摄
创伤的再现 要想展望21世纪的现代奥斯曼帝国，最好站在萨拉热窝老城，这里代表着奥斯曼帝国原本可能争取到的另一种前景。奥斯曼帝国式清真寺繁盛依旧，贝格清真寺附近的街区熙熙攘攘，女人们带着头巾，展示着虔敬时尚的最新样式，Halal食物标志和Kebab随处可见，水烟馆有伊斯坦布尔的热闹。可这一切不过是蜃景和虚假的布置，戴头巾的女人来自世界各个穆斯林社区，街上的一切是精心提供给他们的，事实上萨拉热窝已成为全球穆斯林欧洲旅游的首选地，原因很简单，它既属于欧洲，又有清真食物。最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低迷，它非常便宜。
萨拉热窝被卡在了一个个时间断层里，唯独不是现在。首先卡在了东方主义的想象中。19世纪初，欧洲旅人来到波斯尼亚，都会立刻惊讶地发现这个欧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亚洲景色，这里是“东方”。两个世纪后，困顿的波黑不得不贩卖着奥斯曼帝国的家底，沉浸于恢弘奥斯曼景观的游客们似乎也忘了奥斯曼帝国解体时穆斯林从巴尔干被大规模驱赶到土耳其，和20世纪90年代几度发生的极端的“去伊斯兰化”的过程：无数奥斯曼的建筑被破坏、炸毁。
其次卡在了波黑战争创伤之中。每幢老城建筑上密布的弹孔都是明证。冒险家们的萨拉热窝之旅会被另一条线索指引，从价格不菲的“战争记忆主题”私营博物馆，招贴画上硕大的“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字眼，到街头可见的血色的“萨拉热窝玫瑰”、纪念牌，再到“战争团”的旅行宣传，每个伤口都被整理、标识出来，保持不愈合地等待参观。卡在时间断层揭示了萨拉热窝的困境本身——它无奈地只能充当自身的再现。
萨拉热窝。伍勤 摄
处处可见建筑上的弹孔。 李丹 摄
“萨拉热窝玫瑰”，迫击炮在地上留下的弹坑，后被用红色树脂填涂了起来，作为纪念。 伍勤 摄
铁托死后，意识形态逐渐在南斯拉夫瓦解，战争沿着宗教的边界爆发了，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族和信仰天主教的克族从和睦相处的邻人突然反目成仇，尤其在波黑这样一个在南斯拉夫时代民族混居程度最高的地方。它就像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微缩版，也因此在国家支离破碎之时，承受了最多撕裂的痛苦。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场战争仍然是一场话语迷雾，充满掩盖、否定、矛盾，在不同族群间被不断再次编织、发明。塞族人会强调1990年代的那场战争是全世界对塞族发动的战争，他们中那些最温和的，也只是说那是一场内战。而“内战”显然是会冒犯到穆斯林的词汇，对穆斯林来说，那是一场塞族发动的“侵略战争”。这让局外人在波黑跟不同族群打交道时，总需要格外小心翼翼，避免无意间以一个族群的叙事冲撞到另一个族群的人。
战争旅游业再生产着人们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成为了这里的经济支柱。一家叫做“战争旅馆”的主题酒店主打身临其境的“萨拉热窝围城战”气氛。红十字的标识、联合国的旗帜、弹孔、“小心狙击手”的警示涂鸦、麻袋装的紧急物资、战事新闻报纸……这些奇观化的装饰遍布旅馆所有空间。在被穿戴军装的服务人员接待后，旅客将会体验被封住了窗子、没有床的房间。人们在晚间断电后伴着由枪声、轰炸声构成的整套音效中，在地上的海绵垫上睡去。自开业几年来，这里吸引了无数媒体和旅行指南的目光，旅游旺季时日日爆满。而我们在facebook上看到的一家夫妻开的小旅馆略显笨拙的“战争营销”则更令人心酸，宣传中打出了“我们从战争中存活了下来！”的招牌来招揽旅客，承诺跟游客们分享二人作为幸存者惊心动魄的战地故事。事实上对于我们遇到的很多人来说，由于亲人伤亡的创伤，开口谈论那场战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旅行指南上推荐的的萨拉热窝“战争旅馆”主题酒店
夫妻旅店在Facebook上的“战争营销”
大量来自没有战乱的第一世界的游客，不再满足于主流的观光体验，而是寻求超越日常经验的刺激，积累谈资或创作素材。这种另类旅游体验近年来逐渐成为了席卷全球的现象，波黑显然是一片肥沃的土壤。战争刚结束的1997年，就有地理杂志报道过旅游团前来体验战争，旅行团打出这样的宣传“一周时间，游客可以进入那个著名的68人被流弹炸死的市场，并在市中心停电的地窖中享受战时晚餐”。反思性的历史教育，与对伤痛和死亡的窥淫癖在旅游产业中显得如此模糊。
每年波黑都有大量的人口外流到海外寻找生机，而生活在这里的人只好努力分食旅游业这一杯羹，不管通过自揭伤疤来讨生活多么折损尊严。然而，在一个基础设施与支柱产业被1990年代战争摧毁殆尽，而经济灾难延续至今的地方，谈尊严大概显得过分“何不食肉糜”。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跨过那个不断出现在南斯拉夫文学作品和战争记忆中的边界德里纳河，就标志着从塞尔维亚踏入波黑的领土。“塞族人跟谁都处不好，他们憎恨克族人、憎恨穆族（波黑穆斯林）、也憎恨阿族（生活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萨拉热窝汽车站接我们进入老城的司机谈到那场战争时难以抑制自己的忿恨。他的父亲是阿族，母亲是穆族，他在1990年代曾拿起枪保卫萨拉热窝。在他的车上，我们又穿越了一条隐形的边界，它分割了属于塞族共和国的萨拉热窝，和属于穆克联邦的萨拉热窝，这个边界正是由那场战争之后的和平协议所划定。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
那部关于游击队如何在二战时把德国党卫军赶出城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深深地留在了一代中国观众的记忆中。而这段台词倘若放在1990年代初期的萨拉热窝，也能产生令人心悸的回响。那是南斯拉夫摇摇欲坠之时。
贝格清真寺。伍勤 摄
贝格清真寺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戏剧中心之一，图为周五主麻日的贝格清真寺。 李丹 摄
初冬的一个上午，我们顺着山坡走到了萨拉热窝山丘上一片漫无边际的墓园，俯瞰着谷地中的城市，电影结尾时纳粹党卫军撤离时感叹“整个城市就是瓦尔特”的那个视野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赶紧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留住了这一刻。而我们脚下的这片公墓，正是以埋葬1990年代“萨拉热窝围城战”的死难者而闻名。20世纪中期那场战争和20世纪末的那一场，在这个视野中形成了一种互文。
“整个城市就是瓦尔特”的视野。 伍勤 摄
萨拉热窝是一座建在山谷中的城市，四面环绕着山丘，这让围攻这座城市格外容易。在20世纪的末尾，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所支持的波黑塞族共和国军队开始了对萨拉热窝长达四年的围城，成为现代战争史上历时最长的围城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克尔瓦瓦茨是成长于萨拉热窝的穆斯林，而瓦尔特的扮演者巴塔则是塞族，电影拍摄时他们还都是南斯拉夫人。1992年萨拉热窝围城战开始时，巴塔曾邀请克尔瓦瓦茨前往贝尔格莱德躲避战争，被拒绝了。最终克尔瓦瓦茨在围城战开始不久后死于萨拉热窝。令人欣慰的是，他有幸看到萨拉热窝民众举着“我们是瓦尔特”的标语，上街游行抵抗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侵略。
1990年代发达的通讯设备让全世界把目光都集中在了这里。枪林弹雨的街道、四处奔逃的难民、种族屠杀，血淋淋的画面每天在新闻上滚动播放，震惊了世界——人们难以想象，这种“属于遥远过去的原始杀戮”会发生在20世纪高度文明的欧洲。为了1984年冬奥会而建的假日酒店，在围城期间成为了唯一营业的旅馆，里面住满了西方战地记者。以“don’t let them kill us”为口号的战时萨拉热窝选美大赛赚足了人们的眼泪，U2乐队把它写成了名为《萨拉热窝小姐》歌，并带着这首歌来到萨拉热窝演出。连苏珊·桑塔格也冒着战火来到这里，与当地的艺术工作者一起在萨拉热窝剧院排演了《等待戈多》。 
“萨拉热窝小姐”选美。
苏珊·桑塔格在萨拉热窝围城期间来到这里排演《等待戈多》，试图以这种方式引起西方媒体对这场战争的关注。
从死难者公墓的小径下山时，我们路遇一个中年男人，他的很多亲人死在了那场血腥的种族清洗中，而当年17岁的他从附近的小城镇来到了这里，参与了保卫萨拉热窝之战。他指向环绕着这座城市的一个个山丘，依次向我们指出塞族狙击手藏匿的位置。他也曾在绝望的处境下射中过山上的狙击手，因为后者过于狂妄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塞族是个愚蠢的民族！”离别前，他不忘对我们强调。
塞尔维亚，这个无论是历史上“反抗奥斯曼帝国捍卫欧洲文明”的丰功伟绩、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民族，都曾在国际舞台上备受瞩目。在塞族人的集体记忆中，奥斯曼占领期间，那些“归顺者”（波斯尼亚穆斯林）捞到了无数的好处，而塞族却进行着一次又一次无畏的寻求民族独立、保卫基督教文明的抵抗，每一次起义都伴随着土耳其人对他们报复性的杀戮。奥斯曼帝国退出了这片土地后，塞尔维亚又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巴尔干野心的最大阻碍——南斯拉夫的独立在塞族人的集体记忆中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二战时期，塞尔维亚再次站对了边，奏响了反法西斯之歌，塞族占大多数的共产党游击队拯救了其归顺法西斯的“迷途兄弟”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势力在与纳粹结盟建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家期间，对塞族平民实施过惨无人道的种族清洗。
然而1990年代，塞族却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南斯拉夫人民军也由二战时铁托反法西斯游击队的继承者，摇身一变成了法西斯侵略者的代名词，在萨拉热窝以及波黑的其它城镇杀死了数不尽的“瓦尔特”。塞尔维亚一再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塑造成“带有杀戮天性的野蛮族群”，一个“该隐”民族，而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更成为法西斯的代名词。
整个1990年代的西方舆论场上，任何对塞尔维亚支持的声音都足以让人声名狼藉。出生于萨拉热窝的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虽然以拍摄于战时的电影《地下》在1995年斩获戛纳金棕榈，却因其对塞尔维亚一方的支持在获奖之际遭遇西方知识界的强力抵制，背负了数不尽的骂名。而曾经“六八一代”的左翼旗手、有着一半斯洛文尼亚血统的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在1990年代因其不加掩饰的亲塞尔维亚立场被抨击为“法西斯分子”。从萨尔曼·拉什迪到苏珊·桑塔格，都公开在媒体上公开谴责汉德克。最温和的批评来自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汉德克对塞尔维亚的歌颂是犬儒主义的。”
汉德克在战争开始之际发表了《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文，表达他对整体西方谴责塞尔维亚舆论的不信任，战争后期他又重游了塞尔维亚并撰写了《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游记，这个梦呓般将塞尔维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田园诗歌颂的游记，和他日后在米洛舍维奇葬礼上的现身，将国际舆论对他的“唾弃”推至高峰。德国新浪潮导演维姆·文德斯是汉德克的旧友和长期合作伙伴，今年春天文德斯来访北京时，我问及他对汉德克那段争议的看法。文德斯有些动情，“我想汉德克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认识的离‘法西斯’最远的人。他比绝大部分指控他的人更了解南斯拉夫，也对南斯拉夫有更多感情。”
彼得·汉德克出席米洛舍维奇的葬礼。
事实上无论是对库斯图里卡还是汉德克的讨伐，都是容易的。而他们作为“历史的囚徒”却在国家分崩离析之际挣扎在不尽的痛苦之中。库斯图里卡将彼时仍象征着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假想作被穆斯林民族主义情绪所攻陷的波黑（他的家乡）之对立面；他一切对南斯拉夫的留恋，都转化成了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以这个位置作为对那个穷凶极恶地想要肢解南斯拉夫的敌人——“西方”的最后抵抗。汉德克也分享着类似的精神结构，他对南斯拉夫有着近乎于信仰般的乡愁，认为它曾经是“最真实的国家”，而母亲的家乡斯洛文尼亚却是最先在西方的支持下独立出南斯拉夫的共和国。他认为斯洛文尼亚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外界说服而接受了国家解体这个事实”，并哀叹斯洛文尼亚轻信了西方散播的“独立”与“自由”的美好神话，“多么天真的人民，多么幼稚的国家！”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塞尔维亚的罪行，汉德克却无法接受这场战争的西方媒体上的叙事与图像，它们过快地把塞族判定为“人类的敌人”，攻击者与受害者的角色过于轻易地被给定。汉德克自我给定的书写使命，是重新将塞族“人化”。
的确，在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下，西方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最为简单粗暴的去历史化的“善恶”划分——塞尔维亚在那时扮演的正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干涉主义”所需要的“文明VS野蛮”逻辑中“野蛮”的一方，而降服了“恶魔”的北约自然最终担当了拯救者的“文明”化身。这场围绕着“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在1999年北约肆无忌惮地东扩之时撕裂了西方知识界，使南斯拉夫的残骸成为日后无休止的“人权VS主权”背反的重要注脚，这一论战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满布荆棘的，每一方似乎都要牺牲一部分伦理才能站稳自身的立场。但是，正如齐泽克指出，以主权国家的逻辑支持塞尔维亚，或者以人权逻辑支持北约干涉，无疑于“双重绑架”式的选项，在齐泽克看来，米洛舍维奇在1980年代夺取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回到那场在南斯拉夫废墟上的种族民族主义战争的内部语境，每个族群的军队都不可避免地对异族实施过谋杀性种族清洗。不过，在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之际，国家军队仍然与塞族所掌握的政权高度同构，而其他共和国在交战初期几乎手无寸铁，也因此，这场种族清洗战争的开端呈现出了塞尔维亚对其他参战方以国家之名的系统性暴力。战时最坏的暴行的确是塞族军队和民兵干下的，而穆斯林因势力最弱，最终成为了受到创伤最大的族群。
斯雷布雷尼察：杀戮与纪念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场大屠杀就是塞族对穆斯林犯下的，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它被认为是欧洲近代史上继二战之后最糟糕的一场种族灭绝行动。
我们在一个清早搭上了从萨拉热窝前往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巴。沿途中大雾弥漫，仿佛进入了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杉树林，发白的岩石，战争留下的残垣。许多粉刷一新却无人居住的房子在大雾中宣示着一种抽象的主权——《代顿和平协议》后，穆斯林幸存者拿回了曾经在这里的房产，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仅仅是回来重修了房子，却再没有勇气生活在这里了。《尤利西斯的凝视》最后一站旅程就是围城中的萨拉热窝，在电影中，大雾对于萨拉热窝的居民是节庆般的解脱感，也是面临未知枪弹的缥缈。而在现实中，大雾又像是矛盾、分歧的战争话语的隐喻。
《尤利西斯的凝视》截图，最后一站旅程就是围城中的萨拉热窝，在电影中，大雾对于萨拉热窝的居民是节庆般的解脱感，也是面临未知枪弹的缥缈。而在现实中，大雾又像是矛盾、分歧的战争话语的隐喻。
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订的《代顿和平协议》终止了战争，却让波黑形成了“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和三个总统”的局面，穆克联邦（也称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虽然同属一个国家，却各自为政。而代表着三个族群的三个民族主义政党，更以自己民族的保护者形象出现，持续输出着民族主义叙事。
战争废墟触目惊心地残留在斯雷布雷尼察镇上，让人难以想象人们怎样继续生活。唤拜声响起，不远的地方居然有三座清真寺，其中两座的资金来自沙特，一座木质宣礼塔来自伊斯坦布尔，均为战后修复，如今穆斯林重新在这里礼拜。
恍惚的一瞬间让人几乎忘记了这里如今属于塞族共和国。
从一座天主教堂出来，视野中出现了一座东正教堂和一座清真寺。三个族群世代共同生活在这里。 伍勤 摄
镇上只有四千人，塞族和穆斯林大概各占一半，也有零星的一些克族。而在战前，斯雷布雷尼察一直是穆斯林占多数人口的地方，战争期间，这里被塞族认为对其有着极高战略性意义——如果穆斯林占据，将会防止波黑塞族人与塞尔维亚形成完整的领土连结。1995年，斯雷布雷察在联合国的促成下解除了武装，成为穆斯林难民趋之若鹜的安全飞地。塞族军队抓住了穆斯林手无寸铁的可乘之机。
1995年3月，波黑塞族总统卡拉季奇发布了一道无情的命令，要求塞族作战方给安全区的居民“制造出一种无法忍受的并且没有进一步生存或活着希望的彻底不安全的氛围”。穆斯林男性被从他们的家庭中分离出来，带走。无一生还。塞族士兵为掩埋证据，损坏了大屠杀受害者的身份证件，并把他们的尸首多次迁移，很多尸骨在挪移过程中损毁，无法甄别。明确鉴定出身份的受害者有8372人，尸体认领和鉴定的程序直到今天还在进行中……
然而当数千名男性从斯雷布雷尼察消失的事情发生时，联合国并未做过多干预。联合国当时用来描述塞族行为的语汇是“种族清洗”（ethinic cleansing）。在那场战争中站穆斯林立场的人看来，使用这个语汇而不是“种族灭绝”（Genocide）仅仅因为联合国不想制裁——ethnic cleansing事实上在《国际法》上甚至没有明确的定义，它不出现在任何法律文件上，所以也就不具备任何制裁的正当性。而genocide则不同，在公约中，联合国的每个成员国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发生genocide的地方作出干预。
让普通的波黑穆斯林至今感到愤慨的是，克罗地亚的塞族在攻下克罗地亚四分之一领土后，又被克族军队反攻回来，战争结束时，克罗地亚的领土就已“完璧归赵”。然而，波黑的塞族共和国如今却保留了大部分他们当时攻打下的土地（占波黑领土的49%）。甚至那些发生过对穆斯林大屠杀的地点，如今也归属于塞族共和国这个政治实体。
在萨拉热窝一个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纪念展中，我们看到过这样一段故事：斯雷布雷尼察纪念园建后好，第一批回到这里来祭拜的受害人家属中，有一位亡妻发现“保护”着他们的警察，正是当时把她的丈夫带走的塞族士兵。很多警察加入军队参与了暴行，战争结束又脱下军装换回警服——作为低层级的律令执行者，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惩罚，甚至依然在这个政治实体中行使着国家机器的权力。
清真寺门口，一位戴着头巾开车来接幼子的女士见到我们徘徊不前，停下车用英文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我们问她什么时候回到这里，又如何与当年的凶手一起生活。她面色凝重了下来，“只有足够坚强，才能继续生活在这里”。她的很多亲人死于大屠杀，彼时年幼的她和父母逃往萨拉热窝。因为婚姻，她又回到了这里生活。
最让她痛苦的不是面对那些未被修复的战争废墟，而是她的孩子们在塞族共和国的教育系统中，学习到的“虚假历史”——即便国家设立的大屠杀纪念园近在咫尺，这里的课本仍然一再粉饰那段战争的历史，对罪行毫无歉意。
大屠杀纪念园。 李丹 摄
十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了纪念园。一望无际的白色墓碑在阳光下反射光芒，如科幻矩阵，越走它们就越多地出现在视野之中，绵延到一座山丘上，以这样一种抽象而轻盈的形式代替了血污和尸体。墓碑间的小径上，我们路遇叶琳娜和她年迈的包裹着头巾的母亲。叶琳娜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在战争时期带着家人逃离了萨拉热窝，作为难民移居澳洲。她回忆起萨拉热窝围城的日子里，一家人挪移到公寓背朝交火线的一个小房间睡觉，每有枪击和炮弹的声响，两个幼子就瑟瑟发抖。道完别，叶琳娜年迈的母亲又叫住我们，逐字叫叶琳娜把她说的话翻译成英语：“我们家没有人死于那场战争，但是这里所有死去的穆斯林，都是我的亲人。谢谢你们来。”
纪念园里正在礼拜的一家穆斯林。 李丹 摄
石碑上一段令人震撼的话。 李丹 摄
这里承接了大量的国际观光客，不远处的空荡市镇却陷在自身的冷清之中，曾经的温泉度假小镇如今没有任何其它产业，仅仅剩下“屠杀”所遗留下的“经济资本”，养活着本地一部分人口。我们不断拷问自己，大摇大摆地来参观尚在创伤中的人们的苦难，是否过于残忍？
与纪念园一条马路之隔，是曾经的维和部队基地，再从前是一座电池厂。这场屠杀因联合国的维和失败而闻名，这个厂房也被用作展览空间，以维和部队为叙事中心呈现那段历史。这座废弃电池厂在今天仍然是最不堪的现实质料的一部分：一走进厂房，寒意袭来，展览空间外还有大部分未被利用废弃空间，而它们比展览所叙述的血腥的历史更加令人毛骨悚然——那些墙面上留下荷兰维和部队那些充满男性荷尔蒙味道的种族歧视涂鸦、轻佻言语与恶毒的侮辱，难以不让人联想到几个世纪中白人殖民者抵达他们眼中的“荒蛮之地”的行径，而巴尔干显然是欧洲内部的“蛮荒之地”。
维和部队基地废弃空间的模样。李丹 摄
墙上侮辱性的涂鸦。伍勤 摄
大屠杀纪念园在行政上直接由国家管理，也因其承载的旅游经济功能，而被保护妥善。而其余绝大部分承载那段记忆的物理场所，却因在行政管理上归属于塞族共和国，被剥夺了纪念碑的属性。黄昏时分，我们搭上了一辆带游客参观完纪念园，顺道回萨拉热窝的小轿车，天渐渐黑下来了，导游Arna突然示意我们看路边的一个牛棚，“那也是曾经大规模执行屠杀的地方，可是没有人知道，它只是被当作一个普通的牛棚，只有当年死难者的家属会在纪念日从不同地方跑来放一束花。”车在高速路上开得飞快，牛棚一瞥而过，连拍照的时间都没留下，而它再平凡不过的样子却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罪恶所依傍的日常性超越了以往的经验，之后一切隐没在了暮色的含混中。
塞族：一个“该隐”民族
“你们一定要去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巴尼亚卢卡看看，那是前南斯拉夫这片土地上，右翼民族主义最盛行的地方”。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个叫做“十月”的左翼空间里，社会活动家Mina叮嘱我们。尽管Mina是塞族，却对塞族民族主义有着几乎是道德自虐式的痛恨，仿佛作为塞族，在那场战争面前是有原罪的。
尽管我们更愿意从历史语境与复杂的张力之中理解那场冲突，然而在经历了萨拉热窝、斯雷布雷尼察这些穆斯林为主体的城市中不断被书写的围城、屠杀等战争创伤记忆后，内生于塞族共和国的情感结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巴尼亚卢卡一个小广场上下公共象棋的大爷们。 伍勤 摄
从首都巴尼亚卢卡的车站走出来，开着一辆奔驰来接我们的旅馆老板便佐证了Mina的说法，他毫不避讳地对我们宣扬塞族共和国需要跟塞尔维亚合并。在听到我们提及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他努力压抑自己的愤怒，“那是全世界对塞族发动的战争，你们被西方的那套叙事洗脑了”。
这里在1990年代并非战场，如今也没有太多“创伤资源”可供猎奇者消遣，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显得过分冷清，没有生机。我们住的小旅馆叫做“古巴”，在这个鲜有外国人出现、被自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殆尽的城市中，生发出一种吊诡的国际主义想象，或是一种不再有人问津的铁托“不结盟运动”的第三世界残余。
巴尼亚卢卡的市中心，伫立着一座体量超过这里任何东正教堂、如今却无人问津的清真寺，昭示着这里曾经庞大的穆斯林社群。事实上这座清真寺在战争时期被信仰东正教的塞族军队炸毁，不久前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修复，仅作为历史遗迹。而在这座城市偏安一隅的微小的穆斯林社区的一处外墙上，赫然图写着法西斯分子留下的涂鸦“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干得好！”
巴尼亚卢卡的清真寺。 伍勤 摄
2006年，米洛舍维奇死于海牙羁留中心牢房的病床上；2017年，被称作“波黑屠夫”的姆拉迪奇被海牙国际法庭判终身监禁；今年三月，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缔造者卡拉季奇也在海牙的终审判决中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似乎对这场近三十年前的战争终于清算殆尽。但是，每一次国际社会的审判，都伴随着塞族再一次高涨的“反帝”民族主义情绪。
卡拉季奇在1995年12月《波黑和平协议》签署后，迫于国际压力卸下了塞族共和国总统职位，之后开启了在国际法庭通缉下的流亡生涯。直到2008年，他被发现藏匿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易容后以假身份行医十余年。而他被逮捕后送往海牙法庭时，仍然毫无悔意，多次声称那场战争是为了“防止穆斯林在欧洲建立伊斯兰国家”。也因此，他被奉为塞族共和国的英雄。
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巴尼亚卢卡最大的东正教堂附近的空地上，有一只巨型心脏雕塑，旁边的纪念碑上是12个小心脏，控诉战时塞尔维亚为讨好国际社会对塞族共和国实行禁飞制裁，导致巴尼亚卢卡一所医院的12个孩子婴儿未能得到救助。除了作为战时延续的“大塞族主义”意识形态外，这里的另一种情感结构是“伸冤式的”——被赛尔维亚抛弃的冤屈。不少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表现出对塞尔维亚的不信任感，认为塞尔维亚并不愿意真正伸出援手。
心脏雕塑。 伍勤 摄
战时从克罗地亚被驱逐出的塞族难民，同样分享对塞尔维亚的不信任。不同于外部世界对米洛舍维奇作为塞族民族主义者的指责，作为难民来到贝尔格莱德的Bojan不断强调，“米洛舍维奇是个混蛋，他没有保护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一点努力都没做。”的确，在克族的反攻之下，米洛舍维奇没有为克罗地亚的塞族提供一枪一弹，只有路边难民接待站的水和面包，以及为在此无亲人可寻的人提供了临时庇护的难民营。
塞族也许进行过最多的种族屠杀，但是这场持续的战争所造成的难民，其中人数最多的也是塞族。1992年至1995年的这场战争期间，最大的难民潮发生在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地区，生活在这里的13.5万塞族人，在72小时内几乎被驱逐殆尽。根据联合国的报告，那场由克罗地亚发起的“风暴行动”种族清洗率高达98%。
我在“沙发客”网站上发了一条公共旅行信息，寻找在贝尔格莱德愿意跟我们聊聊那场战争的人，Bojan主动联系了我，“我有你想听的故事”。很快，我们在一家酒吧见到他。
Bojan清晰地记得1995年的那个秋天，凌晨3点钟，轰炸声让他从睡梦中惊醒，停电让他们无法与外界联系，看不到新闻。他和家人跑到了房子的地下室，就像以往轰炸声响起时一样，但是这次的轰炸并不像以往那些频繁却持续不久的轰炸，直到十小时后他们离开地下室时，轰炸都没有终止的意思。他们逃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想等到一切结束后返回，但等到的却是逃离的队伍。
那个庞大的队伍中有私家车、卡车、甚至马车，狼狈而缓慢地朝着塞尔维亚的方向行进。Bojan和家人也加入到了逃难者的队伍。他记得那场逃难有整整5天的时间在路上。队伍那么长，行进得那么缓慢，走得慢的人，就死于克族的轰炸之下。那一路，生命垂危的老人、呱呱落地的婴儿都给不到十岁的Bojan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所以你和你的家人就回到了塞尔维亚？”
“我不会把它称为‘回来’，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克拉伊纳，塞族在那里生根时，还没有‘克罗地亚’这个国家。”
克拉伊纳地区（克拉伊纳在当地语言中，为“边屯区”之意）实际上与塞尔维亚并不接壤，它是一个紧邻波黑的狭长地带，17世纪就有塞族陆续被迁到这里，作为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缓冲带，他们被授命抵御伊斯兰对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入侵。被迁入此地的东正教居民，就是后来在克罗地亚宣布独立时坚持留在南斯拉夫的塞族。在塞尔维亚当局亲手扶植下，“克拉伊纳共和国”被南斯拉夫人民军与本地塞族武装攻了下来，成为了昭示着塞族野心的战争开始之地。
然而到了战争后期，它也成为了塞族一溃千里的地方。国际社会对克拉伊纳问题给出的和平方案，事实上类似于对波黑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族性来分配自治权，让克拉伊纳成为像后来塞族共和国之于波黑一样的、隶属于克罗地亚的政治实体。克罗地亚当局严词拒绝了。随着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接壤的武尔科瓦和西斯洛沃尼亚被克罗地亚夺回，克罗地亚士气大振，迅速攻下了克拉伊纳，最终实现了克罗地亚成为完整“民族国家”的目标，却总共制造了大约25万克罗地亚塞族难民（数据来源于UNHCR）。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有亲人，所以最终留在了贝尔格莱德生活。而那些没有亲人的人，在难民营停留了一阵子，就被转移到了科索沃”，Bojan说。那时科索沃战争还没有打响。而这也间接促成了米洛舍维奇清洗科索沃的计划——为解决塞族难民问题寻求出路，以族性争夺领土。科索沃在1999年成为了前南斯拉夫遭种族清洗最彻底的地区。
在中国做过多年外教的Stefan家也是那一波难民，落脚在了贝尔格莱德的郊区，因为家境贫穷未能读完大学艺术系。他的祖父拼死留在了克拉伊纳，守住了在克罗地亚的祖宅，如今祖父去世了，祖宅作为遗产留给了Stefan，但他和家人并没有回去生活的打算。但是如果把房子卖掉，就等于放弃了塞族祖祖辈辈在那里的生活痕迹，放弃了对“起源”的坚守。
塞尔维亚自战争之初就是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随着波黑塞族共和国对穆斯林的侵略与杀戮行为愈发引发国际社会对塞族的声讨，实现和平就此成为了贝尔格莱德当局在战争后期最大的愿望。然而，企图阻止波黑塞族领袖卡拉季奇激进化行动的失败，让米洛舍维奇对整体战略彻底失控了。在北约轰炸的威胁下，米洛舍维奇压力倍增，南斯拉夫开始对波黑塞控区实施制裁。1995年陷入泥潭的塞尔维亚，与战争初期那个雄心壮志、志在必得的国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与卡拉季奇所领导的塞族共和国决裂、并放弃克罗地亚的塞控区，是米洛舍维奇在那时不得不走的一步。
然而，如此轻易地放弃了那片打响战争的第一片领土和那领土上的族人，又断然与其一手扶植的塞族共和国划清界限，为塞尔维亚人留下了永久的困境：究竟为什么要开启那场战争？尽管那场战争从未真正发生在塞尔维亚这片土地上，但它的“无意义”与塞族不得不集体承担的“杀戮民族”的指控，成为了塞尔维亚人几乎无法背负的重量。在之后的二十年间，贝尔格莱德当局不断强化其塞尔维亚的受害者的叙事——塞族是唯一想要维护南斯拉夫的民族，它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对主权的瓜分而战。
走在傍晚人声鼎沸的贝尔格莱德商业街上，Stefan轻描淡写地向我们忆起他在深圳生活时的一段无足轻重却又耐人寻味的插曲。一个Party完的周五夜晚， 他站在路边抽烟，偶然听到了附近有人用他的母语交流着对初到这个城市的困惑。他随即走过去帮忙，向他们推荐可去之处。
很快他意识到对方是克罗地亚人。“那次之后，我们又见了一次。”他们在一间安静的酒吧坐下来，在这个距离故土遥远的地方，互相从自己的视角讲述了一遍那场战争和各自的战争故事，非常平静。“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成为朋友。”
被不断建构的民族仇恨
莫斯塔尔是前南斯拉夫作为民族分裂的典型被报道最多的城市。它地处波黑南部，是黑塞哥维那地区的中心城市，曾经塞族、克族和穆斯林共同生活在这里。其名字来自“守桥人（Mostari）”一词，城市本身正是以一座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时代修建的桥而闻名，不过，现在能看到的那座桥已经不是本来的那一座了，它在波黑战争时期被克族军队炸毁，而重建后的这座桥，就成了克族与穆族民族分裂的表征——桥的东侧是穆斯林的区域，而桥的西侧则是克族的地盘。
莫斯塔尔那座著名的桥。 李丹 摄
到达莫斯塔尔那晚像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夜色中街道空空荡荡，路灯稀薄，我们去寻找那座桥却走错了方向，河在黑暗中流淌，野生的气息扑面而来。对面夜空升起了一个月牙，我们正笑着说那极像一个清真寺的标志，却看到了一幅令人惊诧到近乎恐惧的景象——左边更高的天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发着光的白色十字架。再走近些，我们才隐约看到，那十字架是建在一座高山上的天主教堂，山体隐藏于夜色之中，只突显出天体般质感的十字架，诡异得宛若天启。后来询问当地人才得知，这座大部分景观被塑造为奥斯曼帝国式的古城，对新建筑有限高令的要求，而战后的莫斯塔尔克族一方，却故意在此处建起这座严重超出高度的天主堂，以一个闪烁冷漠光芒的十字架宣告对“奥斯曼空间”的君临。意识形态作为人工造物难以被察觉，模 拟出了亘古的永恒性。这幅象征主义的夜空争夺战是否正是这座城市的隐喻？
这座城市的空间分裂也的确是超乎想像的。克族的孩子和穆斯林的孩子不会在一所学校读书，即便因空间所限共用一所学校，也是同一个屋檐下“轮流上岗”——克族学生上午上课，穆族下午上课，老师和教材绝不可能共享。事实上，它还拥有两套公交系统、两套医疗系统、两套消防系统、两个电力公司、两个夜店、两个足球队……“如果穆族队对德国队，那这个城市里的克族居民就会支持德国队；如果克族队对中国队，那穆族居民就支持中国队……”，带莫斯塔尔Free Walking Tour的穆族导游Pavle戏谑地讲。“那如果是穆族队对克族队呢？”我问。“那就是战争了”，他大笑。Pavle的形象就像个游击队员，粗壮而有力量，他同样参与过那场战争，在波黑共和国军队中保卫这座城市。他的祖父曾经参与过铁托领导的游击队，而他至今仍然坚称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是铁托的忠实粉丝和社会主义者。
今天的莫斯塔尔就像是萨拉热窝的拟像，只是一个更加失败的版本。游客集散地模仿萨拉热窝的那些私营博物馆和画廊，讲述着一模一样的穆斯林创伤故事，然而鲜有游客问津，就像是努力撕开自己伤疤换取路人施舍的乞丐，却无论如何换取不到那些高高在上的目光。
莫斯塔尔街上至今留着大量未修复的战争废墟建筑，看上去过于触目惊心。 李丹 摄
不同于依靠着大量国际NGO的资金形成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中产阶级的首都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已经没有中产阶级了，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失业率近乎50%，大多数家庭里都只有一个人有工作。城市只能发展旅游业，很多人靠出租房屋维生，但可以说根本没有“经济”可言。
日光下的的莫斯塔尔满目疮痍，未被修复的战争废墟在这个奥斯曼风格混杂着南斯拉夫现代主义建筑群落中随处可见，控诉着那场围城战。莫斯塔尔事实上经历了两场围城战，第一场围城战发生在1992年4月到6月，波黑宣布独立后，南斯拉夫人民军包围了这座城市。为了抵御塞尔维亚，波黑克族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和穆斯林政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建立了共同应急委员会、警察部队、巡逻队等。然而，南斯拉夫人民军撤走后，克族和穆族的战火很快就引燃了。1992年的7月，克族一方宣布成立克罗地亚黑塞-波斯纳共和国（Croatian Republic of Herzeg-Bosnia），成为波黑境内与塞族共和国一样的政治实体，并寻求与克罗地亚的合并。
南斯拉夫时代修建的百货公司，战后至今千疮百孔。 伍勤 摄
莫斯塔尔彼时正是被定为“黑塞-波斯纳”的首都，虽然出于战争形势，实际的政治中心是莫斯塔尔近郊的格鲁代。1993年夏天，持续了一年的第二场围城战开始了，克罗地亚军队直接控制的波黑克罗地亚防御委员会包围了莫斯塔尔，并以莫斯塔尔为中心展开领土扩张和对穆斯林的清洗。穆斯林居民一再被克族激进士兵告知他们该回土耳其或者伊拉克，“这里是克罗地亚共和国，历史上就是克罗地亚人的土地”。
今天的莫斯塔尔不再有塞族人。他们随着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撤退，也都迁出了这里。对塞族人口的转移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交易，克罗地亚领袖图季曼和塞尔维亚领袖米洛舍维奇在战争开始不久后，私下签订了如何切割并瓜分波黑的合约，一半并入塞尔维亚，一半并入克罗地亚。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几次商讨切割波黑的会晤录音在战后作为机密资料流出，人们才恍然大悟——莫斯塔尔就是塞方在交易之下让渡给克方的领土，于是，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塞族就作为筹码，必须离开。
“我童年时最好的朋友是塞族人，他就在那时跟着他的家人离开了，从此失去了联系”，Elvir说。他是穆斯林，莫斯塔尔一家促进族群和解的NGO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们，米洛舍维奇对那些被他要求迁至塞尔维亚的塞族人的承诺大多没有实现，他们最终只是成为了难民潮中的一支，“他们期待塞尔维亚政府安排住房、分配就业，然而大多数人发现，到了那边只能靠自己从头再来，一些不那么善于打拼的人就只好在那些年里流落街头……”
莫斯塔尔街景，背后是战争时期狙击手占据的楼，前面的涂鸦写着“我爱波黑”。 伍勤 摄
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塞族的Damir在塞尔维亚边陲小镇读中学的一个同班同学Ana就是从莫斯塔尔迁过来的塞族，她在那座老桥上学会了走路——迈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步。“那座奥斯曼式的老桥绝不止是穆斯林的精神象征，它同样是无数塞族人、克族人的故乡。“Ana的facebook头像是她回去旅游时与那座桥的一张合影”，Damir说。
“这是穆斯林、克族和塞族共同的城市，没有了塞族，它不再完整”，我们在莫斯塔尔的airbnb房东说。他是穆斯林，曾经是Pavle的战友，一起保卫过这座城市。
在后战争时代的前南斯拉夫，民族分裂与仇恨通过各个共和国的宣传机器，持续地印在了全世界的意识之中。游客、前来报道的西方媒体与研究者，再生产着这样的印象。有学者指出，在莫斯塔尔，很多人被采访了无数次，他们谙熟来自西方来访者们想要的“冲突故事”的框架，并主动把后者想要的东西喂给他们。
然而，即便是在战争发生期间，南斯拉夫从不缺少塞族、克族、穆族普通人之间对彼此的恻隐、爱护与援助的故事，只是它们不受媒体的欢迎。尽管波黑除了惊骇了世界的斯雷布雷尼察外，还有9个城镇遭受过种族清洗，但绝不是所有的塞族人和克族人的种族狂热都被民族主义政治家与激进分子调动了起来。在波黑一些塞穆混居的镇子，跨族群通婚现象在战争时期甚至飙升——塞族普通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穆斯林邻居不被本族群的激进分子所杀害而选择与他们结婚。在后来的审判中，也有不少回忆指出，那些克穆混居处，有相当多的克族人帮助穆斯林，一些克族人还因此被杀害。而萨拉热窝、莫斯塔尔这些本来就通婚极高的城市，很多跨族群家庭无法面对战后社会按照民族的分野重建，更无法作出让自己的孩子读哪个民族学校、接受哪套历史叙事的选择，而不得不移民到海外生活。
萨拉热窝市中心不远的一座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坍塌到让人走在期间时心惊肉跳，不禁好奇狙击手们集中了多少火力来对付这座“堡垒”。然而，查询了这座废墟的历史，我们惊诧地发现它是在战争开始前夕刚刚建成的一座养老院，从未投入使用过。坊间的一个说法是，萨拉热窝围城战的很多塞族士兵，事实上不忍心对着他们的同胞开火，于是选择集中火力对准这座空无一人的硕大建筑，一轮又一轮的完成他们的轰炸使命。Marko在1980年代末出生于塞尔维亚城市查查克，他对那场战争唯一的记忆是，南斯拉夫人民军征召他的舅舅入伍前往波黑，全家人想尽办法帮他的舅舅躲兵役。“我们知道他入伍是要去打穆斯林的，没有人希望舅舅去打这场无意义的仗，杀害自己的手足。”
从未投入使用的养老院和养老院前的遛狗人。 伍勤 摄
养老院内的景象。李丹 摄
一个穆斯林囚犯在战争期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当他看到监狱中塞族、克族、穆族相处得那么好，甚至想把妻子和孩子一起接到监狱来，“我猜想狱中的人要比外面的人活得更好”。而与之形成玩味映照的是，后来在海牙国际法庭被审判后，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的战犯也相处得那么好。关押期间有媒体采访报出，克族的将军与塞族的将军一起打网球，是很好的朋友。
事实上，冲突三方的政治领袖们即便在战争期间就有着密切的利益纽带，那些民族主义政治家/军人很多都卷入在军火生意中——塞族人把武器卖给克族，克族再卖给穆斯林……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像这些有着共同利益的“伙伴们”一起玩的一个游戏，他们发战争财，也借着战争得势并巩固权力。但“游戏”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战争结束后的今天，灾难性结果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
从哪里和解？
即便像Pavle这样颇国际化（曾经在意大利生活过多年），交往着在这里做研究的美国女友的莫斯塔尔人，生活在莫斯塔尔也只能靠带免费旅游团一次又一次参观城市未愈合的伤疤为生。不过，这对于他而言，是另一种尊严的捍卫：不加入民族主义政党，也不为作为新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国际NGO服务。
在波黑，不加入自己族裔的民族主义政党，几乎是不可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的。这是民族主义政党续命的一项重要工具——即便你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依然要玩他们设定的游戏规则。困顿的底层近年来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却一再被本地政客们用民族主义叙事分化，将经济问题转移至族群问题。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党会马上搬出“帝国主义对科索沃的威胁”，波黑穆斯林的媒体上开始宣传“塞族要来杀我们了”。这足够让人们不再思考他们所面临的经济状况，而陷入歇斯底里的民族仇恨。而那些纷纷致力于“民族和解”议程的国际NGO，看似是民族主义政治的反面，却与本地政客们一起，让这个社会维持自1990年以来的原貌，它们无不在推动国际社会对波黑的进一步干预，让早已无主权可言的波黑彻底沦为欧洲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输出地——一个彻底的失败国家。
大量来自欧洲的NGO，在波黑做着民族和解的工作，养活了本地具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们。事实上，波黑战争结束的22年来，这里所有的国际NGO都在做所谓民族和解的议程。“普通人从来都不需要被和解，那些族群混杂的地区，人们跟自己的邻居一直很好。和解的唯一办法是把那些通过煽动民族主义而巩固权力的政治家们抓起来”，Krunoslav Stojakovic说。我们在《雅各宾》杂志上读到了波黑学者Stojakovic写的关于波黑的文章，随即约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十月”见面。他是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贝尔格莱德办公室主任，也活动于前南斯拉夫社会运动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没有任何组织把“民族和解”放置在议程之内，大家深谙它的“虚构性”。
制造着结构性民族分裂的本地政客和致力于“民族和解”国际NGO就是这种灾难得以延续的一体两面，共同从现状中获利，却又在修辞上充当彼此的替罪羊。
无论在光谱上位置多么不同的政党——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没有真正的经济议程，无不内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建立国内的生产，或是推行另类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有人都相信，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当今唯一可操作的模式。而他们也从这样的经济模式中榨取了大量利润。作为制定这一游戏规则的欧盟，自然支持这些政客——仅仅是在修辞上与他们对立。“没有人会说，我们需要更健全的社会系统，需要建立自己的生产体系，需要更公平的医疗和教育系统。霸权性的主流叙事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Stojakovic补充到。
萨拉热窝的一家老年棋牌室。 伍勤 摄
创伤的历史与干涉的当下固结为一个跳不出的政治框架，让这里的政治只能在“民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这两个“去政治化”的议程之中展开，没有真正的选项。人们越来越愤怒，没有人想继续“被和解”了。他们不需要那些从荷兰、瑞典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不断地问他们，1990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创伤，到底哪一方先发动了那场战争，哪一方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哪一方是无辜的受害者……人们都在努力望向未来，而不是不断地纠结于过去。然而，与此同时，各个共和国也并不想让人们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官方叙事里，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掌握着战争的真相，争夺最大受害者的位置。就进入这样一个无限的死循环。
这段历史也成为了今天经济的支柱，波黑的各大城市都在努力搞“战争旅游产业”，外国游客们过来消费这些痛苦的故事，完成他们的“虚拟冒险”。创伤经济、民族和解、真相争夺的共同作用下，让波黑这个社会就卡在了那个时间断层中，无法走出来。
“我们不需要和解，需要的是斗争！唯一的出路是团结起来，跳出身份政治的迷雾，把社会问题还原到经济问题”。塞族左翼活动家Drazen这段话，在我们旅程结束之际，持续地回响……
（作者：伍勤，李丹，2019-07-07，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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